清算时刻与“新世界”的形成

在主导国内部，“终结性的世界危机”突出表现为“上”与“下”、“左”与“右”之间的政治斗争，国家因此被拖入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状态。中下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的阶级斗争加剧，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反体制、反精英、怀旧、排外的民众愤怒情绪，往往获得更大势头，有时让一些作为精英的政治家不得不披上民粹外衣，以求自保或浑水摸鱼；国家精英阶层内部的路线斗争也比以往更加激烈，在如何应对危机、维护既存利益的问题上吵吵嚷嚷，既缺乏定见，也缺乏大刀阔斧、刮骨疗毒的勇气。

这往往导致多方面的灾难。

一是决策质量的下降。“家底”的空虚和利益格局的固化，或者让政治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形成尖锐的政治极化而陷入决策僵局，或者至多只能做些小修小补的改革，根本无济于事。二是财政纪律的败坏。经济形势的恶化本就让政府可支配的财富缩了水，而花钱的地方又越来越多，无论是社会福利需求的满足还是海外行动成本（对外战争）的支付，都需要大量的钱。怎么办？要么向别人借，要么自己印。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意味着主导国财政信誉的不断削弱。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有助于国内不同阶层、不同派别之间达成妥协的国内共识松动了，主导国对外倡导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也因主导国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而大大褪色了，各国对主导国曾经倡导的理念与口号越来越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四是主导国自己的封闭和收缩。主导国在大开大合的国际“大交换”中自己受不了了，不得不顺应国内部分产业的呼吁而奉行保护主义，顺应国内多数民众的呼吁而将重心收回国内。这种状态下的主导国早已失去了主导国应有的战略意志和精神面貌，其掌控国际体系的时日便屈指可数了。

“终结性的世界危机”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危机”，是因为其爆发主要还是在全球层面，而不仅仅在作为国际体系中心地带的主导国内部。在主要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经济竞争、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后，世界规模的战争往往成为“终结性的世界危机”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主导国往往是战争的发动者。主导国眼见自己的主导地位岌岌可危，更加激进和冒险的心态会在对外决策圈中弥漫扩散，希望能运用自己依然占优的军事实力加紧打压后发国家，以便维持本国的竞争优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确保自己的海外利益。后发大国往往是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危机背景下，主要的后发大国日子也不好过，不仅国内存在与主导国类似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困境，而且还要应付来自主导国的打压。内外压力下，后发大国的反抗意识也会增强。大量边缘国家也常常是战争的参与者。这些国家或者受到主导国和主要后发大国的控制而被裹挟着参与战争，或者是为反抗其他大国的剥削，或者本身就是其他大国争夺的“前沿地带”而干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甚至这些边缘地带的某些重大变故或动荡有时也会鬼使神差地把主要大国拖入战争之中。

战争是巨大的不幸，生灵涂炭，芸芸众生苦不堪言，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愿看到战争，不愿看到人类因战争而遭受苦难。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是世界危机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危机的出清方式。在“终结性的世界危机”阶段，战争的作用是使过剩产能以畸形的方式得到快速释放，过剩劳动力以令人痛心的方式被大大消耗，郁积在人心之中的“愤怒”“冒险”“破坏”等负面政治能量也以“相互伤害”及“事后忏悔”等方式得到释放。各国社会财富被重新分配，社会阶层被重新划分，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被重新洗牌。

对曾经的主导国荷兰而言，“终结性的世界危机”突出表现为几次英荷战争，荷兰与英国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主导国的“换岗”；对曾经的主导国英国而言，“终结性的世界危机”表现为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等一系列事件。一连串重大危机的爆发，乃是主导国的主导地位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的清算时刻，“旧世界”在这些危机中被砸烂；与此同时，一个更先进的“新世界”在大调整、大变革、大动荡、大对抗中逐步建立，各国的国家形态得到更新，新的主导国在此过程中产生，并以其为中心形成新的全球经济环流——世界现代化进程因此不断向前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