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主导地位的终结

“终结性的世界危机”来临时，危机通常表现为包括主导国和其他后发国家在内普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互叠加的状态，国际安全危机也发展到世界大战的最高阶段。此时的世界已是一团乱麻，进入总的“清算时刻”，非要经过长期的折腾和巨大的消耗，才能完成危机出清和体系重建。

1914年一战的爆发，便是英国主导国际体系百余年后的“清算时刻”，标志着世界危机正式进入“终结性的世界危机”阶段。此后，英国主导下的早已风雨飘摇的国际体系，在经历“大萧条”和二战等一连串危机冲击后，终于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英国长期奉行的“威慑”和“均势”政策的破产，意味着英国主导下的国际安全体系的解体。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势崛起和快速扩张，英国最初想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打压加以遏制——这就是布尔战争的背景。24英国虽然以巨大的成本取得了布尔战争的胜利，但从此进入了海外成本激增的时代，英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失衡与不稳定也昭示于人。自此，作为后发大国的德国，从军事层面对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发起挑战的意志更加坚决了——这又成为一战爆发的背景。一战中失败的德国，随着国内困境的加剧而重新武装自己，试图以战争方式摆脱国内困境和强加于己的不公正安排——这又是二战的起因之一。英国被再次拖入战争并陷入极大的战略消耗，这彻底击碎了英国长期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

在国际安全体系解体的同时，英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土崩瓦解。这可从三方面看。一是自治领、殖民地的离心倾向。英国不得不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承诺，在帮助英国渡过难关之后，它们将在英联邦中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自治权。二是“东方革命”的爆发。一战后期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创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东方革命”不仅意味着俄国这个客观上对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供巨大支撑的后发大国，公然与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彻底“脱钩”，而且还为后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次演进进行了宝贵的制度创新实验。三是大量边缘国家的政治独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都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呼吁“主权独立”和“民族自治”，大量处于国际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日渐觉醒，强力反抗欧洲列强的剥削和压迫，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独立解放事业。上述三方面变化，分别从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地带、半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快速侵蚀着英国的主导地位。

首爆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1929—1933年“大萧条”，则是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致命一击。与1873年危机一样，危机起源于更具系统重要性的美国，而不是作为体系主导国的英国。

对于“大萧条”，金德尔伯格在其《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这三个方面是：一、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三、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除非某些国家，像英国在19世纪和截至1913年时所做的那样，采取行动去稳定世界经济，否则这个体系就不可能稳定。在1929年英国没有能力这么做，而美国则不愿这么做。当每个国家都转而保护它自己的国家私利的时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抛弃、被损害的命运，而这时所有国家的私利也就随之受到损害。25

在“终结性的世界危机”阶段，英国的国内矛盾也高度激化。内部的困境和折腾，让这个曾经无比荣耀的“日不落帝国”失去了领导世界的意志和能力。

内部困境首先体现为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一战期间，英国的生产和出口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英国不得不变卖自己持有的一部分国外有价证券，并向美国借债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英国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出现了颠倒，英国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美国的债务国。26此后，由于海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减少，英国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待到二战到来时，英国的海外投资收入进一步受到重创，外债激增，英镑地位恶化。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海外投资减少了1/5，外债则增加了将近30亿英镑，变成有巨额负债的大国。27

英国内部的折腾，则以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为标志。受到战后经济困境和“十月革命”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英国政府和资方的让步空间都很有限，工人阶级与政府和资方的矛盾不断上升，终于引发1926年全国总罢工。全国总罢工导致英国经济完全陷入瘫痪，造成巨大损失。美国“大萧条”让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雪上加霜，失业人数激增。到1932年第三季度，英国失业人数接近300万，失业率高达23%。28

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在英国政坛中快速崛起：1918年成为议会第三党，1922年第一次占据“国王陛下的反对党”的座席，1923年第一次上台执政。由此打破了英国政坛中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格局，改变了英国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导向，带来英国内外政策的深远变化。29历史悠久的自由党沦为次要角色并陷入分裂，由它代表的“帝国统治”“自由贸易”政策，也被保护主义的国内关税政策和收缩主义的对外绥靖政策取代。一战前的英国虽然总是将“和平”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其对外政策是相当强硬的，从不准备让步，而二战到来时，张伯伦则不得不匆匆往返于伦敦和慕尼黑之间，为保持和平和维护现状而不得不一再退让，昔日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神气与自信早已荡然无存。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