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萎缩与“新的阶级战争”
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大规模中产阶级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政治学家相信，中产阶级是政治的“后卫”，认为中产阶级对自身处境的满意，以及他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让他们成为国家现状的守卫者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的推动者；经济学家则相信，中产阶级是消费的“前锋”，他们的消费需求很强，是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学家则相信，中产阶级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也就是说，大规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乃是维系现代国家之中的经济盈利性、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的积极力量。
然而，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普遍信念，几乎都是建立在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或至少维持恒定规模这一假定之上的。如果有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同参与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历史学家可能会着重强调的是，现代国家内部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乃是发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事件。现代国家之中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规模也并非始终处于扩大之中。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乃是因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而出现的；随着国家“去工业化”程度加深，中产阶级规模将会趋于萎缩。当中产阶级的规模趋于萎缩或者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的难度增大时，中产阶级发挥的作用恐怕就不再是消费的“前锋”、政治的“后卫”和社会秩序的“基石”了。
在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区分之下，美国的中产阶级有新老之分。老中产阶级通常指19世纪末之前美国尚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企业主等。在他们的上端是富有的商人阶层，在他们的下端则是在码头、工厂车间和马车行出卖劳力的雇工，而他们正好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层。随着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集中化程度大大提高，生产方式得到巨大改进，同时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也在推进，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大规模的“白领”出现了，他们构成美国新中产阶级的主体。
1870年，美国的白领阶层只有75万人，仅占劳动力市场的6%；1940年，白领阶层的规模已达1250万人，占到劳动力市场的25%。这些白领主要由教师、推销员和各类办公室职员组成。1870—1940年，白领阶层的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二战以后的经济繁荣，又使美国的白领阶层进一步扩大。13同时，随着新政以后美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做得更多，以及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大部分蓝领阶层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20世纪30年代新政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是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当时的人们持有一种普遍信念，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让自己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子女的生活也将比自己这一代人更好——这是“美国梦”的核心内容。
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贫富分化程度最小的时期，美国社会中仍存在着大量贫困现象。他们之中，有因生产过程自动化而被打入经济底层或流落街头的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有因农业技术变革而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农业流动工人，有“最后被雇用、最先被解雇”的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族裔，还有一些被人遗忘的老年人、社会底层的流浪汉，以及在农村活不下去、在城市又遭排斥的乡下贫民等。这些人的数量有四五千万，占当时美国人口的1/5～1/4。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本老书《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对此有很好的记述。与当时广受称颂的美国“丰裕社会”视角不同，这本书的作者迈凯耳对美国的贫富分化给予相当尖锐的批判，在他看来，“贫困在美国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14这种富裕社会中的贫困现象，成为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的重要动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此书，探索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贫困与今日美国的贫富分化之异同。
当然，贫困现象的存在，并不影响美国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体这一基本现实。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大多数人有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至少心中存着美好的期待，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生活水平的改善，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向上流动。这是社会总体稳定的原因所在，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总体上是理性温和的，社会总体上是稳定有序的，政治总体上是有共识和能够形成合力的。这也是人们觉得战后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党纲没有实质性区别的原因所在，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它们在政治路线上也必然是有共识的。
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新的镀金时代”，产业空心化日益加深，“金融化”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的就业机会逐步减少，美国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开始遭受侵蚀。
1979—2003年，美国社会中最穷的20%家庭的收入增长率为1%，20%较富有家庭的收入增长率为49%，收入在中间水平的20%家庭的收入增长率为9%，而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则高达111%。根据美联储数据，美国社会中1%的最富有家庭大约掌控了1/3的社会财富，接下来9%的富裕家庭又占有社会财富的1/3，剩余的1/3财富则归属其余的90%家庭。15类似的统计数据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大量列举了。它们的统计时段或有差异，统计方式也各具偏好，选取指标各有重点，它们所显示的美国社会贫富基本走势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的规模日益萎缩，且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的难度越来越高。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3年，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发出警告称，美国正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分裂成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第一个是由那些少数极富有的人组成的社会，他们拥有和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权力；第二个是由日益缩小的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这些普通人为了一份低收入和福利保险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劳动时间；第三个则是由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组成的社会，而这些人的数量在快速增加。16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市造成的巨大社会混乱，被认为是21世纪以来继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面临的第二次重大灾难。这既是一次天灾，又是一场人祸。它暴露出，美国社会因为贫富严重分化和弱势群体增多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新奥尔良市不断拓展至周边的沼泽地，变成了一个四周以人造堤坝围拢、与海平面平齐的大盆地。在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风暴潮让堤坝出现几十处决口后，海水灌入了盆地，淹没了城市大约80%的土地，水最深处达10英尺[1]。因为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大多住在地势最低洼区域，他们的住房遭受了严重破坏。在新奥尔良市的都会区，大约每3套非洲裔美国人的住房就有2套被淹，而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住房平均每4套只有1套被淹。因为没有足够的汽车，许多低收入的黑人尽管接到强制撤退命令，依然无法按时在飓风袭击之前离开或者干脆选择不离开。有4万多人（主要是黑人）在超级巨蛋球场和陷入混乱的会议中心临时避难，人的粪便和各类生活垃圾堆积如山。至少有1500多人死于这次灾难，风暴过去数天后，仍有尸体在街头腐烂或者漂浮在洪水之上。17当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破坏的画面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中反复播放时，人们几乎难以相信，这样的情形竟发生在美国。
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因贫富分化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大大加剧了。金融危机后，富人们只是遭到了短暂的冲击，借助政府各类刺激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利好，他们反而获得了更多财富；而美国社会的中下层群体受到的冲击，却是实实在在和长期持续的。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这场运动将长期存在的贫富严重分化问题推到美国舆论的风暴中心，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产阶级萎缩带来的社会分化、阶层固化和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有人甚至认为美国正在爆发“新的阶级战争”。18最近几年，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这方面情况的图书作品，如《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乡下人的悲歌》《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等。19这些作品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叙述了美国中下层社会群体的地位脆弱性和处境之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问题。所有这些作品都最终触碰到一个敏感而重大的话题，即在这样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中，“美国梦”是否仍有吸引力和感召力。2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产阶级萎缩而加剧的社会阶层分化，既体现在不同族裔之间，也体现在同一族裔内部。21也就是说，除了非洲裔美国人普遍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外，即便是在白人群体内部，广大中下层群体的生活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金融危机之后，再度出现于公众视线中的“白垃圾”一词，指的便是这些人。这些白人中下层群体长期受到的忽视以及由此滋生的愤怒情绪，成为民粹政客扩大政治支持的工具。
在2018年出版的极具爆炸性且充满争议、中国民众也并不陌生的《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一书中，作者迈克尔·沃尔夫记述了这样一段关于“白垃圾”和特朗普的情节：多年前，当特朗普陪同外国投资者参观大西洋城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问他“白垃圾”是什么意思。当时特朗普脱口答道，就是像我一样的人，只不过他们很穷而已。对此，《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评论敏锐地评论道，特朗普之所以能在2016年的大选中“意外”获胜，就是因为特朗普能像魔鬼一样感知到这些人的愤怒，并且用各种脍炙人口的“金句”煽动这种愤怒，把这些人的挫败感和愤怒转变成自己在总统大选时的政治资本。
《金融时报》的这篇专栏评论，用冷冰冰的数字来勾勒这些被称为“白垃圾”的人的窘境：
20世纪90年代末，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非洲裔美国人相比，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白人在50多岁死亡的风险低30%；到2015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的风险已经比非洲裔美国人还高出30%了。男性白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比例略低于1/3，而他们占美国自杀人数的比例却超过2/3。尽管如此，美国白人工薪阶层颓丧的精神状态，总是被主流社会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方面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在特朗普“意外”胜选的2016年，“变性人”一词在《纽约时报》出现了1169次，而“鸦片类物质”一词仅仅出现了284次。22
恰恰是这类“鸦片类物质”，成为“白垃圾”们在现实世界中唯一可以寻找的慰藉。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在上任之初便向中国施压的诸多议题之中，所谓“芬太尼对美非法出口问题”排在了施压清单中相当靠前的位置。其原因就在于，这类用于镇痛的处方类药物，由于价格便宜且效力更强，已成为美国的精神颓废者更青睐的新型毒品，每年因过度服用芬太尼而死亡的美国人有数万人之多。对“白垃圾”们而言，相比如何缓解生活困难和精神痛苦，像“变性人”这类事关人的存在形态与存在意义的“高大上”议题，实在有些太奢侈了。
中产阶级萎缩的最严重、最深远后果，是它破坏了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性。那些从中产阶级中跌落出局的失意群体，不仅逐步失去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转而更多地与吸毒、酗酒、暴力犯罪等恶行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觉得是政府和政治人物欺骗了他们、抛弃了他们，他们不再相信政治人物的号召与承诺，不再是国家政治体系的支持性力量。这正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受信任程度不断下降的根源所在。由中产阶级的愤怒和绝望带来的，是政治的更加极化和整个社会的更加撕裂。《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在《美国新阶级战争》一文中，在分析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的原因时，颇有预见性地说道：
2000年，33%的美国人自称“工人阶级”。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8%。工人阶级非但没有消失，按人们的自我认知，近半的美国人都是工人阶级。在某些方面，这些自我认知比收入中值或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更能揭示真相。这种自我认知表达了一种经济增长的好处与自己无关的感觉。这是非常不美国化的心态。哪个政党最能代表他们？是总在远高于他们收入等级的税收门槛减税的共和党，还是以多元化为组织原则的民主党？长期以来，白人蓝领们就像是投票支持感恩节的火鸡。但人们不要忘了，火鸡还可能会转投万圣节。23
【注释】
[1]1英尺=0.3048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