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与“跨国”的负效应
凡事有利就有弊。随着跨国公司的“垄断”特性和“跨国”特性不断凸显，以及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其对现代国家内部的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的削弱作用，对政府财政状况和技术领先优势的破坏作用，就越发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即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较长时间内仍能保持可观的赢利水平，但从国家整体看，它已经成为破坏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负面因素。
对政治合法性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形成了对政府意志的绑架。这是由跨国公司的超级“垄断”特性衍生出来的。
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在内的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大到不能倒”，“大到不能管”，“聪明到管不住”。它们成为对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系统性变量，有能力将自身利益描绘成社会共同利益，其在某些领域的专业性甚至超过那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对国家运行的机理以及政府官员的需要，它们更是了如指掌。这就容易出现学术界经常谈论的所谓“政治俘获”或“管制俘获”现象，即政府为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制定的工业政策，特别容易被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通常是在某一行业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型公司）绑架，使政府的这种干预性政策转而服务于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5
政府内部拥有决定权的一些高级官员甚至也心甘情愿被“俘获”，以便在短暂的“公共服务”生涯结束后给自己找到一个安稳和高薪的工作岗位。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成功劝说国会修改旨在禁止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便从财政部卸任。三个月后，他以1500万美元的年薪入职花旗银行，并且无须承担任何管理责任。而此前，正是花旗银行积极推动国会修改这一法律，以便推进自己的混业经营。6
这就形成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裙带资本主义”只会发生在人际关系比较稠密、政商协作比较密切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实际上，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是相当严重的。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他对美国裙带资本主义最早的印象，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演讲中提到的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威胁。7如今，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早已超出这个范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生，既与大型公司不断增长的规模和影响力有密切关系，又源于三个常态性条件：一是对民选官员提供竞选捐款的政治传统，二是对国会和规则制定机构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活动，三是政府公务员和私营部门商人之间可以摇身一变相互改变身份的“旋转门”。因此，美国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通常情况下，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全都具有吸引和滋生裙带风的可悲历史。8这种裙带之风甚至蔓延到学术界，企业界利用金钱诱使学术研究的议题选择和最后结论都潜在地倾向于为商业活动提供更大便利，迫使公众越来越不敢相信专家说的话了。9
表面看，这种政商关系模式似乎使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是一种双赢；实际上，它是一种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而换取短期商业利益的有害关系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剥夺，将导致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严重失衡，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巨大破坏。并且，对这种失衡予以纠正的难度和成本是极大的。“在更为健康的经济环境中，人们可以利用私人企业的资源来反抗政府的掠夺之手，或者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制约私人垄断机构的扩张。而当私人垄断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补救的药方就消失了。”10
跨国公司对国家财政的破坏，是随着其跨国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体现出来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这样写道：“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资源的盈利性出发，人们可以这样说，仅仅只有当国外的净回报（税后收益）超过在美国的总回报时，对外投资才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项特定投资的外国税后收益，超过该公司在美国相应投资后的综合收益（公司利润、劳工工资以及上缴税金）时，美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得到维护。”11但实际情况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净回报总是低于国内投资的总收益，在欧洲和加拿大就更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0年，美国对外投资极为迅猛，这个势头加上美国在海外的庞大军事开支，使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受到严重削弱，结果触发了美元危机。1260年代的约翰逊政府曾试图紧缩资本外流，但效果不佳；而后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和80年代的里根政府转而取消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从此，大规模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便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跨国公司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更大破坏，来自跨国公司的逃税行为。以著名的苹果公司为例。2012年4月《纽约时报》关于苹果公司合法避税的一篇报道，引起当时的广泛关注。作为跨国公司成功避税的最典型代表，苹果公司利用美国和各国税法中的漏洞，通过设在世界各地的小规模办事处避税。苹果公司的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税税率是8.84%。面对这种情况，苹果公司便在公司税税率为零的内华达州设立办事处，或在公司税税率很低的卢森堡设立办事处，并在这些办事处完成商业交易，从而以合法手段少缴税数十亿美元。13同年10月1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尽管苹果和谷歌等美国技术巨头在英国的营业额高达数十亿英镑，但它们每年在英国的避税额高达8亿英镑。苹果、谷歌、亚马逊和脸书这“四大避税”公司，通过在低税率国家和离岸避税港建立错综复杂的全球组织，能够合法地大幅减少缴纳给英国国库的税收。通过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向员工发放奖金，脸书和谷歌甚至在英国出现了账面亏损，这使得它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可以免交公司税。142017年4月，乐施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召开年会前发布报告称，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美国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为达到避税目的在全球各地避税天堂设立了1751家离岸公司，并藏匿高达1.6万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苹果公司藏匿资金为最高。15
让我们再看看跨国公司对社会稳定性的破坏作用。这是由跨国公司的“跨国”特性和“金融化”特性衍生出来的。
跨国公司将大量工作机会外包至海外，有多重原因。其中首要的当然是出于对劳动力成本的考虑：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显然比后发国家高得多。其次是接近消费市场的考虑，因为很多大体积商品的运输成本非常高昂，在当地生产并在当地消费，并更好地迎合当地的消费习惯，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而且很多外国政府对采购美国商品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而对美国设在当地的子公司的歧视则少很多。同时，很多跨国公司也有这样一层秘而不宣的考虑，那就是将在外国设厂从事生产作为防止外国厂家打入美国市场的一项预防性举措。16对那些有着全球视野和全球野心的大型跨国公司而言，美国的资源供给也不是最优的。为保持全球最强的商业竞争力，跨国公司必须在尽可能广阔的全球范围内建立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建立最有效率的研发生态系统和最为广阔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须占有最重要的供应链集群和人力资本，聚全球最优质资源而用之。17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久而久之，跨国公司的外包行为形成的深刻后果均是：在美国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遭到破坏，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普遍提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随之被削弱了。
跨国公司的“金融化”趋势，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顺便制造产品的金融公司”18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前绝大多数跨国企业高度借重金融市场以确保和提高自身的利润水平是不争的事实。汽车销售商利润的大头往往不是来自卖车，而是出售消费者购车贷款；能源公司往往通过原油期货投机提高利润。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企业利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提供的宽松货币环境获得的大量贷款，大多没有用于研发投入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股票回购，从而在金融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2019年5月，美国参议院中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其参院官网上发布了一份题为《21世纪的美国投资》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过去40年来，美国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来自金融投资的回报，而不是来自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投资。19这反映出一位在共和党内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忧虑。
这种“股东至上”的资本主义模式不仅损害了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而且还必然削弱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公司的盈利不必再依赖普通劳动者的支持，干嘛还要在意他们的感受、对他们的福利负责呢？如今，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已经意识到社会责任的缺位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企业是要盈利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如何才能营造起这样一种态势，确保有良知的公司不会被那些没有良知的公司驱逐，让它们在不必担心自身竞争力受损和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呢？20
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对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构成潜在而巨大的破坏。由于英国因技术扩散而导致竞争优势下降的前车之鉴，并且美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更加完备，因此可以说，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是小心翼翼的，特别注重保护本国的技术优势。很长时期内，美国公司在国外开设工厂，特别是在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设立子公司时，仍然选择将企业家、金融和研发留在美国本土。21前文说过，跨国公司也要面临跨国竞争，因此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研发资源，而没有必要始终以美国本土为研发的大本营。“跨国”的内在特性，也会不断销蚀跨国公司的国家认同感。子公司所在的国家也可能利用各种政策手段与跨国公司分享技术，甚至跨国公司以技术分享为交换条件，有意讨好其子公司所在的国家给予其更优惠的政策。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即跨国公司因担心失去海外市场而与东道国一起反对美国的某些限制性规定。22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研发活动向海外转移。1988—200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由62.08亿美元快速增至211.51亿美元，海外研发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新兴领域。23
跨国公司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帮助其他后发国家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使全球经济活动的重心不可阻挡地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转移，造成主导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24当人们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和第三个10年时，对此已经越来越深信不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