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因何成为制度缺陷

本书第二章提到，荷兰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权”设计，一度是荷兰的优势所在，为资本家自由借助国家之力追逐财富铺平了道路。但在荷兰成为主导国后，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为维持国际主导地位而加强对国际战略的运筹。也就是说，荷兰必须改变以往的分权体制，转向更强大的政府功能和更集权的制度设计，建立与其现代经济形态和国际主导地位相适应的现代政治形态。鼎盛阶段的荷兰不仅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废除了“执政”，转向“联省共和制”，实际上是由“联邦制”蜕变为“邦联制”。联省议会各行其是，缺乏强有力的国内领导核心集团，中央政府的功能反而更弱了，荷兰变得没有远见，缺乏共识与合力，盲目固守现状，只注重追求短期利益，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衰败。英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程度比荷兰高，但为增强政治合法性而做的民主化努力，客观上也形成了分权效果。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满足于现有制度安排，成为阻挠制度变革和政策变革的“分利集团”，亦在危机阶段加速了英国的衰败。

人们一定会问：在如今的美国，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将发现，美国政治制度的最重大特征亦是“分权”。分权对美国国家治理的利与弊，亦要结合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评判。在兴起阶段，分权的制度设计显然有助于自由资本主义“野蛮生长”；随着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美国的政治体制与时俱进地向着集权方向演进。在主导阶段，自罗斯福确立的新政传统，让美国有了总体完备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实现了经济盈利性、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和内外统筹性这几大目标——这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而言是很难得的。而在国家越过由盛转衰的拐点后，由于内外形势变化，国家内部共识逐步瓦解，利益差异日渐显露，作为美国政治基因的分权体制此时开始发挥破坏作用，明显放大不同层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和认知分歧，不利于美国集中各方力量和资源应对挑战与危机——这很可能成为美国衰落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