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与美国内部危机一同出现的，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困境与动荡。绝大多数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都在进入从稳到变、因变生乱、因乱而斗、斗而更乱的全面危机状态。新一轮逐步展开的世界危机，正在一步步接近百余年前上一轮“终结性的世界危机”全面爆发时的状况。

二战后确立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扩容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显然已经无法维系。在以美国的债务经济为推力构筑起来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经济的病症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到其他国家。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直接导致全球流动性膨胀，加剧了各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很多国家得了与美国类似的“金融化”“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的毛病，却没有美国那样对外转嫁危机的能力；各国的经济状况既与美国经济症状有类似之处，又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很快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猪五国”的财政境况成为欧盟整体状况的缩影。金融危机爆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始终难以摆脱“平庸增长”，“长期停滞”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受制于高企的债务水平，遭到滥用的货币政策又渐渐失去了效力。继欧洲、日本采用“负利率”政策后，新冠疫情后的美联储也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不少人开始思考，要是美联储也实施负利率政策，世界将是何模样。人们对美元信誉还能延续多久，将慢慢产生私下里的各自研判。国际金融体系正跌入无法自拔的陷阱，主要发达经济体似乎无奈地玩起一个不知如何终止的“击鼓传花”游戏。

主要大国之间的传统贸易关系也出现严重问题。特朗普政府正式放弃美国历届政府坚持的“国际主义”信念和“自由贸易”政策，端起“公平贸易”的机关枪到处扫射，通过加征关税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要求与对方重谈贸易协定并要求对方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即便是造成盟友反目和让美国民众买单也在所不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量可谓相当饱满，需要同时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的贸易谈判工作。在意识到自己与后发国家的经济联系为自己培养起可怕的竞争对手后，特朗普政府选择以极其极端的方式加紧与后发国家“脱钩”，严控国内尖端技术和设备出口，强化国内投资安全审查，断绝与后发国家的科技交流关系，并在与盟友的贸易协议中加入排他性的“毒丸条款”，试图以此延缓后发国家的崛起势头，倒逼制造业回流国内。殊不知，就像几百年来的历史表明的那样，正是主要后发大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参与，才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运转，才有国际体系主导国的“食利”特权。如今的美国选择切断与主要后发大国的联系，恰恰是在加速推动国际经济体系解体，而其经济主导地位也将随着国际经济体系的瓦解而画上句号，美国的主导地位将与美国引领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一同走向尽头。18

如果说雷曼兄弟等华尔街投行的垮掉是标志着这一轮“终结性的世界危机”正式开启的里程碑式事件，那么与雷曼兄弟一起垮掉的，还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从美国转向金融化至今的几十年里，得到广泛传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美国操控其他国家事务的强大武器，成为支撑国际体系运转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其后全球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停滞、政治极化、社会动荡的现实表明，这种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将原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治理理论推向极端的政治思潮，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伤害，而且最终让美国也付出沉重代价。19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遭到各国中下层民众唾弃，很多国家退回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堡垒中，对参与国际合作的热情下降，美国提出的国际倡议和者寥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美国的国际意识形态先进性荡然无存，维系国际政治体系运转的国际意识形态共识轰然崩塌。

思想的共识瓦解了，聚拢人心的基础就没有了，大国之间的协调行动自然越来越难。自冷战结束以来延续了20多年的以经济合作、军控合作、反恐合作、地区热点议题合作以及金融危机早期的危机应对合作为推动力的大国稳定关系框架，在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中国等主要大国的相互指责和不断升级的摩擦冲突中渐渐失去了效力。这意味着，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其与中国、俄罗斯等后发国家之间的权力稳定结构已不复存在。乌克兰危机和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尖锐对峙，令长久以来发生在桌面之下的美俄地缘角力公布于世，美国联手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给俄罗斯带来严重经济困难，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谷底。所谓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尽管其中很多细节仍未为世人所知，却足以令美俄矛盾发展到上纲上线的地步，有些人甚至认为俄罗斯成功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的“颜色革命”。美国在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同时，还在所谓的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不断消磨中美业已形成的战略共识，公然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忍受底线，更在科技、地缘、军事、网络、金融等领域发起旨在遏止甚至逆转中国崛起势头的公开和隐蔽攻势。“竞争”而不是“合作”，早已成为毫不讳言的国际政治主题词。

这一轮国际体系坍塌和大国战略竞争到底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会不会最终兵戎相见，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对此，可能有人认为，核武器的存在、各国之间更深的相互依赖，以及人们的理念进步，会为这一轮大国竞争划上有约束力的红线；也可能有人认为，更加扩容的国际体系和各国之间更深程度的相互依赖，反而增大了矛盾的激化程度和问题的解决难度，这次世界危机的出清将比以往更加困难，造成的伤害将远远超过以往。

未来的大方向势必由历史规律决定，未来到底如何展开却常常难以预测，也不便对此着墨过多。对于那些若隐若现的共同感觉，做到心知肚明就足够了。我们可以确认的最起码事实是：如果说过去几百年来的大国竞争和国际体系主导国的“换岗”，主要是欧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内斗”，自21世纪第二个10年全面开启的这一轮大国竞争则与以往有显著不同。这一轮大国竞争和国际体系重塑，同时伴随着从跨大西洋地区向跨太平洋地区的权力重心转移，伴随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思想理念碰撞，更伴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制度竞争。我们对此可以做出的最基本判断是：目前业已开启的这一轮大国战略竞争和国际体系重塑，绝不会止于“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这些“文绉绉”的形式，不经过异常汹涌的大风大浪和长达数十年的激荡较量，这一轮世界危机是根本无法出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