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金融化程度
面对滞胀，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与历史上由盛转衰的其他主导国一样，做出了事关其前途命运的重大判断，即“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能否继续获利做出了否定的判断，同时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巨额融资能否在时间和空间上延长它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做出了肯定的判断”。9在经过痛苦的煎熬与求索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放弃了“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道路，无奈而又充满憧憬地开启了“金融化”进程，开始充当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角色。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和一系列法律政策的修改，为美国的金融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制度支持。作为凯恩斯主义和“新政”路线的替代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和治国理念在美国逐步兴起。倡导新自由主义的“新保派”势力进入美国政治舞台中心，其中的不少人成为美国政府内的重要人物。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明确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削弱工会力量并减轻政府的福利负担；新自由主义还主张去除对资本国际流动的政策限制，促进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大量进入里根政府的“新保派”势力，既在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思路，也在对外政策中推广这一思想，要求其他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国家干预是坏的，自由市场调节是好的”的理念，越来越成为这一时期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
无论在共和党总统执政时期还是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旨在推进美国金融化的法律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1980年，在民主党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美国制定并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迈出放松金融管制的步伐。里根时期，美国又先后制定并通过《吸收存款机构法》（1982年）和《公平竞争银行法》（1987年）。这些法律逐渐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对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并购等。老布什任内，美国继续加大对银行并购的支持。1990年前后，美国共有46个州颁布法令，允许其他州的银行持股公司收购本州银行，彻底打破了美国金融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单一银行制度”和“单一州原则”限制，为银行业跨州并购开了“绿灯”。1991年美国制定并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允许所有储蓄机构和国民银行之间在银行合并条例的范围内进行并购。1994年克林顿政府任内，美国又出台《跨州银行法》，为银行业并购彻底放行。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1999年美国正式废除了过去60多年来一直实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打破银行分业经营格局，为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涉足房地产行业铺平道路。10
经过这些准备，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革命”在美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银行并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金融部门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金融操作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依赖空前加深。华尔街在消沉了几十年后，再度处于万众瞩目的荣耀地位。美国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的工作和生活，也与这个国家的金融活动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其《繁荣与衰退》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里根执政时期，华尔街迎来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繁荣的时代。金融家成了全国名人。投资银行承诺会立即致富，让人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从而吸引了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将退休储蓄委托给市场，大量资金涌入各种金融工具……家庭财富投资于股票而非低风险储蓄账户的比例从1980年的1/10增至2000年的1/4。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从1960年的每天约300万股增至1990年的每天1.6亿股，到2007年达到每天16亿股……到2000年，美国共有9000家共同基金公司，其中约6000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业……在1970年后的30年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抵押贷款组合和证券化贷款等“新兴”中介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份额激增，而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等“传统”中介机构持有的份额下降……随着美国金融奇才施展他们的魔法，华尔街开始繁荣起来……这产生了强大的“财富效应”：投资者因投资组合价值的增加而感到兴奋，他们更自由地借钱购买房屋和消费品。11
前所未有的金融化进程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西方集团中的欧洲和日本同样面临资本积累过剩的困扰。内生性的困境加上美国、欧洲、日本之间在金融积累阶段的竞争，将欧洲和日本也推向了高度金融化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产业界巨头们（奔驰公司、大众汽车、联合利华等）积极支持和推动欧盟一体化以扩大欧洲市场规模，并倡导保护主义立场，希望利用欧洲经济空间的扩大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技术-产业复合体”，以便与美国和亚洲的工业强国竞争。与此同时，出于对美竞争的需要，欧洲在构建金融化积累体系方面也不甘示弱，甚至动手更早。
1973年后，金融化的大幕率先由英国撒切尔政府拉开，此后逐步扩散到各国。到20世纪末，金融驱动的积累模式已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主要国家都实现了高度的金融化。至2008年，金融资产占欧洲各国GDP的比重，欧盟达到近600%，法国和英国为约700%，爱尔兰则近900%，金融扩张在英国、爱尔兰和冰岛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公司控制的欧洲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欧洲大陆经济体的金融化，就连德国这样不太重视金融化的国家也深度卷入其中了。12
日本在金融化方面同样走得很远。
从内生因素看，日本国内市场相对狭窄，更容易陷入资本积累过剩，金融化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打击十分严重，日本陷入了与美国类似的经济困境。为应对经济衰退，日本政府被迫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要求有相应的金融市场做配套，国债流通市场由此诞生。同时，日本企业手中握有大量剩余资本，也希望将其投入实物期货市场以谋求更大回报。在政企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政府开始以利率自由化为突破口，加速推动金融自由化，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日本的金融体系也不再发挥“护航体系”的作用。
从外部因素看，美国对日本的金融化进程施加了巨大的推动力。1983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要求日本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随后两国成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双方财政部官员多次碰面，探讨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改革问题，并很快达成大额存款利率自由化、废除外汇管制、允许外国银行参与信托业务三点共识。1985年，日本成立“制度问题研究会”，加紧研究修改“专业金融机关制度”，并于1991年发布最终报告书《有关新的金融制度》，正式开启日本渐进式金融改革。而此时美国已不满足于渐进式改革，要求日本实行更激进的结构调整。1996年11月，屈从于美国压力的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承诺，将在2001年前彻底改革金融制度。由此，“金融大爆炸”时代（1996—2001年）拉开序幕，日本金融改革的主导权随之被美国掌握，以接受存款并贷款为主要模式的战后日本金融经济体制被改造为靠价格、利率变动获利的投机金融体制，华尔街获得了在日本金融市场自由驰骋的机会。转眼间，日本金融市场就成为境内外热钱疯狂逐利的舞台。13
20世纪80年代，全球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几乎与全球GDP相等，而到2005年，该数值已达到全球GDP的3倍多。1980年，全球外汇交易的名义价值是全球贸易值的11倍，到2009年则激增至73倍。1980—2007年，全球各种金融衍生合同从1万亿美元扩大到600万亿美元。各种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集团、特殊投资载体以及操纵大型银行的控股公司，已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14通过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管制自由化和政府资产私有化，通过向冷战后大量融入国际体系的转型国家输出美式经济理念和国家治理模式，美国的巨量剩余资本实现了对各国金融体系的隐蔽掌控和往来穿梭，即便是欧洲各国和日本的金融体系，华尔街的资本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发言权和操控力。同时，欧洲和日本的大量剩余资本也大量收购美国的银行并参与美国国内的金融业务，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剩余资本合流。
很显然，美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已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金融垄断帝国主义”阶段。
这是一种无须领土权力控制的新型“金融货币帝国主义”，其核心机制是利用金融领域的市场经济机制控制各国。此时的美国已经把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结合转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并借助高科技的帮助，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发动一轮又一轮“金融恐怖主义战争”来摧毁弱国经济体，大规模转移各国财富以谋求巨额利润，从而夯实全球金融军事霸权的基础。在这种积累体制下，美国充分运用美元霸权的货币垄断，形成全球向美国纳贡的垂直金字塔形剥削掠夺体系。15这体现出，过去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经过从荷兰主导、英国主导到美国主导的演进，不仅体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而且呈现出重要的阶段性新特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短期内，金融化的积累方式似乎特别管用。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化绝非正路。
金融化的积累方式并没有发展出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它仅是一种隐蔽的财富转移方式，其结果只能是资本的超级过度积累和超级过度集中。它不仅败坏了实体经济的长远运行环境，而且将整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置于危险之中。由于金融性收益更加可观，企业越来越“不务正业”，在股市上的表现取代了营业利润率，成为最牵动经营者神经的指标；生产性企业受金融化的影响而削减长期生产性投资，必然损害未来生产部门的赢利能力。同时，金融部门倾向于采用更高风险的投资策略提高利润率，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投机机会，这些金融机构得以用相对有限的资本尽可能地扩张金融杠杆，从而增大了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而且，一系列资产被层层嵌套在一起，一旦某个市场的违约率突然提高，便会引发恐慌性的资金抽逃，引发连锁反应甚至酿成金融危机。由于金融体系的极复杂运作，对金融机构整体的风险评价也变得极为复杂，对金融危机做出事先预警和早期应对的难度极大。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