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主义、巨量剩余资本与“滞胀”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显现出工业化大生产的巨大潜力。在此阶段，标准化部件的机器制造已被广泛称为“美国制造体系”，即零部件可换的大规模生产体系。这一生产体系的最大优势是效率高、产量大，可以短期内创造出大量商品、获取大量利润，因此它既是一种先进的商品生产方式，也是一种高效的资本积累方式。由于美国经济是大陆规模的，远比历史上的荷兰和英国大得多，因此即便是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美国也已实现史上最大规模的积累。到20世纪，这种生产方式（或者说积累方式）被亨利·福特进一步发展到极致，美国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规模大大超越了历史上和同时期的所有大国。
当20世纪初的汽车还是型号不一、产量不大的时候，福特便断言：“造汽车的正确方法应该是让一辆汽车和另一辆汽车一模一样，就好像图钉工厂生产的图钉都是一种型号，火柴厂生产的火柴都是一个规格一样。”1908年问世的T型车，既是福特最得意的产品，也标志着一种更先进生产方式的登场。由于使用装配流水线作业，福特公司的汽车产量从1906年的每天100辆骤增至1921年的每分钟一辆，1925年甚至达到平均每10秒就能生产一辆T型车。在美国，到20世纪20年代，由汽车消费拉动的大众消费时代来临了，1927年美国拥有了世界上4/5的汽车，平均每5.3人就有一辆。而在欧洲，即便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和法国，此时也不过是平均每44人才拥有一辆。5
由福特开创和引领的这种生产方式与资本积累方式，被称为“福特主义”。由于福特公司的巨大成功，“福特主义”成为美国绝大多数工业集团的首要信条，有力支撑了二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对庞大军备物资的需求，为美国积累了巨额资本并夯实了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内经济的垄断，无论是横向垄断还是纵向垄断，其程度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最高的。二战后，这种生产和资本积累方式也被欧洲与日本效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种普遍的资本积累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新的国际合作体系。由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加之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内部矛盾起到强力出清作用，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仍难以摆脱步履蹒跚、停停走走的状态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在二战后进入了长达近20年的经济增长黄金期。
“福特主义”的优点是效率高、产量大、短期聚集大量财富，缺点是特别容易生产过剩，造成产品滞销和利润率下降。二战结束后，由战争拉动的巨大需求消失了，可是“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停不下来，结果必然造成更加频繁的经济危机。在二战后的30年内，美国先后爆发了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1973—1975年的6次经济危机。人们可以为每次危机寻找到具体的诱因，但其根子都在于巨量的过剩资本积累而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怎么办？在已经投入大量资本的情况下，削减产量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技术创新也不是说搞就能搞成的；在冷战对峙的政治氛围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对国内的工人阶级“好”点儿才行，降低工资似乎也是行不通的。唯有寻找，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新的更大需求。
那么，怎么创造新的需求呢？方法至少有二。
一种方法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更强的购买力。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美国企业内部逐步形成了新的劳资关系，劳资矛盾趋于缓和，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方式，确立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更为稳定的劳动合同以及最低工资的累进增加制。由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改善，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一定时期内，这种新的安排既保证了资方的经济盈利性，也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性。
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出马，通过国家干预进行“需求管理”。二战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总体奉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不断改进的社会福利政策，以日益扩大的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为基础，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不断烫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6
日子要是能这么一直过下去就好了！但怎么可能呢？
20年经济增长黄金期之后，“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奇怪现象”）终于出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经济，普遍从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甚至停滞。1973—198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GDP年均增长率只有2.4%，不到1960—1973年年均增长率5%的一半。西方各国普遍出现持续的高失业率和消费物价上涨。1960—197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1970—1982年则达到9.9%，日本、英国、意大利在个别年份甚至突破20%，美国也曾连续两年超过13%。7一时间，滞胀成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通病。
美国是“福特主义”搞得最好的国家，因此也是最早出现滞胀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后半段，美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滞胀的一些早期特点。从1967年起，利润率开始走低，工业生产增长率也开始走低，消费物价指数却逐步上升。1969—1970年美国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6.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1%，失业率由3.5%升至6%，消费物价上涨6.2%，标志着美国最先步入滞胀。滞胀令美国政府陷入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窘境。如果想要扭转经济停滞，就必须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以政府之力继续创造更大需求以提振经济，这必然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来重点对付通货膨胀，则必然引发经济衰退，老百姓肯定闹翻天。8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不得不反复摇摆于紧缩和扩张之间，并且无论怎么抉择，都无法应对滞胀的持续加重。
滞胀困扰下的美国陷入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危机状态。经济盈利性的危机自不必说，由于国家治理的失败，坚持了半个世纪、被两党和官民商学各界普遍信奉的“新政共识”出现了动摇；美国战后推行的“大政府”路线，其政治合法性被严重削弱了；由于失业率的高企，中产阶级的幸福感下降，“富裕中的贫困”仍大量存在，以及很多人认为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搞过了头，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稳定性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东部与西部、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分化拉大，富人与穷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似乎谁都对现状不满意；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动辄几十万人上街游行，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曾经引以为豪的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也出现异化苗头，抵制社会现状、消解主流价值、主张颓废无为的“嬉皮士”文化在青年一代大行其道。
如果对比曾经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荷兰和英国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说，美国此时的国内危机状态，对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而言，绝不是好兆头。它很可能是美国由盛转衰的预警性信号。换言之，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叠加共振，可能是“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在主导国内部的具体体现。
由滞胀引发的“预警性的世界危机”，同样体现于国际体系层面。滞胀在西方主要大国内部普遍存在，各国的日子都不好过，相互之间的合作热情日益减退，竞争势头必然升级。日本等后发大国开始酝酿比“福特主义”效率更高、更讲求精益求精的“丰田主义”生产方式——这与19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英国“世界工厂”地位发起的挑战非常相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标志着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动摇，美元与黄金价格的脱钩和浮动汇率制，使主要大国之间的经济金融关系进入了无序甚至是竞争的新阶段。这一阶段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取外交以及苏联与欧洲关系的改善，则对美国的国际安全体系构成冲击——这也不禁让人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觊觎及主导地位的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