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深层的历史规律
有必要对上一章的历史分析进行一下总结，因为这其中蕴含着一些极深刻的规律。这些规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出现在21世纪的各种名词、现象和执政方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深度挖掘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中提取出另一些规律特征。
上一章的分析给我们如下几点提示。
一是创新优势必然难以长期垄断。一旦一项重大技术创新被推出，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同时主导国将基于这项技术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以赚取高额利润，那么这项技术创新将很难保持长时间垄断。其他国家必然加以模仿和改进，甚至加以超越，大幅削弱其创新红利。荷兰曾努力防范本国的先进造船技术和熟练技术工人流入他国，根本无济于事；英国也曾做过类似的事，努力保护蒸汽机的知识产权，最终也失败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德国以电力和石油的广泛使用为基础，推进一系列技术创新，更是把英国甩在了后头。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这仍是一条铁律。我们看到，为保持本国的技术优势，美国也像当年的荷兰和英国一样，显著加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并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进行公开打压。最终效果如何，可以拭目以待。同理，在理念、制度和模式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更容易被其他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加以效仿和进一步改进。
二是全球化必然带来多极化。除了技术创新，其他方面的创新，如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等，也会被各国竞相效仿。这必然会帮助后发国家拉近与主导国的差距，就像当年作为后发国家的英国、法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那样。为了赚取更多利润，主导国会加大对外投资，加大对后发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也会加速后发国家的发展，就像当年英国在殖民地和美洲所做的事情那样。起初，主导国会乐见后发国家的发展，因为只有后发国家的腰包鼓了，它们才有能力购买主导国出口的更多商品。可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后发国家群体崛起的多极化格局。这也是一条铁律。21世纪，全球化和多极化再度“携手”出现，我们可以透过历史对此有更深的理解。
三是金融化与空心化必然相生相伴。主导国的财富越积累越多，形成了大量剩余资本，因此会从事更多金融套利活动，逐步走向金融化——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金融化的诱惑实在无法抵制。成为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得的“食利者”一定过得很舒服，国家财政也可以借助“金融化”加以平衡。当主导国走向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从其他国家购买那些原本由国内低端产业生产的产品，如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那些掌握大量剩余资本的人大多不愿意将资本投向本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低端产业，因为这些领域利润率低、回本周期长，或者这些领域根本吸纳不了这么多资本。这样，国内的相关产业就会逐步萎缩。从长期来看，这还必然造成就业机会减少、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加剧等连锁性的社会弊端。也就是说，经济金融化必然带来经济空心化，经济空心化又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极化和社会上的分化。这同样是铁律。
四是国内外两个大局始终紧密相连。前文曾经对现代国家的“外向性”本质有所说明，从中可以引出的推论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或者说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是紧密相连、双向互动的。对现代国家的执政者而言，必须学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那些片面坚持“内政优先”或者“本国优先”、不顾其他国家的感受和利益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些不顾国内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对外政策的“溢回效应”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
五是改革永远在路上。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最初都是因创新（或者说改革）而兴，但在创新红利释放完毕之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内外部原因，失掉了自我革命、继续创新的意愿和条件，因此从变革性的代表、先进性的代表变成了守成性的代表、落后性的代表。世界现代化浪潮滚滚向前，不会给那些僵化停滞的国家留任何情面。一旦停下改革创新的脚步，必然滋生积弊，最终被人超越。
除了上述这些，如果我们将自己置身于4万米高空，徜徉于500年历史长河，把持续展开的世界现代化的浩瀚进程统统收入历史的望远镜加以考察，将那些繁复的历史事件做更加抽象的分析，我们还将发现关于主导国以及其他大国兴衰成败的更多规律。本书将从六个方面加以梳理。
一是地理性因素的影响。地理因素决定了国家的地缘环境、战略文化和资源禀赋，因而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兴起与衰败都有重大影响。
其中的规律之一：总是在边缘地带生发出新的力量。在15世纪，放眼全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地带无疑在亚洲，以中国的明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为代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地理的分散和土地相对稀少，不利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壮大，也不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因为相对落后，欧洲甚至还面临奥斯曼帝国的封锁和威胁。正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边缘位置”，以及安全上的不利处境，催生出资本主义这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首先在欧洲萌芽并快速发展。在欧洲范围内，荷兰与英国又一度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教皇和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较弱。边缘位置意味着较少的政治束缚和较小的安全压力，所以在荷兰和英国，脆弱的资本主义小苗得到呵护。当西欧成为国际体系的中心时，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则在欧洲两侧的边缘地带（俄国和美国）悄然酝酿。以此推之，未来的新主导国必然出现在非西方世界。亦即：几百年前，当东方因农业文明和封建主义而成为世界中心时，西方因处于边缘而率先变革，最终超越东方；未来，当西方世界因长期置身国际体系中心而不堪重负时，新的潜在主导国将在现有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悄然成长。
其中的规律之二：地理位置塑造了国家的战略文化。荷兰与英国同为海洋国家。与海洋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海洋提供的航运便利，让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危机意识、扩张心态、探险精神、对外商业模式和注重海军建设的军力布局。其他海洋国家也大多形成了类似的战略文化传统，并且与大陆国家的战略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荷兰与英国在诸多欧洲国家中率先起步、开启全球贸易和海外殖民的重要背景。英国在欧洲版图上可谓“孤悬海外”，这一特殊的地缘态势也使19世纪的英国在欧洲奉行大国均势政策、维系“欧洲协调”成为可能。
其中的规律之三：地理因素决定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决定生产方式。荷兰紧邻北海，北海渔业资源丰富，荷兰人既以打鱼过活，也靠鱼类产品出口完成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同时，荷兰丰富的泥炭资源为荷兰从事简单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可靠且廉价的能源。当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更喜欢吃肉而不再那么喜欢吃鱼时，荷兰的渔业出口受到打击，财政收入也减少了。同理，荷兰的泥炭的使用效率自然比不上英国的煤炭。对英国而言，先是因煤而兴，而后又因过分依赖煤炭而耽搁了产业转型。
二是历史性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总是从历史中来，并带着历史的遗产走向未来。现代国家脱胎于封建社会，即便像美国这样在“新大陆”上建立的国家，也难免带着欧洲的人文历史痕迹。因此，前现代时期积累下的历史性因素总是在现代国家的演进中发挥重大影响。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历史性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有时是正面的作用，有时则成为拖累。荷兰的分权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前文已有提及。这种分权的历史传统在荷兰的兴起和主导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可是，当荷兰面对列强环伺、必须凝聚合力、需要模式创新时，分权的历史传统就开始发挥消极作用了。
前现代时期，英国的农业产业相对发达，因而形成了较强的封建主义文化。正是这种历史底蕴，使得英国在政治现代化转型中不得不在新老政治力量之间谋求妥协，部分地保留封建制度底色，形成了女王与议会并存的独特政治安排。在国家兴起阶段，这种安排总体上利大于弊，因为社会免于激烈动荡，减少了变革成本。当英国陷入衰退时，这种历史文化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人们之间开始重新追求等级化的社会秩序。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格格不入，成为社会变革的桎梏。
三是规模性方面的特点。规模就是实力，规模很重要。除此之外，规模性方面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主导国的规模总是一个比一个大，主导国开创的国际体系的规模也总是一个比一个大。荷兰因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而兴，但它实在是规模有限。无论是国土规模、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抑或是政府规模，都是如此。在世界地图上找到荷兰是需要费些眼力的。小小的荷兰，竟能以自己为中心，开创一个立足欧洲、多线并发、直达美洲和亚洲的重商主义国际体系，简直是个奇迹。金德尔伯格曾这样评价荷兰：“17世纪的繁荣是一个奇迹，衰退仅标志着拥有200万生灵的小小的荷兰共和国回归到了它在欧洲应有的位置。”1由于国土规模太小，荷兰根本没有任何防御纵深，面对英格兰、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夹击，它无力做出有效防御。由于人口太少，消费能力有限，它也根本无法形成一个以国内消费为动力的国际经济环流。政府规模也太小，不具备与客观需求相匹配的国家治理能力。
与荷兰相比，英国的国土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政府规模，以及英国开创的国际殖民体系的规模，都大得多。178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约为750万。据1821年全英人口普查结果，英国人口已增至1200万。1821—1871年的50年间，英国人口又增至2275万。2大规模的人口以及相应的高收入水平，形成对国际农产品的巨大需求，有助于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环流。更大的人口规模也有利于海外殖民的发展，荷兰就因人口太少而派不出人——殖民这种事怎么能假借他人之手呢？更大的政府规模也有助于英国政府履行必要的国家治理职能。英国开创的日不落帝国，其规模同样令人惊叹。恰恰是这种更大的规模保证了英国更大的收益。继英国之后而兴起的其他后发国家——德国、俄国、美国等，各项国家指标也都比英国大。3同理，可以预计，未来几十年，如果出现新的主导国，其国家规模的各项指标（尤其是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也应该比现有的主导国更大。
四是周期性的特征。第二章对主导国兴起、主导和衰败阶段的考察，已经强烈地昭示出大国兴衰的周期性特征，并且提示出决定这种周期性特征的诸要素。与此相关的周期性研究，如康德拉季耶夫对世界经济长周期的研究，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爆发周期的研究，莫德尔斯基对世界政治长周期的研究，甚至萨缪尔·亨廷顿对社会民主化运动周期的研究，都总结出类似的周期性规律。周期性规律是我们理解世界现代化演进的重要遵循。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现代国家的经济荣枯周期、政治演进周期、社会运动周期，国际体系的演进周期，以及全球化的扩张与收缩周期，所有的这些周期性运动之间还存在着深层关联。这是现代国家形态演进与现代国际秩序演进的深层原理，值得进一步探究。
五是结构性的特征。世界历史的开启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塑造成一个有机联系的世界生态系统。迄今为止，这个世界生态系统仍表现为危机型的结构特征。每次大国兴衰和国际权力转移，都伴随着长时段、大规模、综合性和极具破坏性的危机。为什么会是这种“危机型结构”？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若是稍微提及一些思路的话，可以说，危机的形成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与世界政治无政府状态（“世界政府”的缺位）之间的矛盾、资本的逐利本质与人谋求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都有很大的关系。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也是酝酿危机的源泉。就此而言，过去500多年来，各国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国际安全危机以及生态危机（如气候变暖）的反复发作，都有必然性。
六是阶段性的特征。人类社会在过去的发展总体遵循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规律，呈现出强烈的阶段性特征，未来也将不会逃出这种阶段性的规律特征。因此，在分析主导国的兴衰规律时，不能忘了关注大的历史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上述这一切事情得以展开的更大时代特征，并由此探寻人类未来的方向。
500多年前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开始从封建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阶段，开启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抑或是其后的美国，它们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都与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息息相关。荷兰开创的是重商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阶段；英国开创的是殖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美国开创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其间，随着垄断程度的加深，政治上的帝国主义特性不断强化。如今，美式资本主义的演进已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种最新的阶段性发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
资本主义是否进入“最高”或“最后”阶段，目前仍难下绝对的定论，因为这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小步。资本主义已呈现出诸多暮年迹象，但更为广阔、为时更长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仍处于少年阶段——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不过是在为世界现代化在更高阶段的发展，为建设更加先进的国家形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更加紧密的世界共同体，做着必要的准备。因此，尽管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在何时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折，现在还很难说，我们仍需要在考察未来现代国家兴衰、现代国际秩序演进的过程中将“阶段性因素”纳入考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