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脱钩与体系的瓦解
与英国基于殖民秩序的对外经济模式一样，美国以跨国公司维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从中赚取高额利润的对外经济关系模式，也有其得以持续运作的前提条件，以及由此而生的内在缺陷和短板。当美国处于兴起阶段和主导阶段时，这些缺陷和短板会隐藏或被控制得很好，让人们可以忽略它们的存在；当美国整体运势进入衰败阶段时，也就是当各种内外条件凑足时，它就会表露出来，就会发作起来，让美国偿付欠账，给世界带来混乱，并造成美国居于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步趋于解体。本节在此处将简要概括一下跨国公司作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模式创新，基于其本质、前提条件等方面特征而形成的几方面缺陷和短板。
一是其所仰仗的国内支持严重消退，面临巨大的“回流”压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就爆发了有关限制美国对外投资、推动跨国企业回流的讨论。这种讨论时起时落，总体上没有改变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势头。由于美国冷战期间形成的国际主义战略共识，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跨国公司向全球进军带来的巨大好处，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主流仍然是应该“打开门”“走出去”。各界普遍相信，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是基本重合的。然而，就像17世纪的荷兰和19世纪的英国那样，过度对外投资必然损害国内经济，引发严重的国内问题。25美国内部政治思潮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以特朗普“意外”胜选为标志，“国家主义”“自顾主义”思潮取代国际主义思潮，成为新的政治正确。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对美国政府和大企业的对外扩张行为的支持，并未换来民众福利水平的改善。跨国公司这一曾经的重大模式创新，正因其与国家利益的日益背离而陷入困境。“回家吧，美国？”——这是美国《外交》杂志2020年第3—4月号的封面标题，很好地折射出美国的纠结情绪。如今的美国跨国公司正面临两难：若是继续向全球拓展，国内必然日益空虚，整个国家体系的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国家财政可持续性都会出大问题，这将对跨国公司形成釜底抽薪；若是真的回流美国，丰厚的利润又从哪里来呢？国内繁复的管理规定和生产成本，又怎能比得上在后发国家曾经享受的超特殊待遇呢？
二是其所凭借的技术垄断正被打破，因而萌生“脱钩”的冲动。自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主导国的接力棒那天起，美国就应该意识到，对技术创新成果的长期垄断是不可能的。英国当年对自己的先进技术也曾经捂着、盖着、防着，终究还是被美国学了去；英国为赚取更高利润，除了出售商品，也在后来开始出售高新技术，这让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正大光明地大量引入英国技术设备。而且，对外投资的加速，既是本国国内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一个结果，又是进一步削弱本国经济竞争力的诱因。英国1873年“大萧条”之后，由于内部技术创新停滞和外部竞争加剧，英国国内投资的利润率大不如前，这是1873年以后英国对外投资骤然加速的根本原因。1870—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26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骤然加速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经济的“滞胀”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当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研发布局时，它也要明白，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成果应该是共享的。尤其是当众多美国公司在2008年以来的十多年里利用宽松的货币环境大量借债以回购股票、满足于虚假繁荣时，它就必须接受如今因研发投入不足而导致技术创新优势大不如前的现实。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失去技术自信的美国正试图通过“修小院、筑高墙”方式保护核心技术，并寻求与一些后发国家“科技脱钩”甚至“经济脱钩”，以此维系本国技术优势和总体经济优势。后发国家在经历了必要的经济积累之后，完全能够承受脱钩的代价。美国当前的做法不仅会刺激后发国家加速本国技术创新和科技自主，而且还相当于亲手毁掉了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切断了美国与未来世界的联系。
三是其所依托的国际体系并不完善，无法为其提供长期支持。与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相比，美国在二战后推动建立的国际体系更完善些。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附属机构，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转提供了更加机制性的保障。此外，与英国一样，美国也依靠其强大军事力量在全球维持一种于己有利的均势格局，这种军事威慑和均势格局对国际合作起到某种确保作用。但是，与跨国经济活动和国际全方位交往的程度相比，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美国推动建立的这套国际体系显然还比较初级，也没能与时俱进，美国在不断维护和修缮这套国际体系方面更是三心二意，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日趋僵化和全球治理能力的赤字凸显。当美国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时，国际体系的不完善一般伤不到美国，而且美国还常常借国际体系和规则的不完备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当美国优势逐步缩小时，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僵化和治理能力赤字，美国看似仍可以独善其身，实际上是最大的受害者。典型例证是：正因为全球税收合作体系不完善，美国的跨国公司才得以轻松避税，美国税收大量流失，各国陷入恶性“税收战”；正因为全球治理失去势头，各国更加闭关自保，美国跨国公司赖以生存的国际合作氛围正快速消失。
四是其本质仍是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因而缺乏国际合法性。包括前文提及的吉尔平等人并不认可“剥削”这种说法，认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跨国公司有更强的双赢性；还有人认为，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它也具有更强的自愿性，更像是双方认可的契约合作。诚然，与英国殖民体系相比，美国依托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没有明显的强制性，也带来了后发国家的某种经济进步。但是，当美国借助跨国公司主导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并试图将各种经贸规则强加于人时，它体现的仍然是等级性和强制性；当美国跨国公司对他国经济主权构成侵蚀，美国试图利用这种经济联系对他国“长臂管辖”时，它的本质仍然是“强权”和“霸凌”，其结果仍然是使他国陷入对美“依附”；当美国经济发展到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新阶段时，它对后发国家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割韭菜”、“剪羊毛”、疯狂榨取最后利润的意图则更加露骨地显现出来。这必然遭到各国抵制。
如同判断美国技术创新的未来一样，由于正反两方面证据同时存在，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未来做出判断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有人可能相信，美国的跨国公司仍可凭借明显的资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尚存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以及全球扩张的强大惯性，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和对全球经济活动的控制，美国则可借此维持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有人相信，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将不得不退回到某种地理范围更小、融合程度更高的核心经济圈，就像当年英国在衰败阶段退回到“帝国特惠制”那样；也可能有人相信，在美国跨国公司推进全球经济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融合后，也就是说它在推进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后，它已接近于完成历史使命，未来更高阶段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将由更新的力量加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