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这次不一样”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界一时间陷入“集体反思”。媒体上刊登了大量分析性文章，各路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保尔森、盖特纳、伯南克等前政要和危机亲历者，先后出版了一大批回忆录，或者为损失慨叹，或者为自己开脱，或者为未来建言；美国政府专门授权组建“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出版了厚厚的调查报告。1有意思的是，除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之外，美国的官方研判和经济界绝大多数主流人士对危机成因的分析，均停留于策略或技术层面，倾向于从比较具体的环节查找原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过度金融化”这一最基本事实。

这些观点可谓林林总总：或归结为“金融创新论”，即认为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扩大效应乃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言外之意是，只要规范一些金融创新活动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了；或归结为“政策失误论”，认为是格林斯潘时代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认为只要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了；或归结为“监管缺位论”，认为政府不应把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建议政府机构强化金融监管职能；还有人提出“储蓄过剩论”，将危机归因于外部根源，认为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的国内储蓄过多，这些过剩储蓄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大量回流美国，直接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实际利率，引发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投资者对高风险金融产品的追逐，这种分析的隐含对策是新兴国家必须多多购买美国商品；还有人干脆将危机归结为“人性贪婪论”，认为是金融资本家固有的贪婪本性与金融机构内部不恰当的激励机制推动了金融过度投机和铤而走险，所以应该改变华尔街的薪酬体系。2

不仅美国经济界主流人士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剖析有些轻描淡写，而且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并不严重，根本不必大惊小怪，完全可以很快翻篇。因为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救助和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的积极配合下，美国经济很快便重回增长轨道，开启了自1854年以来美国最长的增长周期。就此而言，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百年不遇的重大危机，貌似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当人们摆脱对此次金融危机成因的各种技术性分析的束缚，把这次危机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加以考察时，人们或许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次危机与发生在“美国周期”内的其他危机真的不一样。

其一要看这次危机爆发的空间方位。前文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启金融化进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高，而且相互之间关联性很强，是过剩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之间往来穿梭的结果。由于这些危机大多爆发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的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因此这些危机主要是其他国家的危机，而不是美国的危机，也远未到冲击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程度。很多时候，受危机困扰的国家还要向美国和美国掌控的国际组织求助，美国可以借此强化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金融体系的掌控。但当这些金融“泡沫”或者说过剩资本实在无处可去时，它们选择了回归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地带——美国本土的金融市场，在次贷市场上兴风作浪并最终酿成大祸。这意味着，2008年金融危机既是过去30～40年里各类小型金融危机不断累积叠加后的危机总爆发，又是过剩资本从最初的在外围地带游荡而无利可图之后攻向国际金融体系核心地带的标志性事件。

其二要看这次危机爆发的时间方位。当人们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时，会不自觉地将其与1929—1933年“大萧条”做比较。这种比较的问题在于：“大萧条”乃是在资本积累的“英国周期”末端发生的危机，此时美国的身份仍然是后发大国。也就是说，这次危机纵然爆发在美国，它敲响的却是英国主导地位的丧钟，只是令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灭亡。如果拿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做比较，此时美国的工业实力、发展潜力都处于青壮年阶段，“大萧条”这样的危机确实令美国感到痛苦，但让它在危机之后变得更加成熟干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积累进入“美国周期”之后，二战后陆续爆发的6次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美国的危机了。从人的生命周期看，此时的危机越来越接近于“中年危机”。再也无法像青年一样生猛的美国，此时仍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政府陷入困境，但市场与社会的契约关系仍在，美国仍可以利用尚存的权力和信誉为自己营造新的有利态势，这就是金融化进程的开启。在“美好时刻”延续了30～40年后，“还账”的时间到了。此时的美国经济已高度“空心化”，看似依然风光无限，健康状况实则大不如前，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自然与“大萧条”和“滞胀”时期截然不同。

其三还必须看美国的危机应对措施。回顾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多年间美国政府的举措及其实际效果，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而非战略性的应对，是一种三心二意的而非痛下决心的应对，是一种名义上打着“再工业化”旗号，实际却在搞“再金融化”的应对方式，让美国在金融化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其金融监管的效力因金融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渗透而大打折扣，很多重要条款的规定模糊复杂，为金融利益集团寻找法律漏洞提供了空间。3由于金融利益集团的阻挠，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末期的2016年，即该法案签署6周年之际，该法案的执行情况仍不理想。法案规定的390项条款中，完成的只有274项，其余约30%的规定因触及大型金融机构的利益而迟迟难以推进，与衍生品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改革措施的推进难度尤其大。4特朗普上台后又掉转航向，以减少银行运营成本、便利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为由，大幅放松银行监管力度。5

过度依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而忽视结构性改革，使美联储承担了过多的政策目标和政治负担，大大加剧了资产泡沫和经济脆弱性。6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提供的大量廉价资本，没有流向制造业和其他实体产业，而是流向资本市场，拉动美国股市一路飙升至历史最高点，营造出既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也没有增加真实就业机会的虚假繁荣。7奥巴马政府努力推动的“再工业化”倡议，实际成果寥寥无几，大多成为推动股指上扬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