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压后发大国与世界市场的拓展

19世纪末的英国在迈入“金融化”过程中，同步加大了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对后发大国的打压，即英国对非洲殖民地的开拓以及由此导致的布尔战争和英德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金融化”阶段的美国，也开始做着与英国当年同样的事情，不仅明显加强了对后发大国（苏联和日本）的打压，而且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推动各国解除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和国内市场保护，帮助美国企业不断开拓世界市场。

在1981—1989年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和日本这两个最重要后发大国的打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于日本这种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后发大国，里根政府的主要手法是“经济战”。美国利用日本在经济上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附，借助货币政策强力敲打日本，迫使日本于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大幅升值，打击日本出口优势，削减日本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明显迟滞了日本的发展势头，甚至由此开启了日本经济长达数十年的“停滞时代”，“日本可以说不”的信心被彻底打掉了。

针对苏联的迅猛发展和对外扩张势头，里根政府的主要手法是“政治战”，即综合运用除直接军事冲突之外的多种手段，强化对苏联的冷战攻势，通过加强高科技出口管制、限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贸易、在苏联国内制造意识形态混乱和民众心理恐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分裂、在全球各地给苏联制造麻烦等方式，严重增加苏联国内的治理成本和海外安全成本，最终造成苏联解体。

日本的“服软”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里根政府对后发大国的打压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接替里根政府的老布什政府（1989—1993年）则开始谋划“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并以针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为序幕，开启了美国资本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拓展的新阶段。

1993—2001年期间执政的克林顿政府，将“参与和扩展”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词和总纲领，继续推进美国资本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拓展，不断扩大世界市场的规模，强化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克林顿政府的基本逻辑是：“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的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从在国内促进繁荣到在国外遏制全球威胁”，因此“与新兴的民主国家合作，帮助它们维持发展自由市场和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17在这一逻辑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帮助”苏联国家深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为美国资本大举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在完成对苏联国家的渗透和改造后，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东推至“大中东”和“大中亚”地区，试图借助“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和“大中亚民主改造计划”，将这些相对封闭、尚未完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国家改造成便于美国资本纵横驰骋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