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896年“大萧条”之后
187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广大边缘国家的世界危机再度爆发。这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很不一样。这种不同之处在于，危机的策源地，或者说对危机周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和德国。
在美国，内战之后铁路建设像打了鸡血一样快速扩张（主要动机是骗取国家巨额补贴、圈占铁路两侧的土地和地下矿产），围绕铁路建设的金融投机活动太猖獗了，结果触发了从金融领域向整个经济部门蔓延的危机；在德国，来自法国的巨额战争赔款被投入国家信贷体系中，这严重助长了投机热潮，也触发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是美国和德国等后发国家的资本积累过剩把英国拖入了一场世界危机之中——这在“英国周期”之内还是第一次。
似乎是由于英国被其他国家的危机周期带乱了节奏，这次危机在英国持续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时好时坏，被认为是一次“慢性危机”，历史学家选择了“长期的”“持久的”“巨大的”等一系列形容词来描绘它。15有人认为这场危机一直持续了5～6年，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危机，甚至有人认为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经济一直就没有摆脱“大萧条”状态。16
“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积累过剩。过剩的资本积累、残酷的商业竞争、英国竞争优势的日渐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惨淡的商业前景，加速了英国的金融化进程。
在英国，剩余资本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远超出“能够安全而又有利可图地重新投资于他们业已建立的行业的程度”，也就是说，再也难以找到可以继续增值的实体投资领域了。与美国的情形不同，过剩的资本积累并没有在英国引发行业内部的兼并和更高程度的垄断，因为英国企业有着“非常团结”的组织结构。过剩资本的持有者们选择了一条看似很“明智”的策略，即“至少保留部分流动资本，通过地方银行或者直接通过经纪人，让伦敦城以任何形式把它投资到世界经济的任何地方去，只要那个地方有可能获得最保险的、最高额的盈利”。17
由于金融化深入推进，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金融精英集团出现了。在这些金融精英的勾兑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环流形成了——来自英国国内和其他后发国家的大量剩余资本汇聚于伦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后又投资于世界各地以赚取高额回报。伦敦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它有能力控制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不通过伦敦，谁也没有办法在巴黎、柏林和阿姆斯特丹获得融资。18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勾兑之下变得更加顺畅的，还有主要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谁会真的认为，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关系网表示反对，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发动一场大的战争，或者赞助一大笔国家贷款？”19
伴随着英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金融家”的角色转变，英国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最后的“美好时刻”来临了。这似乎有些讽刺。开始的时候，是资本积累过剩将利润率拉低到“不合理”的水平，主要工业大国之间的竞争因此加剧，让英国的日子十分难过；但是，当大国竞争升级到军备竞赛和为大规模战争做真刀真枪的准备时，各国大举增加军费开支，纷纷强化对国际资本的争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大国的军事支出成倍增加，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费总额，从1880年的1.32亿英镑增加到1900年的2.05亿英镑。英国金融资本家手中掌握的过剩资本，居然一下子变得抢手起来，他们只要专门从事对外借贷，就能将利润率恢复到合理水平——虽然他们最终会意识到，隆隆的枪炮声很快就会由悦耳的音乐转变为帝国的丧钟。而且，“随着越来越大量的剩余资本移出贸易和生产，那些不能或不愿移出贸易和生产领域的企业发现，导致他们利润减少的竞争压力减轻了”。英国企业国内竞争压力的缓解，也有助于他们从萎靡沮丧的精神状态中缓过神来。因此，从1873—1896年“大萧条”的末端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这段时期，“轮子转起来了……价格开始上扬，利润也随之增加……信心也恢复了……在整个西欧，这些年月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好时光——爱德华时代”。20
无论是“大萧条”、“金融化”还是“美好时刻”的来临，其实都是“秋天的迹象”，是英国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由盛转衰的预警信号。
“苏伊士运河的开航、美洲的铁路建设、美国西部各州的移民定居、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以及技术和工程学的伟大成就——所有这一切都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新的销售市场和追加利润。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到60年代达到了顶点。可是，这也是它的覆灭的开始。”21英国在“大萧条”阶段苦苦挣扎的20多年，正是美国和德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利用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使用等重大技术创新，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大萧条”后蓦然回首，英国的技术水平和工业实力已经被美国和德国甩在后面了。
长期以来，英国通过在国际体系内奉行自由贸易、在西方世界推行均势和平、在东方实行高压统治的方法，维系国际体系运转和自身主导权。如今，英国与美国和德国等后发国家在经济规模和技术实力上的逆转，不仅严重打击了英国的对外贸易，打乱了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环流，甚至英国国内都开始大量充斥美国和德国商品，美国和德国实力的增长还大大改变了大国均势格局。而且，东方也传来“坏消息”。英国本来希望继续剥削亚洲市场，利用在印度市场的商品倾销，以弥补欧洲和美国市场上的损失，结果到19世纪80年代，印度本身的工厂工业也萌芽了，并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的优势与英国竞争，年轻的印度工业甚至开始在远东市场上排挤英国。22
在英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领域，1873—1896年“大萧条”后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日渐呈现出衰败迹象。“美好时刻”并没有带来任何贸易的扩张和生产的进步，而且所谓的“美好时刻”其实也只属于少数人，剩余资本大规模地从工业转向金融领域，富了少数金融资本家，苦了绝大部分产业工人，英国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是持续下降的。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悄然侵蚀着这个国际体系主导国内部的社会稳定性。与社会稳定性同时下降的还有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以及“佩鲁齐假发时代”的荷兰一样，成为食利者的英国资本家开始只关注眼前利益，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延长这段“美好时刻”。社会文化也失去了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每个人都在说……只要我这辈子快活就行，至于身后之事，管他呢”。23如同前文一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治话语权的增强，迫使英国政府不断改善社会福利，以部分地修复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而这又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增加了主导国的国家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