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国的反衰败策略

面对各种失衡和危机，主导国肯定不会束手待毙，而是会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抑止衰败，或放缓衰败势头，或减轻衰败造成的冲击。

通常的情况是：当主导国最初察觉到衰败的迹象时，它会选择进一步“扩张”策略，利用既存优势，尽可能地榨取更多的（也是最后的）利润。此时，由于主导国的信誉和威慑尚存，这种策略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代价高昂，并加剧后发大国的不满。针对后发大国的抵制和反抗，主导国会采取强力“打压”策略，试图维持国际体系的现状，这会进一步提高主导国的海外成本，刺激后发国家的对抗，破坏国际体系稳定。此时，主导国将难免感受到“体力透支”，不得不转而采取“收缩”策略，缩小外部参与，加强国内保护，希望借此维系“特权地位”。伴随着主导国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它还可能尝试通过与后发国家“结盟”的方式延续主导权。但是，在主导国内部积弊丛生、国际体系土崩瓦解、后发国家群体崛起之时，主导国的如意算盘注定不会成功。

一是“扩张”。当英国敏锐地感觉到衰败迹象时，它对势力范围变得异常敏感，不仅容不得别人侵犯，而且还要不断扩大殖民地的范围，才能略微安心一些。19世纪的最后20年，英国加紧抢占殖民地，企图通过殖民扩张保证廉价原料的供应和有利的投资场所，以及广阔的工业品市场。49非洲是其扩张的重点。非洲是西方渗入的最后一个大陆，1880年之后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加剧，在国际关系中有些类似于100～200年前对美洲的争夺，其本质是抢占新的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50围绕着争夺非洲这一新的世界市场和新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英国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展开了激烈竞争。布尔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布尔战争的本质是英国与德国的竞争。英国以巨大的战争耗资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拓展了国际殖民体系。

衰落早期的“扩张”策略及其对国际体系的搅动，通常会带来一定的“积极”效果。例如，1900—1914年，由于连续的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以及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拉动了订单需求，英国本已失去竞争优势的煤炭、纺织、造船等产业得以继续发展，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即产能输出，主要是对其他国家的铁路建筑、工矿企业、外国政府债券的投资）持续加强，英国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甚至短期看还有所加强。51

二是“打压”。面对试图改变现状的后发国家，主导国有可能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企图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这是主导国通常采取的策略之一。第二次布尔战争便有些这样的色彩。布尔人的背后是德国的支持，英国为了压制德国在非洲的扩张，决意要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取胜。这是对后发国家进行“打压”的战略意图的直接体现。

三是“收缩”。在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摇摇欲坠、国内财政失衡日益加剧、大量外国商品冲击英国国内市场的时候，英国国内开始形成要求转向保护主义的强大呼声——英国媒体开始煽动“外国商品威胁论”，为保护主义政策酝酿情绪；一些农场主和乡村绅士明确提出，必须通过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或通过货币改革为国内产业提供隐性保护；1881年成立的“公平贸易协会”，更是英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典型代表52（这不禁让人想起特朗普政府曾四处宣扬的“公平贸易”）。进入20世纪，英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呼声进一步高涨，推动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再无差别地普适于全球，而是收缩到“帝国特惠制”覆盖下的自治领和特定殖民地。到了“收缩”这一步，主导国已经败象尽露。

四是“结盟”。在衰落的最后阶段，为解燃眉之急，时日不多的主导国不得不求助于后发大国。这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更快地把主导国的主导地位推向终结。面对德国的侵略，英国在安全上和经济上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美国趁机迫使英国让步，不仅加强了对英国经济的控制，为自己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而且还迫使英国支持自己，在二战之后创建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当年的荷兰因无力加强自主防卫，也选择与作为后发国家的英国结盟，其结果是无可挽救地断送了荷兰的主导地位。这与美英之间的《租借法案》和安全同盟如出一辙。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