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时刻”里的巨大隐忧
在金融化不断深化以及对后发大国的打压和对世界市场的拓展过程中，美国的“美好时刻”到来了。
经过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等几任总统的持续努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大大扩容。美国成功地将原属苏联阵营的一系列国家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世界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张。这种国际体系的规模，是荷兰和英国作为主导国时的国际体系规模根本没法儿比的；全球产业分工的细致程度和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中国作为最具潜力的后发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循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者和国际资本吸收者之一。由于作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与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之间存在的经济高度互补性，全球经济由此形成强有力的新型环流，对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转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此时的美国，在经济上成为这一超大规模国际体系中的“超级食利者”，在不断扩张的国际金融网络中，利用极为复杂的金融操作，在一次次看似偶发的各国经济危机中，隐蔽地收割其他后发国家和大量边缘国家的财富，实现了资本的“超级过度积累”和“超级过度集中”。在安全方面，“一超独霸”的美国享受着苏联解体后无比惬意的“单极时刻”，依靠冷战同盟体系而傲视全球，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并利用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盟友网络，对其他后发国家构成威慑和遏制。在政治方面，美国则努力推广“华盛顿共识”，将自由市场、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树立为现代国家的标准版本。在一种“普世价值”得到全面普及、“历史终结”业已成为现实的幻象之下，整个西方世界弥漫着盲目的乐观情绪。
在美国国内，由里根总统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也奏效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走出70年代始终困扰美国的“滞胀”局面；从1983年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适度经济增长，失业率逐步降低，困扰美国多年的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这三大难题得到缓解，“里根经济学”因此被尊奉为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80年代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也催生出一种类似“军事经济”的繁荣，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凭着大国军事竞争关系的升级而恢复了利润多少有几分相似。里根政府在1988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总结道：这届政府的政策已促成创纪录的经济扩张——美国在和平时期最长的一次；经济的扩张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丰厚的收益遍及各个行业和各个阶层，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5年中上升了近23%。克林顿时期，美国财政状况甚至出现了盈余。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2财年创纪录的超过2900亿美元逐步下降，至1998财年开始出现盈余，2000财年财政盈余一度高达2370亿美元。
然而，“美好时刻”毕竟是“秋天的迹象”。国际体系主导国在大举收获的同时，也必会感到丝丝凉意，不得不面对终将到来的严酷寒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经济盈利性”“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似乎都得到实现，国际安全形势也一片大好的表象之下，巨大的隐忧和危机正悄然酝酿并不断升级。
就像当年英国在金融化阶段所经历的那样，美国国内经济也出现了因投资不足而造成的“空心化”现象。大量的产业被外包给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东亚后发国家，原先设在美国国内的大量工厂被废弃，“铁锈带”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公司注重的是股市表现和股东利益，而较少关注实体经济和公司的长远竞争力。虽然美国依然掌控盈利丰厚的高端制造业，但能够吸纳海量劳动力就业的中低端制造业逐渐减少，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历史最高水平的1940万逐步下降到2009年的1190万。18美国的商场里随处可见的都是由后发国家制造的日常用品。
在经历了一两代人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明显缩小，两极分化更加严重。1989—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前1%和前9%家庭的股票资产价值分别增加了36.8%和44.3%，而接下来的10%、20%、20%和40%家庭分别只增长了10.5%、6.5%、1.5%和0.5%。皮尤民意调查显示，1988年有2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分为“有产”和“无产”两大阶层的社会；2007年，持这一看法的受访者比例已经上升到48%。191929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美国全部家庭收入的份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5%左右；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一份额稳步下降，至1973年达到最低点的大约10%；此后这一比例又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22%，几乎重回1929年的水平。同时，全美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在美国全体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从1973年的约15.5%上升至2000年的20.8%，创下20世纪的最高纪录。1980—2000年，私人部门员工实际报酬的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20人们所熟知的支撑社会稳定的纺锤形社会结构变了形——社会稳定性的根基被慢慢掏空。
美国扩大世界市场的行动也遭到强烈抵抗。从某种角度说，“9·11”事件以及其后此起彼伏的国际恐怖行动，乃是世界发展高度不平衡、不公正的产物，是处境不利的边缘国家和边缘群体的暴力反抗，是对美国侵扰伊斯兰世界的激烈报复。“9·11”事件后，美国“一怒之下”接连发动两场耗时长久、耗资巨大的反恐战争，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海外安全成本，而且加剧了国际安全体系不稳定，反恐战争陷入“越反越恐”的尴尬局面。美国强行推动对其他国家的改造，更是引起很多国家的普遍警觉。
资本的超级过度积累和过度集中还催生出更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在各国造成更频繁的金融危机。金德尔伯格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之后的30年是货币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金融危机的爆发最频繁、影响规模最大”。21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信贷泡沫，外债规模过大，最终积重难返导致危机；90年代初，日本的股价和房价出现严重资产泡沫，芬兰、挪威、瑞典等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同样经历了一轮泡沫膨胀，而后泡沫破裂引发危机；90年代中期，墨西哥再度爆发金融危机；90年代后半段，危机则爆发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2007年年初，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冰岛等国也开始出现房价暴跌和银行危机，随后引爆金融危机。在这些危机中，银行体系的崩溃超乎想象，一些国家为挽救危机所要付出的成本占GDP的比例甚至高达15%～20%。每次危机都造成一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因巨额损失而被收购，导致资本集中的程度不断加深。每次危机之后，都伴随着该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甚至长期萧条。
而且，这些不同国家的危机之间还存在着深层联系。由于全球范围内资本严重过剩，它们到处寻找可以增值的国家和行业。当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前景被看好时，大量剩余资本便涌入拉丁美洲，导致拉丁美洲资本短期严重过剩；在拉丁美洲爆发危机后，泡沫被推向日本，又抬高了日本的房价和股价；在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大量剩余资本又转而涌向东南亚。“跨境资金的涌入几乎一定会推高该国资产价格，这是由于其国内投资者可以很高的价格从原持有人手中收购资产，又以更高价格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资产像‘烫手的山芋’在投资者之间传递，在此过程中，资金不断涌入，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泡沫逐渐累积，直至危机爆发。”22
这种过度的金融投机活动最终殃及美国自身，导致了百年不遇的2008年金融危机。
【注释】
[1]1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1英里≈1.61公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