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如果说1865—1940年是美国制造业的“上升期”，1941—1973年是美国制造业的“统治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则进入难以避免的“衰落期”。无论是制造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是科技创新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都呈现出明显的疲态。9
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面临至少三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个挑战是飞涨的能源价格。英国人善用“煤”，美国人既善用“煤”，更善用“油”。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得益于充足且廉价的能源供给。到1900年，美国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这表明了美国对煤这种燃料有很大的依赖度；与此同时，美国人更依赖石油。1901年，美国人在得克萨斯州发现了石油，由此开始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的新时代，也给当时正处于婴儿期的汽车工业带来了一个保证：当它发展到成年时，仍将会有大量的动力之源。10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原油开采国的地位，国内石油价格一直非常低。1975年，苏联原油开采量超过美国，1977年沙特阿拉伯也超过美国，而美国的原油产量在到达峰值后开始出现历史性下降。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又正式掌握了国际石油定价权。这对美国来说是不祥的信号。美国的原油净进口量从1970年到1980年就翻了一番，而石油价格则从1970年的每桶3.30美元飙升至1980年的每桶37美元。天然气价格和电力价格也在同一时期出现翻番式上涨。能源价格的飞涨，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优势。11
第二个挑战来自后发国家的竞争。正像当年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面临来自美国和德国的竞争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在制造业方面面临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强力竞争。尤其是在汽车制造方面，这种竞争压得美国“四大汽车公司”喘不过气来。1968年，德国大众汽车在美销量达到美国汽车销售总量的10%，这成为一个里程碑式事件。随后，日本的本田和丰田也因性能卓越、省油、环保而在美国成为畅销车型。尽管80年代里根政府强迫日本在对美汽车出口方面遵循“自愿出口限额”，但日本通过在美投资设厂，巧妙绕过了这道关卡。曾经作为制造业骄傲的美国汽车业，逐步褪去昔日的光环。12
第三个挑战则是广泛的生产外包。随着美国公司将大量生产线从美国本土迁到了工会约束更小、劳工价格更低、消费潜力更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开始大量流失。相应地，因为从外国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美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当很多美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成为中国的附庸者时，他们也就成了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积极参与者。”13可以说，在1990—2010年的2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每个重要门类都未能逃脱退步的命运，国内市场份额逐渐转移给国外厂商，很多门类甚至全军覆没。14制造业占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的27%下降到2010年的12%。1965—200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大概保持在1700万；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制造业就业人数骤降了近1/3，至2010年仅为1150万。15
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此。更深层的忧虑来自美国技术创新的放缓。这可以从美国科技专利数量的变化上看出来。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写道：全美授予个人专利（区别于商业公司）的比例，已经从1880年的95%降至1920年的73%，再到1940年的42%，以及1970年的21%和2000年的15%。16这反映出个人发明家在美国技术创新中的地位是持续下降的。这一方面源于技术创新变得比以往更烦琐和更尖端，仅靠个人在生产实践中的灵感越来越难以获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美国社会的创新热情下降了。同时，还有另一组数据更能反映出美国在技术创新优势方面的挑战。在1950年之前，除授予个人之外的专利几乎都被授予美国企业；在1950年之后，授予外国企业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2000年没有授予个人的85%的专利在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已经几乎平分秋色，44%被授予美国企业，41%被授予外国企业。17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依旧发生在美国吗？它不是给美国制造业和整体美国经济带来一股新风，又一次带动了美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吗？诚然，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确实给美国经济提供了巨大支撑，但它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作用毕竟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划时代变革，涉及食品、服装、住宅以及住宅内部设施、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娱乐和医疗等方方面面，不仅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生产生活和国家形态，而且使美国彻底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模仿国转变为创新国。与此相比，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给美国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更像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带来革命性变化。而且，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最大受益者似乎并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后发国家。正如美国当年恰恰是因“落后”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和受益者，中国等后发国家很快便在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中尝到甜头，甚至开发出更多应用场景。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很有限。由于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很多技术创新的推广运用，1920—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89%，远高于1890—1920年的0.46%，也远高于此后1970—1994年的0.57%、1994—2004年的1.03%，以及2004—2014年的0.40%。1920—1970年算得上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了。此后，无论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还是美国整个制造业，都已难现昔日辉煌。从这组数据对比还可以看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持续了半个世纪，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持续时间则短得多。有人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只是部分掩盖了原本可能更加严重的生产率增速放缓。18
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也被逐步打破。以波音为例。在约100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随着麦道和波音各自推出具有革命性的DC-3客机（历史上最成功的螺旋桨机型）和“快船”客机（即波音314——第一架实现商业性跨洋运营的客机），美国成为全球商用飞机制造的龙头老大，是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典型代表，美国在此领域长期得享高额垄断利润。这一垄断优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1980年，波音比欧洲空客公司（以下简称“空客”）销售的飞机数量多12倍；到1990年，这一优势迅速缩小为2倍。1997年，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没有为其带来显著优势，1999年空客交付的飞机数量第一次超过波音。2001—2010年，除2006年和2007年之外，其他年份空客飞机交付数量都超过波音。19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敦促波音提高产品竞争力，反而使波音走上为削减成本而“投机取巧”的道路。波音737 MAX（波音737装配新发动机的衍生机型）的巨大安全漏洞，以及由此引发的惨痛坠机事故，便是这种投机取巧酿成的恶果。为应对空客的竞争，让波音737 MAX尽快获批飞行，波音有意误导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并隐瞒相关技术信息，甚至没有向飞行员告知这一飞机上配备了防止失速的软件系统“机动特性增强系统”。20结果是酿成坠机事故、数百人丧生，全球一片讨伐之声，波音声誉一落千丈。
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正滚滚袭来，毫无疑问将给世界经济形态乃至世界整体形态带来颠覆性变化。就其颠覆程度而言，这一轮技术创新很有可能推动21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全新阶段，并带动相应的大国兴衰和国际体系主导权转移。
为什么说这一轮技术创新是颠覆性的呢？这至少可从此轮技术创新的三方面特征看。
一是“绿色化”。这牵涉到能源革命。如果说19世纪初人们见证了从荷兰大量使用泥炭与风能到英国大量使用煤炭的能源革命，20世纪初人们见证的是从英国大量使用煤炭到美国转而大量使用石油的能源革命，那么从21世纪初开始，人们则很有可能见证另一场更深刻的能源革命，即经济生产活动逐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转向更低碳、更环保的新能源。
二是“自动化”。英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依赖师徒间的技艺传承，美国的制造业为摆脱对人的依赖，创造出更先进的“标准化生产”。21世纪的生产活动则将通过更高程度的“自动化”，进一步摆脱对一般劳动者的依赖。看过《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的人一定对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们希望……把这些人去掉……改成机器……因为他们太慢了。更高程度的“自动化”，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深刻改变，资本增值活动将越来越与海量劳动者的密集参与相脱离。
三是“智能化”。物联网的普及，把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一切要素置于关系更加稠密的经济系统之中。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人类可以通过对“算法”的设置，按照被“更大赋能者”的意愿，对生产要素进行更能动和更高效的配置，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进行更深刻和更全面的塑造。资本甚至不再是最宝贵的资源，对海量数据的占有、挖掘、清洗和分析，将使21世纪的国际经济权力经历一次“大洗牌”和“再分配”。
如今，与这一轮技术创新有关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眼看就要形成更先进的新业态和新增长源。若能搭上这一轮技术创新快车，美国经济或许能获得新的阶段性优势；若是搭不上这班车，美国则可能像历史上的荷兰和英国那样因错过重大技术创新而失去对高额利润的垄断，并最终危及其主导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