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周期”中的过度积累问题
伴随着资本积累的“荷兰周期”落幕，“英国周期”登上历史舞台。这两个积累周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前一个周期的末端恰恰是另一个周期的开端，从而形成一段特殊的“双元化”时期。顺便说一句，这种“双元化”状态，此前曾出现于“热那亚周期”与“荷兰周期”之间，也在此后的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之间出现过。7
阿瑞基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写道：“在整个18世纪，伦敦渐渐赶上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巨额融资中心。一方面，在与法国和次要竞争对手的斗争中，英国成功地取得了对欧洲以外地区贸易的绝对控制权；另一方面，它和荷兰的剩余资本转移到英国企业手中。”8在荷兰与法国联手，共同支持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严重削弱英国的海外殖民版图的同时，英国也加紧了对荷兰国际主导权的最后阶段的抢夺。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双元化”状态后，当19世纪初英国彻底击败法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体系主导国时，资本积累的“英国周期”正式确立。
很快，英国国内的资本积累就出现了过剩。因为与荷兰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不同，英国开创了机器大生产，而机器的产出能力特别强，特别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在1788年英国棉纺织工业出现典型的生产过剩之后，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1819年的英国均出现了规模不等的生产过剩危机。当然，这些危机仍只是英国的国内危机，而且其爆发还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危机的表现方式既不规律，也不典型。9
直到1825年，首先在英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已明显超越国内危机的范畴，发展到国际危机的新阶段。1825年危机的如下几方面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大工厂工业已经开始在此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到了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大工厂工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它虽然还没有占优势并且仍然完全建立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但已经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起决定的和主导的作用了。”10因此，它成为没有和其他“外界的骚动”纠缠在一起的一次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且波及英国的其他主要经济部门。
其二，此时的世界市场已显示出饱和的初步迹象。为刺激拉丁美洲的购买能力，英国向其提供大量借款并以此购买英国商品，尽管如此仍难以消化英国的大量商品。
其三，1825年危机之前英国国内已经出现严重的金融投机活动。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英国国内的货币资本供给，货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在对外借贷活动快速增加的同时，国内金融投机也越来越泛滥，“有些矿业公司的成立，除了在交易所里‘开矿’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而且两院议员和显要人物也大量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牟取暴利。11
其四，危机开始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引发了其他后发国家的局部危机。“1825年危机无疑首先是英国的危机，但它也以种种形式影响到和表现于许多国家的经济。这样的国家数目之多远非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所能相比。欧洲中部和地中海沿岸也出现一些危机现象；在大西洋彼岸，危机现象不仅发生于美国，而且也发生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商业方面；这种现象甚至在农奴制的俄国的对外贸易动态中也反映出来。”12
首先爆发于国际体系主导国内部的1825年经济危机，具有重大的指标性意义。如果说约200年前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危机仍然是工业革命之前爆发的国内金融危机，且尚不具备引发世界危机的能力，那么1825年经济危机则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因普遍积累过剩和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它不仅拉开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正史的序幕”，而且标志着因积累过剩而造成的危机正式从国内危机发展为国际危机，并为此后从国际危机到世界危机的升级扣动了发令枪的扳机。
1825年经济危机之后，1837年、1847年、1857年又非常规律地爆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波及范围和冲击力度一次比一次大。到1857年，危机已经从国际危机升级为典型的世界危机了。
由于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和世界市场在1847—1857年获得迅速发展，各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绝对地和相对地急剧增加，大量剩余资本投入工厂企业中，因而生产过剩危机的基础更加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前所未有地增强，因而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空前众多，各国经济的周期性动荡也融合为统一的世界经济周期——1857年经济危机第一次成为世界性的了。“1857年，德国第一次发生了本国的危机，并且不是局部危机，而是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在法国，1857年普遍生产过剩危机也比1847年表现得清楚，因为周期各阶段的更替在这次没有和政治事件的影响纠结在一起……1857年，英国发生的危机深刻而普遍。在英国，1857年的危机是第四次普遍生产过剩危机，但是以往任何一次危机都还没有像1857年危机这样彻底而全面地震撼过英国式生产。”“英、法、美、德四国当时集中了世界工厂工业的五分之四左右。这四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断，就足以使1857年的危机具有世界性了。”不仅如此，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拉丁美洲各国也深深卷入危机中。13
不断升级的经济危机推动主导国和其他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一些应对举措，并带来深远的战略影响。
危机带来的最直接改变是技术创新。为避免因生产过剩而带来的利润率下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强化自身优势，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改进和提高技术能力。这种技术的重大创新不仅体现为英国国内相对有限的技术进步，而且体现为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和德国等后发国家在技术发明与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危机带来的另一重大后果，是主导国对外投资的增加。英国国内的过剩资本开始大量投资于国外的铁路建设，先是大举投资欧洲国家的铁路建设，在遭遇阻力后又转而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大举投资铁路建设。这些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既吸收了大量的剩余资本，也帮助这些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为英国培养了日后的竞争对手。
同时，危机还开始破坏各国之间的和平关系。19世纪50—70年代，主要欧洲大国之间燃起零零星星的战争，如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在意大利进行的奥法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等。虽然这些战争一般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意味着在世界危机的普遍困境之下，国际和平开始消退，大国竞争开始升级。
为克服危机，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英国还进一步加大对殖民地的压榨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在印度，英国政府于1857年撤销了东印度公司，直接委派驻印度总督加以治理，英国对印度的剥削进入新阶段。到1858年年中，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被迫接受《天津条约》，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1856年，英国对波斯发动了战争，并在次年迫使波斯签订和约，获得了新的贸易特惠权利。无论在印度、中国还是在波斯，英国都借助枪炮和刺刀为过剩商品的出口扫清了道路。14而德国、美国等主要的后发大国则对国内市场加强了保护，同时强化了与英国的海外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