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大江东去,万里奔腾,自古磨砺英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就是依托长江,特别是依托川江及其腹地,在军阀混战持续不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艰难局面下,由小到大发展起来,并对坚持持久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现代早期大型民族资本企业。
长江中下游水面宽阔,古称天堑。长江上游险滩众多,阻碍行船。到清代尤其是清代中叶,随着川江水运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以长江为主干的东西航运大动脉得到拓展从而贯通。(1) 自近代轮船畅行以后,长江作为横贯我国东西的水上大动脉,在中国水运史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作为后起的近代民族资本大型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筹备于1925年,第二年开始在嘉陵江和长江上游运营。开办之初,民生公司的股本只有艰难筹措而来的8000元现款,负责人卢作孚用其中的一部分股款订造了一艘70吨内河小轮船。由于船小股份少,“大家以为开玩笑”(2) 。就是这样一家初创时被人看不上眼的小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采用“宽厚的办法”(3) ,对川江华商轮船进行了“善意的合并”(4) ,很快就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改变了川江华商轮船公司过去资金微薄、经营分散、缺乏竞争力的不利状况。接着,其又与资本雄厚、技术和管理先进、横行川江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展开竞争并取胜,成功收购该公司在长江航线的大部分轮船和产业,从而成为以长江上游航线即峡江航线为主要依托,以川渝地区为经济腹地的大型民族资本航运企业。
在民生公司的早期发展进程中,中国正受到来自东邻日本的严重战争威胁。战争形态从一战开始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现代国家间的战争变成了“全体性战争”,而“全体性战争所要求于人民者,为民族之全力”(5) 。对于现代工业在全体性战争中的作用,人们早已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高叔康在《新经济》上发表的《经济战》一文说:“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随着社会生产组织和生产技术的改变而改变。换一句话说,现在军队的机械化、动力化、技术化是现代工业化的产儿。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国家,军队的机械化、动力化、技术化,也就不能配备得了。因为武力的形成依存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力量,生产力量就是形成武力的重要基础。”其结论是:“建国的主要工作,就在完成中国工业化。完成了中国工业化,就是树立我们建国的‘钢骨’。”(6) 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工业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日本,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一定是持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度集中在沿海和沿江的十分有限的现代工业需要内迁,机关、学校、政府机构也需要内迁,内迁运输成为关乎抗战能否持久进行的大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成为沿海沿江机关、学校、厂矿内迁的重要运输力量。尤其在川江运输中,民生公司作为主要的轮船公司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不朽传奇。卢作孚以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双重身份充分发挥了其运筹和组织的长才,有效保证了川江运输的有序和成功。截至1942年年底,民生公司运输“兵工器材约17万吨,壮丁部队约200万人,军品辎重约26万吨,其他工商物资,尚未计入”(7) 。民生公司的巨大贡献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誉,冯玉祥1944年6月在民生公司的讲演中,就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8) 。民生公司无愧于这样的赞誉。
民生公司的事业与卢作孚密不可分。卢作孚生于1893年,在他出生第二年就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中国知识界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发生了一系列极其艰难而重要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批有远见有魄力的人,他们以身作则,埋头努力,不计成败地去倡导各种最切要的实业,著有良绩,才转变了全国有志人士的观点,造成了兴办实业的风气,不再向猎官求名的方向奔竞,转向办实业开矿山的途径发展了”(9) 。南方的张謇和北方的周学熙,即“南张北周”,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尽管就时代而言晚了40年,但张謇及其事业对卢作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张謇的事业是民族战争失败后的奋起,那么卢作孚的事业则主要是对新的民族战争的因应。几乎从创办的那一天开始,民生公司就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积蓄物质的力量,进行精神的训练。早在1929年,已经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兼任了川江航务处处长,采取强有力措施,成功地对进出重庆港的外籍轮船进行管理。1930年,卢作孚率领由民生公司、峡防局等人员组成的合组考察团,经华东、华北到东三省进行实地考察,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正处心积虑地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长春,卢作孚一行“经过西广场,见着日本的兵营正有一队兵在那里演习劈刺,非常努力。所谓文明国家,处心积虑,朝夕准备的才是同人厮杀的事,岂不太可叹息!而且在这里准备厮杀的是谁人,我们岂可熟视”(10) ?
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和总经理,深深地影响着民生公司事业的导向和荣枯。卢作孚曾经积极主张过“教育救国”,并著文表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11) 。但他从切身的感受中,逐渐对许多空疏的救国主张产生了怀疑。他曾说:如果总是遇一回灾难救一回亡,恐怕要一直救到亡国的时候。由此,卢作孚开始探寻在他看来更加切实和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在不断的摸索中,他越来越注重包括教育、科学、实业在内的各种建设事业的创办和经营,从而形成了一套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主张。他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12) 又说:“我们的责任绝不是救亡,而是将一个国家经营到像一个国家——像一个现代的国家。”(13) 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4) 卢作孚所要追求的现代化国家,不仅要有现代的工厂、农场、交通、科学,还是一个超越了家族利益的现代集团。生活在这个现代集团中的人们,以服务社会为天职,在生活上相互依赖。(15) 具体到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他提出要经过建设,使四川“各个地方布满铁路之网,布满电线之网,一切大规模的工业都次第举办起来,集中生产大批出口,使原来贫穷的人都会变为有钱的富家翁了。这样一来,不单是可以把‘魔窟’变为‘桃源’,而且是也要把‘天府’造成‘天国’”(16) 。以现代化建设思想为动力,卢作孚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建设试验,通过试验寻找社会改造的方法,探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途径,致力于“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17) 的摸索和努力。他满怀信心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局部社会改造试验的成果,去影响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改造,以局部改造的鲜活经验做整体社会改造的先导,从而推动和加快民族复兴的进程,建设一个富强、美丽、各尽所能、相互依赖、各尽义务的现代化新中国。在卢作孚的社会改造和建设试验中,最重要的是民生公司的现代企业经营试验和北碚的区域现代化建设试验。卢作孚坚信个人把自己手中的事业做好,把建设事业做好就是爱国,坚信民生公司经营中最有价值的报酬是成绩和贡献。他说:“我们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事功,是我们对国家直接、间接的贡献。”(18) 他强调:“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19) 卢作孚的上述论述和坚持,是民生公司价值观的体现。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价值观,是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家能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巨大贡献而不骄,付出巨大牺牲而不悔的重要精神动力。卢作孚创办了民生公司,并悉心经营,将其发展成为以轮船运输业为核心的大型现代企业,但卢作孚本人始终只是民生公司的一个小股东。直到1949年年底,卢作孚及其亲属在民生公司的股本数只有4937股,仅占公司80万总股本数(每股100元)中微不足道的6‰而已。(20)
对民生公司的研究,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就开始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民生公司的研究资料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四项。其中之一是由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中华书局1937年版)。该纪念刊内容丰富,以卢作孚《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一文代序言,内容涉及民生公司航业、机器业、电气业、染织业、代办业、投资事业、人事、大事记、纪念死者、公司章程、组织系统表、事业概况表、现有轮船表、航线图、总分各部主干人员及各轮经理管理人姓名、总分各部所在地以及统计图表等,既全面反映了公司发展,也是对公司十一年发展过程的一个历史总结。其二是1943年卢作孚所著《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这是一本小册子,通过“在航业消沉时产生”“第一只轮船‘民主’”“机器事业开始”“三只轮船两条航线”“运动航业化零为整”“面对一切困难”“进一步改善及发展”“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如何准备战时运输”“巨大的损失与牺牲”“有计划的投资”十一部分,简要而完整地回顾了民生公司筹备和发展的历史,尤其还记述了民生公司对全面抗战时期内迁运输的巨大贡献。其三是1950年7月21日《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刊载的《民生公司简史》(上),作者不详。这个研究成果第一次明确地以“简史”的形式记述了民生公司的早期发展史,并把这一段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甲创始时期(1924年—1929年);乙发展时期(1930年—1935年6月);丙整理时期(1935年6月—1936年6月)。尽管内容简略,但分期清晰。第1037期应有《民生公司简史》(下),可惜这一期简讯迄今未能找到。第三项是《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1944年6月出版的《新中华》复刊号第2卷第6期,刊载了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撰写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该文分“对效率的追求”“民生公司的努力”“由一只船到一三七只船”“牺牲与创造”四部分,记述和考察了卢作孚、民生公司以及民生公司对抗战的贡献。该文根据卢作孚所说,称最初是晏阳初把武汉沦陷后的宜昌撤退抢运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21) 。在述及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关系及贡献时,徐盈写道: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假若没有民生公司和它在战时的牺牲和创造,“也许不是今天的局面”(22) 。之后,徐盈还把该文收入其《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一书,该书于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四项值得注意的成果是许晚成的《船主奋斗史》(上海龙文书店1950年版)。该书是许晚成根据其1945年和1949年两次采访民生公司著名船长周海清的记录撰写而成,全书有10章,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周海清在长江轮船上从西崽到船长的奋斗历程,第六章到第九章记述周海清在民生公司任船长、参加抗战运输,以及出国到加拿大督造轮船等经历。对我们了解长江轮船航运的发展以及民生公司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准备、抗战中的贡献、抗战后的复员运输和重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武汉大学经济系曾与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合作,编写了《民生公司历史资料汇编》。该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民生公司的创立及初期发展(1926年10月—1937年8月)”,第二编为“抗日时期的民生公司(1937年8月—1945年9月)”,第三编为“抗战胜利后的民生公司(1945年9月—1949年5月)”,第四编为“解放后民生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5月—1958年)”。这部资料汇编尽管有各种局限性,但内容丰富,且大体已经编辑完成,然而没有能够正式出版十分可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近代企业家以及水运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系统研究开始出现。最早较为系统的研究是卢国纪根据相关历史资料以及家族记忆撰写的《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随后又经过两次修订先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1988年,凌耀伦所著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考察和分析了卢作孚有关社会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主张,下编考察和分析了民生公司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凌耀伦所著《民生公司史》作为中国水运史丛书的一种,于1990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该书把民生公司分为创立和发展(1925—1937年)、壮大(1937—1945年)、困难(1946—1949年)、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年)四个时期。作为民生公司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著作,该书从水运史、经济史的角度,利用交通部长江航远管理局(现为“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以下简称“长航局”)丰富的档案史料,对民生公司从初创到公私合营,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卢作孚文集的整理出版方面,从1989年罗中福、李萱华、唐文光合编《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增订版),王果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卢作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守广、项锦熙主编《卢作孚全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等的相继出版,为研究卢作孚的社会改造思想和管理思想,奠定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基础。有关民生公司和卢作孚的专门研究或论文集、资料集尚有杨光彦、刘重来主编的《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周凝华、田海蓝所著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凌耀伦、周永林主编的《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周永林、凌耀伦主编的《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赵晓铃所著的《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重来主编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4年版),朱复胜主编的《宜昌大撤退图文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赵晓铃所著的《卢作孚的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守广所著的《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项锦熙主编的《民生公司演讲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等。2015年8月,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的《国家航海》12期邀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为特约主编,编辑了《民生公司90周年纪念专刊》。该专刊收录黎志刚、戴鞍钢、刘重来、罗安妮、马长林、朱荫贵等人的研究论文11篇,集中探讨和书写民生公司的航海问题。其中,黎志刚的论文《卢作孚、民生公司和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从宏观视野考察了卢作孚、民生公司及其在中国航运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是中国航运界的先驱,“是一个精明且具有现代化视野的企业家”,“为重庆乃至中国的航运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戴鞍钢的论文《卢作孚与长江航运——以创办民生公司为中心(1925—1931)》主要考察了在民生公司初创时期卢作孚对推动民族航运业发展的贡献,指出卢作孚在创办民生公司之初“所展示的非凡的勇气、智慧和创业精神,令人崇敬”。刘重来《艰难起航称雄川江——论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初创中的经营举措》,认为民生公司能够战胜困难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是民生精神,而“民生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公司超个人、超集团利益的价值观”。美国学者罗安妮(Anne Reinhardt)的《卢作孚与茶房:民生公司的管理对于长江航运公司的影响(1930—1937)》从民生公司轮船上的服务员即茶房管理入手,探讨了民生公司从小到大的发展和转变的原因。该文指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民生公司时,川江航运业正处于衰落时期。卢作孚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开辟新航线,改善管理,推进川江航业“化零为整”,凝聚民生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施行三段航行。这些举措使民生公司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川江现代航运业的翘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哲学学院博士候选人吴晓璐的《天府煤矿的现代企业转型初探(1925—1945)》一文根据当时的期刊、书信、档案等资料,讨论了卢作孚“矿(天府煤矿)—路(北川铁路)—船(民生轮船)”“三位一体”的企业集团发展形态,以及相关问题。该文指出,为适应民生公司用煤需求,卢作孚把眼光投向自办煤矿,创办了天府煤矿,又经过几次转型,使天府煤矿成为民生公司燃料基地的同时,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大型煤矿企业。朱荫贵在《抗战胜利后的轮船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一文中,通过分析战后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消长,探讨了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在战后的不同境遇和发展路径。张利民的论文通过卢作孚从政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责任问题,马长林探讨了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问题。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论文还有熊甫、凌耀伦、马昌铭撰写的《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与行为科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与李金铮、邓红的《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两篇文章从企业管理的层面,给予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以相当高的评价。此外,尚有若干以专章或较大篇幅涉及民生公司的研究著作,如徐鼎新著《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张忠民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张瑾著《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黄振亚著《长江大撤退全景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苏智良等编著《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上述研究,大致从卢作孚、水运史、企业管理与企业制度、科技应用、战时内迁、城市史等角度,对民生公司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朱荫贵、黎志刚、李金铮、张忠民、徐鼎新、罗安妮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本书不同于上述研究的地方在于,从14年抗战的角度出发,即在日本大举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危机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讨论了像民生公司这样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如何适应历史条件,通过自身努力迅速发展壮大,并为抗战的持久进行作出重大的历史贡献。本书主要内容由互相联系的三部分组成:
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民生公司于1926年初创后,特别是1931—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即局部抗战时期,通过制度创新、善意合并、公司化改造、建造新轮等经营手段,获得了迅速发展和壮大,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日本侵华和严重民族危机所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推动民生公司发展壮大的这种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现代集团)、企业规模的大型化、经营管理的合理化。当时民生公司的根本理念是“把事业做好就是爱国”。
第四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抗战全面爆发后,民生公司在政府及文教机构、厂矿企业、难童的内迁抢运,出川将士、前线伤亡将士,以及军用物资的运送等关乎持久抗战的重大事项上的作用。这一时期民生公司的爱国主义表现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企业担当,在抢运政府机关、文教机构、厂矿企业人员物资的同时,输送川军出川抗战,运送伤亡将士到后方,为持久抗战的进行,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民生公司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成为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第五章和第六章为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在发展成为大型实业公司的同时,在大后方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日益陷入艰难处境的过程;这一部分还试图通过考察抗战后期、战后民生公司力图摆脱困境的努力,以及处境日益艰困的状况,探讨民生公司这样大型而且贡献巨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由盛到衰的原因,试图揭示大规模、强烈度、长时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企业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巨大、深远影响。
(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1页。
(2) 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
(3) 朱荫贵教授说:“卢作孚采取了易被人接受的较为宽厚的办法,即凡愿意归并于民生公司的川江华轮公司,均以优惠的价格将其资产折价,以现金代偿债务,结余部分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公司,原有人员则全部量才录用。”参见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4) 张忠民教授也指出:民生公司统一川江华轮的行为,“从合并的类型上看,大多是属于一种善意的合并”。参见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5) [德]埃里克·鲁登道夫著,张君劢译:《总体战》,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https://www.daowen.com)
(6) 高叔康:《经济战》,《新经济》第4卷第8期,1941年1月,第174页。
(7)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0页。
(8) 《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698期,1943年6月28日。
(9) 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页。
(10)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11) 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第1页。
(12) 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第272页。
(13) 卢作孚:《我们对于国家的责任》,《申报》,1936年1月1日,第6版。
(14) 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第430页。
(15) 参见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大公报》,1934年8月8日,第3版。
(16) 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第207页。
(17) 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18) 《公司成立十八周年纪念会志略·卢总经理报告》,《民生公司简讯》第714号,1943年10月18日。
(19)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新中华》复刊号第2卷第6期,1944年6月,第108页。
(20) 《民生实业公司股东名册》(1949年12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生实业公司广州分公司档案,49/1/76。
(21)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新中华》复刊号第2卷第6期,1944年6月,第110页。
(22)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新中华》复刊号第2卷第6期,1944年6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