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钢铁工业
全面抗战时期,在独资的民生机器厂得到迅速发展之外,民生公司又通过合资的方式,与上海大鑫钢铁厂合作创办渝鑫钢铁厂,与武汉周恒顺机器厂合资创办恒顺机器厂。而且民生机器厂,恒顺机器厂、渝鑫钢铁厂,都是后方民营企业的佼佼者。
首先看民生机器厂的发展与壮大。
如前所述,从抗战全面爆发江阴封锁开始,撤退到长江内河以及汉宜一带的公私轮船无处修理,“坐待损坏”(58) 。民生公司有鉴于此,在收购五金材料、油料的同时,还迅速行动,通过充实和扩大民生机器厂为抗战运输的持久进行准备造船厂。此项准备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是罗致造船领域的技术专家和工人。许多有名的造船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愿到内地的川渝地区工作,以修理为主的民生机器厂当然无法吸引国内造船和工程机械方面的人才。但是全面抗战的战事一起,江南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大沽造船厂、青岛海军工厂等著名船厂的所在地相继沦陷,部分有爱国心的造船界技师和技工,辗转来到内地,而业务扩大了的民生机器厂自然成为他们献身抗战事业、施展才干的舞台。民生公司想方设法,先后聘请到如叶在馥、王超等在内的为数众多的造船专家,当时民生机器厂工程人才之多可以说是极一时之盛,既有机械工程师,也有电机工程师,尤以造船工程师和轮机工程师之多为民生机器厂的特色。民生机器厂的厂长周茂柏,就是有名的机械工程师。(59) 1938年7月14日上午,卢作孚为调用周茂柏找翁文灏相商。(60) 随后,周茂柏被聘任为民生机器厂厂长。副厂长陈仿陶是电气工程师,民生机器厂总工程师叶在馥是原江南造船所造船主任、造船专家。在叶总工程师领导之下的民生公司技术室有郭子桢、吴贻经、杨槱3位著名工程师。技术室里面的船舶设计课和轮机设计课,又有技术人员一二十人之多。民生机器厂工务处由兼处长陈仿陶和兼造修总监王超(轮机专家)主持,又有工程师刘学曾、陈鹤同、陈新民、吴匡、麦乃登、张孟炎、朱福等,分别主持7个工场的实际工务,每个工场又有技术人员3—5人不等。民生机器厂整个技术阵容相当雄厚。(61) 第二是投资扩大船厂规模。民生公司在1938年年初就投资数十万元,在民生机器厂修建大型船坞,又聘请前江南造船厂造船主任叶在馥负责此项工程,每日动员土木石工及机械工人上千人,需时2年的工程,计划4个月内即赶筑落成。该船坞修建完成后,是长江上游唯一的大型船坞,川江最大轮船如民元、民本均可入厂修理。(62) 当时,民生机器厂业务能力迅速扩大,能够胜任民生公司全部轮船的修理、旧船的整理和新船的建造,成为“后方最大的一个民间机械工厂,而且是唯一优良的锅炉制造工厂”(63) 。第三是争取到国民政府工矿调整的资金支持。1939年11月21日,民生机器厂厂务会议议决,用该厂全部财产作抵押,呈请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转商四行借款200万元。(64)
经过充实和扩充后的民生机器厂,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39年12月27日,卢作孚陪同翁文灏、钱新之、张兹闿、何北衡等到青草坝,视察民生机器厂。《翁文灏日记》载:“该厂资本一百二十万元,现有资产值五百万元以上,自造载重小轮船(一百吨者)十二艘。民生公司现有轮船一百二十余条,共载重力为二万数千吨。戴自牧、李祖芬亦来参观。”(65) 翁文灏一行对于该厂技术人才,资本情况,修造船能力颇为肯定。1940年7月,民生机器厂遭日机轰炸损失甚重,决定疏建分场。后来建成第一(唐家沱)、第二(潮阳河)、第三(大沙溪)3个分场,以及长达1英里的巨大防空洞工场。(66) 该厂主要设备有船舶修造工厂(3个分厂及2座工作船)、机械工厂(3座,设在2486立方米的巨大防空洞内)、翻砂木样工厂(2座)、冷作红炉工厂(3座),全部机器有各式车床大小70多部,机器200多部,动力方面有柴油机、煤气机、蒸汽机、发电机等80多部,“重型及特殊者甚多”(67) 。关于民生机器厂的防空洞工厂,曾经在此地生活过的卢晓蓉说:“船厂靠山的好处,到抗战时期方显现出来。那时的民生机器厂是在石头山内凿开了一个可容纳千余人的大山洞,绵延1英里,既能躲避空袭,又能坚持生产,保障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畅通。”(68) 1940年10月,民生机器厂建造的第1号新船建成出厂,这也是大后方船厂建造的第1艘轮船,同时民生机器厂也已经是“后方最大造船厂”(69) 。到1940年年底,民生机器厂工场“计有五处,迤逦三十余里,如红炉厂、冷作厂、翻砂厂、木作厂,皆已建设完成”(70) 。1941年初该厂之工已经增加到1388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资料载:1938年后,“(民生机器)厂内各部均积极扩充,迄今不过三年,但生产能力之加强,较诸抗战以前,固不止二十倍也”。1941年7月,该厂正式登记。9月,民生机器厂建造的第4号新船建成出厂,这是民生公司10艘新船建造计划中建成的第2艘轮船。1942年2月,民生公司新轮第2号(民捷)、第3号(民悦)建成下水加入航行,皆由民生机器厂制造。(71) 此后到1943年春为止,其余8艘轮船也次第建成。1942年4月10日,卢作孚主持召开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修造船舶会议,议决9只新船建造工程案等。9月,民生机器厂厂长周茂柏撰写《民生机器厂建造第七号至第十六号新船经过概要》载:抗战以来,民生机器厂为民生公司建造的新船,共计16艘,在初设计建造时,无确定名称,统以号数相称,即所谓第1号至第16号新船。其中第1号船及第4号船为同型姊妹船,于1940年10月及1941年9月先后出厂,即行驶渝叙、渝万等航线的民文、民武2艘轮船。第2号及第3号船亦为同型姊妹船,于1941年冬及1942年春先后出厂,即行驶渝合、渝津等航线的民捷轮与民悦轮。第5号船于1941年5月出厂,即行驶渝合等航线的民同轮。第6号船为民生机器厂工作船,并可作拖船使用。以上均为完全成功之船。此外,第7号至第16号新船共10艘,全为同型姊妹船,开始设计于1939年冬,正式兴工于1940年春,历时2年有余。其中最先完工的为第10号新船,定名为乐山,已正式加入航线行驶。其次为第8号新船,定名为屏山,亦已全部完工。其余预计每月完成1艘,至1943年春季,全部当可告竣。第7号至第16号新船当初设计时,颇费苦心。(一) 在船壳方面,因后方钢铁材料日趋缺乏,故改用木壳,因此新船使用的为四川本地木料;(二) 在机器锅炉方面,过去多向国外购置,如第1号民文、第4号民武,前者利用了鸿江轮的机器,锅炉则向英国固敏厂订购;后者则利用了民强原有机器锅炉,经机器厂加以修改添配改装而成。至建造第2号民捷、第3号民悦时,则不变旧观,机器委托恒顺厂制造,锅炉则由民生机器厂自造。高压水管锅炉,过去国内尚未能自制,但此类锅炉水压试验,每平方英寸须达425磅,工作技术稍差,即不易达到。当1938年底决定建造时,公司由沪招募特殊锅炉工人9名至渝,仅旅费已达5000元。以当时物价而论,所费颇属不赀,足见民生机器厂对此项工程的重视。故自第2、3号船机器锅炉制造成功后,民生机器厂遂决定继续将第7号至第16号10艘新船的机器,仍委托恒顺机器厂代制,锅炉仍由民生机器厂自建。恒顺机器厂经营40余年,为当时国内有名的机器制造厂,其出品的准确精良,已驰誉遐迩。民生机器厂自制的锅炉,以有招募特殊技工于先,复经监督工作人员的多方研究,故制造均能达到工程规格。从第10号乐山轮及第8号屏山轮完成试航获得圆满结果看,即可知此项机器、锅炉的制造,是相当成功的。第7号至16号新船先后设计监造的负责人分别是总工程师周茂柏、陈仿陶,副总工程师叶在馥,工程师麦乃登、郭子桢、吴贻经、陈鹤桐,副工程师李利耀、贾承平、刘幼煊、梁益智。(72) 由此可见民生机器厂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生机与活力。1942年上半年,资产已经达到4000万元。(73) 1943年,资产进一步增加到6013万余元,员工增加到1982人,“能制造各种重型机器及担任大型电焊工程,而对于锅炉之制造更有极大效能,为其他各厂所罕见”(74) 。
其次看恒顺机器厂。
1939年4月4日,重庆恒顺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卢作孚任董事长,总经理为周仲宣次子周茂柏。董事有周仲宣、周荟柏、周苍柏、郑璧成等8人。6月20日,重庆恒顺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南岸李家沱建造的新厂正式复工,注册资本100万元,资产约400万元。(75) 该厂职员32人、技工120人、小工60人,主要设备有安装在石洞中的自装煤气发电机2座,以及重车床、钻床、老虎钳、普通车出床、手拉5吨大吊床、大龙门钻床、万能铣床等。(76) 由于总经理周茂柏兼任民生机器厂厂长,因此恒顺机械厂的日常事务由周仲宣三子周英柏以董事兼总稽核的名义负责。复工后,恒顺机器厂侧重轮船机器的制造与修理,业务发达。(77) 抗日战争时期,该厂为民生公司制造了行驶川江的主力山字号10艘新轮和水字号4艘新轮的蒸汽主机。(78) 恒顺、民生、顺昌3家机器厂是战时后方三大民营机器厂。(79) 在大后方机器制造业中,恒顺机器厂仅次于民生机器厂,“主要制造蒸汽引擎,吸水机,打风机,其数量各以十部计……主持恒顺厂的周茂柏君也兼主持民生机器厂,他的头脑相当精明,对内对外都多办法,因此形成了后方机器业中的一个权威”(80) 。(https://www.daowen.com)
其三,渝鑫钢铁厂。
渝鑫钢铁厂的前身是大鑫钢铁厂。大鑫钢铁厂是浙江镇海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冶金硕士余名钰,在上海创办的一家著名钢铁厂。该厂于1934年9月开工,是战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钢铁厂。(81) 抗战爆发后,上海大鑫钢铁厂创办人余名钰即于8月5日呈文资源委员会,提出内迁要求,呈文说:
呈为密呈事:窃以用兵有赖运输,我国工业落后,无相当之炼钢厂。一旦大战开始,后方对于运输机件之修理补充,定有大感缺乏之虞。查商厂成立不过四年,对于车上所需要之钢铁材料已经全国各铁路采用,坦克车配件亦经交辎重学校试用合宜,即改制其他,亦能应军用上之需要。如飞机炸弹钢壳,亦曾代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制造二千余枚。在此最后关头,深愿全厂已经训练之职工与齐全之设备为国家效力,担任运输机械方面钢材料之供给。但商厂因就交通之便利设于沪东之虹口区域中,早已为日所注目,前曾以利相诱,今则据传已列入被毁之列,即不然而被武力管束,非被利用,亦必禁止生产或截留成品,不准运送,则亦无从奋斗尽职矣。倘海运被阻,一切材料往昔尚可向各国订购者,届时则全赖自给。仅就过去一年间危局未曾临头之时,商厂已供给各铁路之铸钢车辆材料,在国币百万元左右,一旦无法运送,铁路材料既有缺乏供给之虞,其影响运输实可深虑。为此惟有呈请钧会指定办法,将商厂在最短时间中移设内地,庶能尽供给铁钢材之职。此其一也。再查商厂因承办铁道部自制新车一千辆之铸钢材料,虽交货日期订定来年三月,但因各国备战,铁钢材料多已禁止外运。商厂事前及此,已将锰、锡、镍、铬等各种配剂,存储齐全,足敷一年之用。一旦被人攫取,金钱上损失尚属其次,其为各国运物品不易购办,为可虑耳。是以不得不呈请钧会指示办法,将商厂所备之特种原料,火速运送内地,则炼制钢铁即可无配剂困难之虑矣。此其二也。更有进者,商厂深虑国内之废钢旧铁北运转口,故于数日以来,即着手搜集存储在二千吨以上,除一部分业经熔炼外,至本日止,尚存一千五百余吨。因限于财力不能继续尽量吸储,以致市上堆而未售者,尚有数千吨之多。不设法收买,定必转手资敌,不然即存积沪上,亦决难接济于万一也。在大规模炼钢厂未曾设立之先,废钢旧铁实为炼钢之唯一原料。若不设法预为存储,则即保有炼炉,亦犹巧妇无米之炊。惟有呈请钧会妥筹办法,将沪上所有废钢旧铁尽量收集,以特许办法,免除请领护照等手续,迅速运存内地以资本制炼。此其三也。寇深时危,敬请钧会迅赐示导,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抵抗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的。实属迫切待命之至,谨呈资源委员会蒋。(82)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先要求内迁的民营厂矿的资料,而此时上海厂矿内迁的动员工作尚未开始。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院务会议提交了《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的提案。同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小组会议通过上述建议,并把上海厂矿内迁事宜交资源委员会全权负责。8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会议还决议以资源委员会为首,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3个机关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为与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相衔接,8月12日,厂商方面组织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余名钰为11位委员之一。(83)
8月20日,大鑫钢铁厂领到铁道部10万元迁厂运输搬迁津贴及20万元购地、重建贷款。此时,余名钰正患阑尾炎,其仍带病安排内迁。由于江阴封锁,8月28日,大鑫钢铁厂与其他5家机器厂的机件和工人,冒险从上海的苏州河运出。到苏州后雇佣小火轮拖到镇江,再由镇江换装轮船到汉口。9月,大鑫厂300多职工抵达汉口,于是在武昌簸箕山圈地建厂。10月初,大鑫厂机件运达汉口。搬运机件的过程中,该厂又奉令移炉大冶,限期产钢。11月,该厂又奉令迁重庆,于是中止移炉大冶,解散簸箕山建厂工程,重整全厂机件物资,办理西上运输手续。(84) 12月1日,民生公司派船务处经理郑璧成与上海大鑫钢铁厂代表余名钰在汉口签定合作协议,组织大鑫钢铁厂渝厂,股本定为50万元,双方各投资25万元。(85) 合营后,该厂运抵武汉的机件由民生公司分5批于12月初运往重庆,并在民生公司江北堆栈成立临时工厂。为早日开工,余名钰奔波20多天,选定龙隐镇土湾为厂址,呈请当局出示收购,并与王、许两姓族众公议地价。其间,又遇到军政部纺织厂出面阻挠、豫丰纱厂要求分让,结果原购面积大为削减。到1938年3月20日才完成购地。(86) 4月,渝鑫钢铁厂开始在龙隐镇土湾兴建厂屋,为总厂。9月,大鑫厂渝厂奉令改名为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同月,渝鑫钢铁厂总厂正式复工,职员60多人,工人800多人。该厂设备有1吨电热炼钢炉2座,贝氏炼钢炉2座,50寸炼铁炉3座,其他镕铁炉3座,500千瓦电热炼钢炉1座,500千瓦电热合金炼炉1座,3吨起重机1部,1吨气锤1部,半吨气锤2部,17—80千瓦发电机4组,各式锅炉9座(87) ,后在江北江家沱、长寿詹家沱等地建有分厂,还投资并实际上使清平炼铁厂成为其分厂。(88) 在大后方工业中,渝鑫钢铁厂以设备全、出品种类多、能自己制造机器著称。(89) 1939年1月2日,民生公司与自上海内迁的大鑫钢铁厂在合作过程中磕磕碰碰,工矿调整处副处长张兹闿向翁文灏报告,“化铁炉,民生于十二万元中出八万元,愿任董事长,大鑫不赞成”(90) 。尽管如此,卢作孚对于渝鑫厂仍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该厂“是迁川工厂开工最早的一个,主持的余铭玉(应为名钰)君是一位工业上的大胆者,他不但炼钢,他也冶炼与钢铁有关的原料如硅铁和锰钢,也制造和炼钢有关的材料,如火砖和碳精。他作人不肯作的事,为自己造轧钢机,同时也为其他钢铁厂造轧钢机”(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