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未完结的事业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捩点,是中华民族不甘心沉沦的全民族抗战,是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相结合所掀起的民族自救巨澜。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抗争中,民生公司作为一个以轮船航运为主的大型民族资本企业,以其高度的民族自觉和社会担当,把民族危机化作奋发自强的强大驱动力。面对日益深刻、严重的民族危机,民生公司一方面积极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的方法和理念,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和趋势的成分,把两者融合成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发展产业,富强国家”的现代企业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组织的现代化,以及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就公司经营盈亏而言,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在1948年的第二十三届股东常会上报告说:“本公司创办以来,自民国十五年起至二十七年间,每年均有盈余。但自二十八年起至三十五年止,遂连年均在亏折中。”(1)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1年间,民生公司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很快从纷乱无序的航业状况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以航行川江为主的内河轮船航运业巨擘,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积聚了基本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把战前11年积累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力,迅速转化为支撑抗战的现实力量,主动、积极地投身到战时水上运输的洪流之中。如果说,在长江中下游的内迁抢运中民生公司还只是积极发挥了辅助性作用的话,那么,在以宜昌为起点、重庆为重要目的地的川江航运中,民生公司自始至终承担起了主导性的现代运输力量的重任。其中,最紧张也是最为人们称道的是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由于在宜昌大撤退中担任主力,并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民生公司成为现代企业为全面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典型代表。资料载:截至1942年年底,即使不计普通工商物资,单就兵工人员和物资而言,民生公司就运输了约200万人壮丁部队、约17万吨兵工器材、约26万吨军品辎重。(2) 而同一时期,国营轮船招商局,从1937年8月13日到1939年年底,承运军队50万人、军用品19.8万吨、公物8.8万吨、商货19.2万吨、旅客难民36万人。(3) 可以说,两家公司各有千秋,而民生公司略胜一筹。
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的军公运输中,民生公司的轮船和员工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其中损失和损坏的轮船见表7-1。
表7-1 抗战时期民生公司船只损毁一览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08—509页。
除上述在应差和运送公物、械弹、汽油等危险货物中发生事故造成损失之外,民生公司船舶损失更为严重的原因是被日军侵占、炸沉、炸毁,见表7-2。
表7-2 抗战时期民生公司船只被日军侵占、炸沉、炸毁情况一览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16—517、522—526页。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民生公司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其为国家为社会的忘我牺牲精神,而且在于其深具远见的谋划。为准备长期抗战,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民生公司就有计划地收购和储备五金材料和船用燃油,由此使此后数年间民生公司的正常运转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将自沿海内迁的重要科技工程技术人才,安排到民生机器厂等所属企业,不仅为国家保存了人才,也大大充实了企业的技术力量。民生公司还采用以运费合伙的方式,与迁渝的常州大成纺织公司、上海的大鑫钢铁厂、武汉的周恒顺机器厂、焦作的中福煤矿等厂矿合作,改组成立了大明染织厂、渝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天府矿业有限公司,使民生公司的投资事业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壮大。这些广泛而颇具规模的投资,使民生公司在全面抗战时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公司或投资公司。
不过,作为以轮船航运为主业的民生公司,在战火硝烟中仍憧憬着辽阔的海洋,憧憬着在抗战胜利后,“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办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相信我们的政府,那时一定要用全力来扶助民营航业的发展”(4) 。卢作孚满怀信心地说:民生公司的航业要有理想,“如何使我们的航业由内河扩展到沿海,乃至于远洋,使国内外到处看到我们的轮船。如何设备各埠的码头、趸船、仓库,如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准和改善我们的管理方法,这是我们对于自己事业应有的理想。美国有一个钢铁大王,他说:我要不做事则已,要做就要做出世界上第一的好。人人做事,都要确立这种理想。一个人在事业里,一个事业在国家里,一个国家在世界里,均应要求做到第一的好。我们应该有具体的好的理想,而且控制着我们的行动,在一个秩序上去实现它”(5) 。卢作孚在1943年回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后,一方面为解决民生公司的战时困难焦思苦虑,一方面考虑战后民生公司的发展和布局。他深切希望国民政府当局对于战后航业也有一个全盘的筹划,以保障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相互合作与配合,由政府进行分配,责成主要的轮船公司分担各个主要航线的运输。或以主力用于远洋,或以主力用于南洋,或以主力用在沿海,或以主力用在长江,使各轮船公司“竭其全力发展其主要航线,相互间配合而不致相互间冲突,这是国家必定把握的大计。其余都是轮船公司自己的事。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它不得不有几条互相救济的航线,使不致因为一条航线不景气,而受致命的打击。这是它得自己努力的,也必荷蒙政府予以准许的”(6) 。对于民生公司的呼吁,重庆国民政府当局由于越来越深地陷入经济危机、越来越倾向于着重发展国家资本而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残酷的持久抗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赢得真正的胜利,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有意无意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在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国家资本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现代经济部门中迅速成长壮大。相比之下,私营民族资本则在经济统制和战争破坏的双重挤压下,困难日增,其基本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创新能力不断下降,重要性迅速降低,甚至被视为累赘。(https://www.daowen.com)
到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在卢作孚回任后力图重振,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利用到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机会,观察世界大势,并谋划在北美借款造船,为战后航业复员作准备。
为适应向沿海发展的需要,民生公司和金城银行于1946年3月9日达成合作协议。该协议中约定由金城银行借出相当于100万美元的法币,与民生公司联合成立海航部,业务独立但经营事务由民生公司代理。为便于业务的开展,双方在1947年元旦把联合海航部更名为太平洋轮船公司。该公司资本100万美元,金城银行和民生公司各出资50万美元,其中民生公司的50万美元从金城银行贷款,经营管理由民生公司负责,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兼任该公司经理。该公司成立后,从美国购入黄海、南海、渤海3艘海轮从事经营(7) ,相继开辟了上海到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航线和上海到基隆、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的南洋航线。这样,民生公司通过太平洋轮船公司,初步实现了向沿海和南洋航线的拓展。
为敦促国民政府当局确定航业政策,划分航线,以避免恶性竞争,卢作孚于1946年7月致电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恳请国民政府召集航商举行会议以确定航业政策,加强民营公司,划分各轮船公司主要航线,并进行调查研究统计,使“航商明了全部状况,勿再盲目购船,致愈增加未来困难”(8) 。此时,内战的熊熊火焰已经在各地燃烧,国民政府对国营轮船招商局和民营轮船公司倚重倚轻的错误航业政策也愈演愈烈,卢作孚的恳请电自然如石沉大海。由此,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对国民政府当局更加失望,并由失望逐渐演变为绝望。
总之,在14年抗战中的局部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创造了企业发展的辉煌业绩。在14年抗战中的全面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创造了服务抗战和自身发展的奇迹。随着全面抗战的持续和抗战的胜利,民生公司出现动能衰竭的情形。最终,民生公司没有能够顺利实现向远洋发展的夙愿,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经营上的困境。经营困境还使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形成的巨额债务越来越难以承受。民生公司的发展和遭遇到的困境都不是历史的宿命,而是剧烈持久的民族危机、民族战争重塑中国社会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
民生公司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过非凡作用的现代早期大型企业,像浩瀚夜空中璀璨的流星,带着万丈光芒,瞬间消失在无垠的天际。同时,民生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尊重科学、注重管理、服务社会为重要内容的企业精神又是不朽的,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永恒的集体记忆,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之一。
(1)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三届股东常会决议录》,第2页。
(2)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第230页。魏文瀚《民生实业公司与川江航运》(《交通建设》1943年第12期,第18页)有同样的数据,大概龚学遂的数据采自魏文瀚文。
(3)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第229页。
(4) 赖彦于:《未来的民生公司》,《新世界》第12卷第3期,1938年4月1日,第9—10页。
(5) 卢作孚:《怎样唤起我们的精神》(1939年11月),张守广、项锦熙主编:《卢作孚全集》第3卷,第1011页。
(6) 张守广、项锦熙主编:《卢作孚全集》第3卷,第1146页。
(7) 民生实业公司、金城银行重庆区管辖行:《立借款合约》(1946年3月9日)、《金城银行、民生公司合组航海业务暂行办法》及《航海船舶代办办法》,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04/1/395。
(8) 《卢作孚致宋子文电》(1946年7月23日),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第824—8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