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公司的筹备与创办

三、 民生 公司的筹备与创办

负气回到合川的卢作孚,经过一番联络,于1925年10月11日,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和陈家花园举行了民生公司筹备会。到会的人有卢作孚、陈伯遵、刘勃然、陈念孙、周尚琼、黄云龙、彭瑞成、赵瑞清、余文舫、张程远、卢志林、刘润生等人,多为卢作孚的同学、好友、地方商贾和当地知名人士。筹备会议定创设民生公司,公推卢作孚为筹备主任,暂定股本为5万元,每股500元,分4次缴纳,由各发起人分头劝募,张程远为出纳,彭瑞成协助张程远在合川收款以及筹备公司事务,卢作孚、黄云龙负责造船。赴申造船人员旅费,由陈伯遵垫付银洋200元。(50) 所有筹备人员,一概不支月薪,公司筹备办事处设在合川药王庙旧址。(51) 这次筹备会标志着民生公司艰苦创业的开始,后来这一天被定为民生公司成立纪念日。会后,卢作孚等人先到重庆调查川江轮船及航运情形,接着到上海调查相关机器产销性能,订购轮船。此时,卢作孚等公司发起人的目的就是“只在办一航行合渝之小船,与在合川办一电灯厂”(52) 。就公司发起人和股东而言,“以合川为最多,其投资大半为了朋友关系,而非为了事业关系;并非有了认识,而是为了尝试”(53) 。如陈伯遵原是卢作孚的老师,时任合川县教育局局长。不过,募集股份进展缓慢,初期实际收到的款项只有8000元左右。稍后,当过合川知县的郑东琴也弃政从商,加入刚刚筹备中的民生公司。合川当时是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所在部队师长陈鼎勋的防区,卢作孚通过郑东琴等人,争取到了陈鼎勋的支持与投资。(54) 后来卢作孚回顾民生公司初创时的情形说:

民生公司产生于民国十四年重庆嘉陵江上游五十二浬的合川,选择其着手的事业为航业,正是在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扬子江上游分为两段,宜昌至重庆为一段,重庆至宜宾为一段,有航业不过十几年,但已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发展时期,极盛时期,过剩时期,而进入了衰微时期。在这十几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看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因为内地一时的不宁,中国旗轮船日减,外国旗轮船日增,以致中国人所有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55)

卢作孚在上海奔波了2个月,到1925年年底为止,先后接洽了9家造船厂。合川募集到的8000多元股本也汇到了上海,卢作孚在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1只小轮船,“议妥船价全部二万四千五百两,约合三万五千元”。他考虑还要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电灯部,因此决定购买1部小型柴油引擎和发电机。电机电料花去了5000多元,最后,订造轮船的费用仅仅“交了二千多元”(56) 。实际上是“先交付造船厂订金,并办妥签约手续,俟返回合川,再行设法增加股本来解决此事”(57) 。还有记载说:“当卢(作孚)君赴申时,有多数股东疑此事之难成,相率观望。卢君称贷,毅然就道。去数月而船未至,益增其疑,甚有已缴股本,极(急)觅转让者。”(58) 就是在这种路费自垫、股款无着、众人迟疑、举债维艰的情况下,卢作孚在上海订造了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1926年1月,民生公司在上海订购的柴油引擎电机运抵合川。公司聘请杨月衢、韩祺祥安装机器,建立电厂,厂址附设在药王庙民生公司筹备办事处。(59) 资料载:“公司事业,始于电气,而增至航运、机器、染织、投资、代办诸业。”(60) 2月,民生公司合川县药王庙电厂初步建成。(61) 3月,民生公司电厂试验发电以及电灯照明。(62) 民生实业公司在合川成立事务所,卢作孚任经理,全公司14个人(63) 卢作孚说:“开始安设电机,正式成立公司了,才租了小小的药王庙。前殿是电厂,后殿是办公室。虽然狭陋,却严定了工作纪律。自早至晚都要求紧张地工作着,这在合川县城算是造起新纪录了。”(64) 4月,民生公司成立电灯部,(65) 合川电厂同月正式发电并营业。当时电厂电力可供500盏电灯照明,16支光灯每月租费1元2角。(66) 此时,民生实业公司略分为航业部、碾米部、电灯部、自来水部,着眼于经营相关四部分业务。(67) 其中除航业部拟从事川江轮船航运外,其他三部分俱为岸上事业,这表明筹建中的民生公司十分注重岸上事业。不过,电灯虽是新事物,但业务惨淡。资料载:“是年(1926年)五月,杨、韩二君因事它去,继其任者为华阳刘德经。营业之初,县人囿于积习,复昧于电灯利益,率不愿租灯,虽经陶建中、姜石礁诸君之极力劝导,然以十启罗瓦特之机器,仅燃十六支光灯百余盏,可谓惨淡经营矣。是时公司收入,仅恃每月灯租百余元。幸于开支,极力撙节,尚无不足之感。”(68)

5月,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在上海建造完成。由于投资者踌躇观望,不愿如数缴纳股金,船厂方面甚至延期交船,卢作孚只好先借款解决船款及回川沿途所需费用。耿布诚回忆说:“当民生船未进川时,需款一万余元,甚急。股东意存观望,不再缴款,而事业初起,又不易借款。适陈伯遵长教局,而局款又适有余存,公司乃商得陈伯遵同意,向教局暂借,以电灯机械抵。此公司初起时难关之一也。”(69) 卢作孚也说:“这时多亏得陈先生伯遵大胆借了七八千元,郑先生礼堂(县中士绅)大胆借了几千元,才得依期交款,直到轮船造成回来。”(70) 该船即民生轮,动力选用德国造道奇主机,双机功率达180马力,转速360转每分钟,载重70吨,船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吃水较浅,专任客运。以借款方式凑足船价款项后,卢作孚派彭瑞成、周尚琼赴上海办理付款、接收手续,并与卢子英一道,护送轮船回渝。卢作孚后来还说,在民生公司的初期,陈伯遵先生是“最得力的一位朋友”,他“在民生公司经济的撑持上加了最大的力量”。(71) 6月初,卢子英、彭瑞成等人率领民生轮离沪。当民生轮驶抵湖北省境时恰遇江水猛涨,在城陵矶下游东湾小镇附近和沙市下游两次遭遇江湖惯匪,但两次都凭借船上早有准备而脱险。(72)

鉴于民生轮即将驶回投入营运,人员安排、工资薪金、招揽客源等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生公司于6月10日在重庆举行发起人和投资人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卢作孚自行负起公司经营管理责任,正式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并任命陈伯遵和黄云龙为协理。后来卢作孚回忆:“为了证明发起人的几位同仁的要求,不在利益,而在事业,所以自行负起主持事业的责任,任总经理;一位幼时的老师陈伯遵先生,及一位同学黄云龙君任协理,彭瑞成君、陶建中君分担事业各部分的责任,报酬都定得非常低,低到总经理月薪不过三十元,协理月薪不过十五元,待遇较高的到(倒)是船员,而非公司负责的人员。”(73) 这次会议决定了公司的人事组织和分工,会后开始给职工全员发放工资。这在民生公司史上是一个重要会议,后被认为是民生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成立会。(74) 据称,此次会议还推举石璧轩为董事长。(75) 至于公司章程、宗旨等等,此时尚没有正式的决定,正所谓“其始也简”。

6月中旬,卢作孚与卢魁杰到宜昌接船,下旬民生轮驶抵宜昌。此时,长江洪水虽然稍有消退,但对于民生轮这样的小轮船而言,上驶依然十分危险。在宜昌等待民生轮上驶的过程中,卢作孚为民生公司制定了管理办法和发展规划,并为公司设计了以峨眉金顶为背景,民生轮航行于长江三峡的宣传画。宣传画还向全体职工与全社会昭示出民生公司轮船客货服务的要求和“安全、迅速、舒适、清洁”的承诺。(76)

7月中旬,一个月的等待令卢作孚无法继续忍受。公司所借造船价款即将到期,急需民生轮驶回投入运营,以减缓负债压力。卢作孚召集船上引水和轮机人员仔细研究上驶的方案,并向大家说明公司当前情形,这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卢作孚决定安排民生轮冒险入川,同时与海关交涉,使民生轮获特许开行。卢作孚后来回忆从宜昌接船的情形时说:“在最枯燥的轮船上整整等了一个多月,水才退到三十呎三吋(77) 。人都认为危险,我们却以领江的保证,决心生死与俱地开了回来。”(78) 耿布诚记述民生轮冒险上驶的情形,谓:

航行至泄滩,因船小滩高,领江领船深入洄水,冀其借洄水之力,易于冲上,乃逼近石头五尺矣,舵忽不灵。此时领江无计,顿脚太息。作孚于皇急中,奔至机舱,令开倒车,大有“羞见江东父老”之概。在此千钧一发中,突见一个炮花,抬船转入流水,抛过北岸。但因水流太急,船开满车,犹难撑持。水手曾宗应力持钢绳,跳入河心,全船人为之惊异。注视,知准备绞滩矣。当时全船大喜,疑有天助。于是停泊,相与欢庆。民生公司之成败,系此须臾,此时作孚之喜,不言可知矣。(79)

长江三峡险滩众多,其中最险者为新滩(又名青滩)、泄滩、崆岭,当地谚语云:“新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民生轮初次涉险过泄滩,真是惊心动魄。就这样闯过峡江,民生轮终于驶抵重庆。7月23日,卢作孚又率民生轮从重庆起航驶抵合川。(80) 随即,他又任命陶建中为该轮第一任经理,“兼办重庆岸上的事”(81) 。8月初,民生轮正式开始在渝合线航行,隔日一往返。不过,重庆航业界对于民生轮这样一个小吨位轮船的加入未给予任何特别的关注,甚至连投资人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卢作孚后来说:“民生公司初办的时候,总共只有几十吨的轮船,大家以为开玩笑。”(82)

民生轮虽然只有70吨,但是船身为铁壳,比较安全。(83) 尤其是卢作孚在业务管理上锐意革新,“船上不用买办(包办)制,而设事务经理”(84) 。在此基础上,后来民生公司在业务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人员、统一船上财务、统一船上油料核发、船长统一管理船上事务的“四统制”。这一先进、科学的业务管理制度,杜绝了当时川江轮船航运业通行的旧式买办包办制的弊端,成为民生公司民生轮取得优良经营业绩的重要制度保障。3个月经营下来,股东们看到能够有相当好的收益,公司股本额定为5万元,很快收到了49049元,而公司轮船部的职员只有四五人。(85) 11月,嘉陵江水枯,民生轮改航渝涪线。卢作孚说:“(当时这一段航线)没有其他轮船航行,客人不如重庆合川多,但兼有货运,可以维持过冬季,同时决计加造更浅水的轮船,期于终年能够行通重庆合川一线。”(86) 开辟渝涪线后,民生公司在重庆水巷子汇源栈租房1间(前后两进),设立办事处,调陶建中为办事处主任,徐晓江接任民生轮经理兼办涪陵岸上的事。办事处另有茶房1人,合共3人。卢作孚说:“最苦算是这个时期的船上经理了!船到涪陵停在距城几里的荔枝园,经理到岸上赶场揽货,黑夜摸索回船,应付上船的客人。常常拥挤的经理没有睡觉的地方,只好坐在账房打盹。刚刚入梦,则又要检查客票,预备开船了。……在这艰难缔造的时候,努力的朋友都有牺牲个人的决心。没有说事苦的,亦没有说钱少的,同时各方面争来拉人做事,待遇地位都远在这桩小小事业之上,却没有一个人离开这桩事业而去。”(87) 郑璧成也说:“在此艰难缔造之时,人皆有事业无权利,总经理月薪三十元,协理月薪十五元,办事处主任及船上经理月薪皆十元,董事、监察舆马费皆四元,而又须实际办事。一群事业上良友,绝不畏事苦,亦绝不计待遇,当时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争相物色人材(才),待遇与地位皆较高,却无一人忍离此事业以去者。”(88) 在上下一致努力下,民生公司在重庆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有“猪鬃大王”之称的古耕虞后来回忆:公司有一批羊皮在涪州(今涪陵)要运往重庆,他找到卢作孚,要民生公司派船专程走一趟,“卢慨然应允,及时运回。在其后的交往中涉事更多,愈觉其人办事认真,很孚信用”(89) 。1927年4月,民生公司召开第二届股东大会,推举耿心开为董事长,郑东琴为监察。(90) 整个1927年,民生实业公司业务进展顺利,股本增加为10万元,收足99225元,并新造吃水更浅的小轮船新民轮(后改名为民用轮),以期保证渝合线每日有轮船对开。电灯部也新订80千瓦电机1部、发动机1部、锅炉1部。职工增加为75人。此外还订购了车床、钻床、刨床等,准备设立机器部。(91) 卢作孚后来把民生轮开始在渝合间营运到1927年这一段时间称作“公司事业经营之第一期”(92) 。他说:“当着轮船开行以后,客票收入相当盛旺,股东缴款亦因而相当踊跃,股额五万,二三月内,完全收足,于是决计加募股额五万,加订吃水更浅的小轮一只,以期先健全重庆合川线,使每日有轮船往返。”(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