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的卢作孚与民生公司
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于1937年7月8日,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大会,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同日蒋介石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有关卢沟桥事变情形的报告。蒋介石一面电令宋固守待援,一面命令在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刻返京,准备应变”(2) 。在川康整军委员会第二次大会散会前,何应钦在大会上宣布了日军在卢沟桥挑衅的经过,并判断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何应钦讲话毕,“全体参加人员愤慨异常,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当场请缨,愿率所部出川,参加对日抗战”(3) 。9日,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提前闭会。在四天会期中,通过了整军四大方案,即各军及独立师整编案、军费支配案、人事处理案、川康整军实施步骤及日期案。(4) 由于此次整军的成功,大批川军得以在抗战爆发后迅速出征,国民政府也能够顺利西迁重庆,这使四川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举足轻重的后方基地。在这之中,卢作孚直接或间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军会议闭会当天下午,何应钦从重庆飞返南京。川康整军实施步骤交副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会同各整军委员负责办理。
七七事变爆发时,身兼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身在重庆,正在准备经欧洲赴苏联考察事宜。7月9日,卢作孚就四川整军问题与乡村建设问题,以及赴苏俄准备事宜自重庆致函蒋介石,报告各事,谓:“归来已谒甫澄主席,为陈钧座于此次整军及未来四川妥善经营瞩望之殷。甫澄主席万分感激,决遵钧旨彻底实行,谓与敬之部长、默三主任已商得具体办法矣,此差可告慰于钧座者。过汉时得遇晏君阳初同行飞渝,与陈君筑山共同商谈一度,乡村运动联系办法已由筑山草就,只因全国乡村建设学会理事会七月底开会于南京,阳初、筑山所约参与庐山谈话会期间复系自八月四日起。故拟俟南京开会,列席人员共将草拟办法斟酌一度之后,再于八月四日携赴庐山请示钧座。职因川中事务亟待结束,拟七月十五日飞京约同杨端六、章元善诸君,共趋牯岭。”(5) 函电中言及的杨端六、章元善为准备作为随员一同前往的人员。10日,蒋介石密电卢作孚,欧洲考察“杜重远可同行,经费当由政府发给,不必另筹”(6) 。鉴于此次出国考察至少需要5个月时间,因此卢作孚在接电后,首先考虑对民生公司及北碚的相关事务进行适当安排。11日,卢作孚率领民生公司总公司各部门管理人员及各轮经理共60余人到北碚的温泉公园开会,并在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召集座谈会。(7) 当晚又到温泉公园对民生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谈话。此次谈话经整理后,以《由整理膳务谈到今天的工商业管理方法》为题刊于《新世界》。(8) 14日,卢作孚又特意出席民生公司总公司朝会并就管理工作、做事方法、公司组织等提出三点意见和要求:(一) 每人应弄清自己职务。如管理船员的人虽然坐在办公室,但是各轮船员状况,也须设法掌握清楚。民元轮的水手10点钟时候在做什么?民本轮的舵工11点钟的时候应由何人当班等,都是需要掌握的情况。我们对这些具体情况,都要了如指掌,然后才能管理和控制住我们的工作。一桩事业,在规模小的时候,一切都容易管理完善,但是当规模扩大之后,往往就会弄得一塌糊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掌握好管理的方法。(二) 每人要寻找做事的方法。做事方法的取得,是要参考已有的办法,不要凭借我们的聪明另外发明一些并不适用的新办法。如果各人有各人的办法,结果必然等于没有办法,这肯定不是办法。例如要开辟湖南航线,我们必须先派人到湖南调查,然后才能根据调查得到的事实,确定我们的办法。不合事实的办法,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三) 健全公司组织。为健全公司组织,在总经理之下,增设秘书、设计、稽核三室。秘书室管理全公司一切对内对外的文书,如果将一切文书全经秘书看过,就不会再有甲处与乙处对于一件事情而有两样不同的办法;设计室管理全公司应兴应改事项之设计,今后凡做一事,必须要有计划,无计划不准行动;稽核室稽核各部事前事后账项,并督查一切,今后凡开支,必须要有预算,无预算不准开支。不过三室的设立,重在联系四处的工作,并不是由四处变成七处,那就失去三室的作用了。(9)
13日,邓汉祥就七七事变后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态度及四川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复电卢作孚,请卢作孚代为转达刘湘的态度。函电中刘湘表示:此次日人对我借故侵犯,处心积虑已非一日,目光似非局部,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川省虽僻处西陲,民族大义深洽人心,在此国家生命争最后呼吸之际,无不同仇敌忾。“湘虽行能无似,爱国之心尚不后人,国家急难相需,岂容稍有诿避?苟蒙驱遣,捐糜奚辞。至若整军方案,原为充实国力,为抗敌御侮之计,步骤办法既经决定,尤应积极进行,早竟全功,请释廑念为幸。”(10)
根据原定计划,卢作孚于7月15日自重庆乘飞机前往南京、上海,准备出国到苏联考察。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学者为主的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中日局势,到会157人。(11) 卢作孚出席了谈话会。17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共同谈话会上提出《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声明,说明中国政府对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不屈立场,并宣布解决卢案四项立场。7月18日,庐山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结束。(12) 鉴于日本政府决定扩大战争,并增兵华北,蒋介石于19日公开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声明。20日,庐山谈话会在举行教育组谈话后结束,蒋介石于谈话会后返南京。何北衡正式代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职。(13)
卢作孚出国赴苏联考察的出发日期于7月22日最终确定在8月10日。南京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资源委员会代秘书长何廉于该日致电远在苏联的翁文灏:卢作孚等8月10日乘意大利轮船动身赴欧洲,9月12日至意大利热那亚(Genoa),即转德赴苏俄。(14) 同一天,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主要工作为统制粮食、统制资源、统制交通、组织与训练民众、统制各地卫生机关及人员材料、筹划金融财政。(15) 7月24日,卢作孚因事到上海。25日晚,卢作孚在上海得悉母亲于下午病逝的消息。(16) 26日,卢作孚由上海乘飞机返川治丧,当晚10时返抵北碚。此时,华北风云紧急,卢作孚决定暂不出国,(17) 并函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资源委员会代秘书长何廉,请求转陈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特准缓行。(18) 卢老夫人李氏逝世后,黄炎培、陈光甫、周作民、宋子文、邓汉祥、吴蕴斋、刘湘、杨森、甘绩镛等金融、实业、教育、军政界人士纷纷致电吊唁。(19) 7月27日,卢作孚兄弟安葬卢老夫人李氏于距北碚10里的雨台山。(20) 29日晚,卢作孚兄弟在北碚西山路卢府为卢老夫人李氏举行家祭。(21) 30日,卢作孚兄弟还在北碚兼善大礼堂举行了卢老夫人李氏展祭仪式。
在处理完丧事后,卢作孚迅速投身到正迅速展开的全面抗战之中。8月7日,卢作孚与四川省主席刘湘、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财政厅厅长刘航琛、省政府委员甘绩镛等乘飞机由成都经重庆抵达南京,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的国防会议。(22) 卢作孚到南京后,借住在南京莫干路11号范旭东的住宅。该住宅是一座花园小洋房,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厅、书房和厨房,楼上是几间卧室。卢作孚白天出去公干,晚上回莫干路听取汇报,处理民生公司总公司沿江分支机构发来的函电。后来,“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到南京,卢先生在莫干路设宴招待,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刚出狱的田汉和孙师毅、王平秋等,都受到卢先生的热情接待。除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互有往来外,与青年党李璜、民社党张君劢也常有来往”(23)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8月11日开会,决定设立大元帅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陆海空军之权。同时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以中央常委、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中央党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及行政院秘书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为委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之下,设置国防参议会以容纳非国民党籍的“党外分子”(24) 。大本营各部部长人选也在此日大体确定,副部长及以下人员则尚待遴选。《周佛海日记》载陈公博为大本营第二部部长,陈嘱周为副部长。
战争的硝烟日益逼近,卢作孚身处南京,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8月11日,蒋介石决心封锁上海吴淞口。(25) 12日11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发现吴淞口尚未封锁,当即采取措施予以封锁。(26) 同日(12日),民生公司二号、六号、八号、九号共4条钢质铁驳被上海市警察局水巡总队征用,用于沉塞上海十六铺黄浦江航道。(27) 此前,一艘装有重庆古青记商号出口猪鬃的民生公司轮船航抵上海。原定该船卸货后装运棉纱回重庆,但卢作孚敏锐地觉察到大战在即,命令该船不等卸货原船返航。(28)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52次会议在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召开,会议认为在没有对日宣战的情况下,不宜设置大本营。(29) 会议还决定自该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抗战大计,并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并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推定蒋介石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总司令),(30) 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六部。(31) 中国战时机构的建立为行将爆发的全国性抗战作了初步的组织和战略准备,使中国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面前能够比较从容地组织抗战力量,实施抗战方略。(32)
同一日(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以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作为一个厂商组织,该机构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指导和监督下组织迁厂工作。这时候,民生公司已拥有大小轮船46只(另租借3只),载重24000多吨(租用船只未计),铁驳、木筏、码头、趸船若干,以及机器厂、物产部等。这些轮船中,甲级轮船航行于上海、宜昌间者经常有5只;乙级轮船航行于上海、重庆间者经常有7只,航行于宜昌、重庆间者有4—8只。小轮航行于重庆上游者经常在10只以上,航行于渝合、渝涪短航者经常为4只。其余多半在轮换修理。为便利各埠客货上下起卸,当时民生公司在重庆共有码头9处,万县1处,宜昌3处,沙市1处,汉口1处,上海2处,各码头上下设有趸船、驳船、仓库等设备,轮船修理有机器厂,物产代办有物产部,“一切规模皆已粗具”(33) 。
8月13日,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民生公司甲级船舶立即全体动员,用2个星期,下水运送4个师、2个旅由四川至宜昌;上水以镇江为接运起始点,与各轮船公司一道撤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工厂,在南京接运撤退的政府人员、公物,学校师生、图书、仪器,在芜湖接运撤退的金陵兵工厂人员、器材,在汉口接运撤退的政府人员、学校师生、航委会全部器材、兵工厂钢铁厂全部器材、民间工厂部分器材。在宜昌主办以上各地内运人员、器材。在宜昌以下,其他公司大小轮船较多,民生公司发挥辅助作用。宜昌以上,则民生公司为内迁抢运的主力。(34) 由此,民生公司进入战时运输的第一阶段。(35) 八一三事变之初,民生公司的甲级轮船主要集中在芜湖和镇江两个地方。卢作孚说,公司集中在芜湖的轮船主要用于抢运兵工器材,集中在镇江的轮船主要抢运来自上海的迁厂器材、机料。(36) 他还说:“对日作战以后,江阴封锁了,上海割断了,公司的业务即十九被割断。一部分杞忧的人们认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我的感觉,却恰相反,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那时自己正在南京帮助中央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时候,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期望,公司实践了。四川需要赶运四个师、两个独立旅到前方,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替他两个星期由重庆、万县赶运到宜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37) 金陵兵工厂器材共2000吨,经民生公司抢运到了重庆,这也是民生公司抢运兵工厂器材的开端。
8月16日,蒋介石受命担任海陆空军大元帅,并组织海陆空军大本营。陆海空军大本营组织上为六部,熊式辉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部部长,主管全国总动员事务,留京服务,卢作孚为副部长。(38) 作为大本营第二部和第五部副部长,卢作孚参与了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制定。8月中旬,卢作孚、张澍霖、刘航琛在上海曾多次与负责厂矿内迁的林继庸商洽内迁厂矿入川设厂事宜。(39) 8月20日,大本营颁布第一号训令,正式开始运作。大本营大元帅统率三军,设参谋总长、副总长各一人。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其中第一部部长黄绍竑、第二部部长张群、第三部部长孔祥熙、第四部部长吴鼎昌、第五部部长陈公博、第六部部长陈立
夫,(40) 张群为秘书长。实际上,大本营第一号训令所开列的各部部长人事,与实际情形相差甚远。而且,不久大本营本身被裁撤,相关各部仍隶属军事委员会。(41)
为提高运输效率,国民政府交通部于8月24日责成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民生实业公司三家轮船公司在南京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军运民运事宜,“凡是京中公用物品,抗战部队,军需用品,兵工厂的器材都交给这个联合办事处装运”(42) 。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实际上是战时航业统制机构,在内迁运输中,“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实力最大,收效尤宏”(43) 。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卢作孚即派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撤离人员许培泽在联合办事处办理搭客、货运以及登记等事项(44) ,另一位从上海分公司撤退下来的人员萧本仁留在卢作孚身边做秘书工作。在抢运最繁忙的时候,该联办处所属的澄平码头“遂成为首都要埠”(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