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上亏损问题的出现

1939年是民生公司船舶、人员增加最快的一年。由于船舶、人员增加幅度大,先是出现了资金周转上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决定增加股份。于是,民生公司1939年4月召开第十四届常年股东大会,决定增加资本到700万元,并实收700万元。(144) 资金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但在经营上,1939年却出现了43万余元的亏损。董事长郑东琴在第十五届常年股东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1939年公司航业部分货运收入为9354301.38元,客运为3882265.62元,特运为1693893.81元,栈租为124200.09元,租金为168459.80元,共计收入15223120.70元。营业成本及各种支出费用,计航业费用为5784998.81元,维持费用4760641.55元,经常费用为4721655.93元,特别费用217451.52元,以上共支出15484747.81元。营业收支相抵实亏损261627.11元。航业杂项收支相抵,亏523525.31元,连同营业亏折,航业部计亏折785152.42元。航业部分之外的机器厂、物产部、电水厂、投资事业等,得纯益346892.09元。与前项航业部分亏损相抵,整个公司共亏损438260.33元。郑东琴代表公司归纳和分析亏损原因,主要在于“运输成本过高,支出激增,航线缩短”(145) 。从上述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亏损主要来自航运部门,其中营业亏损261627.11元,杂项亏损523525.31元,两项合计亏损785152.42元。而民生机器厂、物产部、电水厂以及其他投资事业等盈余346892.09元。可见,航业部分的亏损不仅侵蚀了公司其他部门的盈余,而且造成43万余元的纯亏损。

为何航业部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亏损呢?郑东琴在报告中提到亏损的原因,有“运输成本过高,支出激增,航线缩短,收入比减”等,均为实情。如果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综合考虑,可以具体列出许多条原因。首先是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愈演愈烈。1939年5月3日,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4日,日军又出动百余架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日军的轰炸对民生公司的经营秩序破坏尤大,后来卢作孚说:“就民生公司这桩事业说,在‘五三’‘五四’轰炸后,我们精神上有很大的损失。敌机多次的轰炸,毁坏我们的物质很少,但是摧毁我们的精神却很大。”(146) 为把轰炸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减小,5月17日卢作孚手令民生公司各轮所住职工家属限期迁移疏散到安全地带。(147) 数千职工家属的疏散是需要大笔费用的。其次是1939年4月国民政府经济行政部门开始统制轮船票价(148) ,轮船票价统制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公司经济状况的恶化。其三是民生公司的航线已经被完全压缩到川江以内,就是上文郑东琴提到的“航线缩短”。

但无论什么原因,盈亏是关乎公司存亡的严重问题。为此,民生公司总务处经理兼代总经理宋师度于1940年4月6日,即第十五届常年股东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即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公司正式提出辞职。不等批准,就离开代总经理岗位。后宋师度在1950年民生公司第二次业务会议上曾谈到其辞职原因:“第一正大理由,是要卢总经理归来,专心致力于公司事业。须知其归与不归,专与不专,其关系不可计量,我辞了许久而后放手,放手后,又屡次传闻要拉回逃兵。因此,卢总经理未复职以前,我不敢到公司一步,且迁居更远一点,过重庆,船过船,不敢上岸来公司,只在船上同卢先生聚谈到泸县。”(149) 显然,宋师度并非因身体状况不佳辞职,主要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辞职促使卢作孚回任,这也说明他在管理公司事务上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在宋师度坚决请辞的情况下,卢作孚在4月8日用公函通知魏文翰,经协商并经董事会备案,由魏继任代总经理。(150) 9日,民生公司《公司消息》刊载总协理室消息:总务处经理兼代总经理宋师度因病请长假,以便调养。经公司允许,并函请董事会备案,所有代总经理职务,从4月10日起,请协理魏文翰代理。(151)

宋师度的突然离职,除经营上的严重亏损外,还与两起严重的海损事故有关。第一次海损事故发生在1940年1月21日上午9时,民生公司建兴轮在广阳坝撞沉四川合众轮船公司白木船义隆轮,这次海损事故造成200人以上的死难。据生还者及目击者称,当时民生公司建兴轮自重庆开往长寿,航行经过广阳坝对岸江面时,船上搭载的某校篮球队要求在广阳坝下船,而民生公司在该处没有设置趸船码头,而且从未在该处上下船客。尽管如此,建兴轮还是临时改变航线,准备用渡船在广阳坝下客。此时,正好合众公司上驶重庆的白木船义隆号行经当地,内载过量乘客300多人。江水流势湍急,民生建兴轮顺流直下,转眼间把义隆轮拦腰冲毁成前后两段。一时哀声四起,惨不忍闻。不到3分钟,义隆轮就全部沉没。民生轮船员曾设法援救,但由于相撞到沉没之间时间短促,所以效果很少。义隆轮乘客只有船顶约五六十人得救,舱内无一脱险,职员中只有1个茶役头目幸免,其余均葬身江心。7分钟后,江面即发现浮尸。(152) 之后调查,此次撞船事故实际死亡近百人,船舶碰撞纠纷处理委员会宣判,90%责任由建兴轮担负,估价拍卖建兴轮,以其售价,充作义隆轮本身及乘客损害的赔偿,刑事部分交由法院处理。此次海损事件发生后,黄炎培于27日从报上得知相关情形,并在当月30日写下致卢作孚的长信,请民生公司代总经理魏文翰转交卢作孚本人,“劝辞交通次长职”(153) 。2月17日的《大公报》还就该案发表评论说:去年夏天,航行北碚重庆间的民生轮,在牛角沱以木划子下客,由于人多船小,以致挤翻木划淹毙乘客多人。此次义隆轮遇难乘客近百人,其中许多青年学子及壮健宪警等都是精英。这两件事,一是不负责式的草菅人命,一是鱼吃虾式的强凌弱。评论说,“它(民生公司)是有功于国家的。该公司无国家资助,纯以私人经营之力,逐渐拥有轮船数十只,尽力川江航运。此次抗战军兴,多少万吨物资由该公司运至后方,对抗战建国均有甚大贡献。但事业既大,组织遂弛,创业的精神难免失坠。我们不忘该公司之功,但也不愿曲掩其过;望该公司重振其创业的精神,兢兢业业的为国家社会服务”(154) 。《大公报》的评论可谓沉痛。(https://www.daowen.com)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0年2月23日,民生公司再次发生海损惨剧,民望轮触礁沉没。25日,《大公报》报道了民望轮触礁沉没的惨剧,谓:“民生公司之民望轮,于前晨十时,在叙府下游三十里国公山江面失慎,触礁沉没。客货损伤详情,尚未详悉。按民望轮系民生公司丙等铁壳轮,船重一百二十五点四三吨,载重四十五点二一吨,容积量棉纱二百四十件,法定载客量自一百二十至三百六十人。该轮于洪水期间航行内河及嘉陵江各段,枯水时始至长江上游。”(155) 26日,《新华日报》就民望轮触礁沉没发表社论,指出政府应当在组织和管理交通事业方面尽更大的力量,以改善战时后方交通中“水路沉船,陆路翻车”(156) 的现象。

在黄炎培的忠告和前所未有的舆论重压下,卢作孚“以最近民生公司船只时有撞伤,由于本人无暇照管,且外间浮言其利用地位,偏护民生”为由,于2月27日向交通部部长张嘉璈表示拟辞去交通部常务部长职。张嘉璈没有同意,劝卢作孚先把所兼任的各种职务辞去,同时以保护整个航业为己任,浮言会自动消失。对此,卢作孚“允考虑”(157) 。

接连发生的两起严重海损事故,说明民生公司在航运业务的管理上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宋师度坚请辞职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就以其健康不佳请长假为由,改以魏文翰代理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的宋师度举家迁到四川眉山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