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组考察团出川考察
在实施统一川江华商航业之前,民生公司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与有关机构合组考察团出川考察。实际上,早在1929年,卢作孚就有出川考察的打算,当时“准备联合几桩事业中间努力的朋友,作中原的游历,或竟想及于南洋和日本”(124)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能够付诸实践。
1930年2月,民生公司召开第五届股东大会,此次股东大会决定将公司资本增加为30万元(当年实收25万元),(125) 公推郑东琴为董事长,何北衡、郑璧成、王伯安、耿布诚、李佐臣、周尚琼为董事。杨鹤皋、殷子符、刘放皆、余文舫为监察。(126) 自此开始,郑东琴长期担任该职,在民生公司的发展中,给予卢作孚以极大的支持。卢作孚曾经称赞郑东琴“老成持重、支持公司主张”(127) 。
在将各方面工作进行了适当安排的情况下,1930年3月1日,卢作孚回北碚峡防局召集局务会议,讨论出川考察等问题。卢作孚后来说:“经半年的努力,盼望军事机关帮助轮船公司的,完全办到了;盼望外轮帮助华轮的,亦相当办到了;华轮本身就太散漫,各公司各有其特殊的困难,盼望其联合帮助自己,却不容易办到。半年期满,辞职未得,遂请假到各省考察去了。”(128) 此次出川考察的直接目的,是为解决民生公司及相关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寻找具有参考价值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为了避开复杂的利益漩涡,与被人诟病的四川军政当局保持适当的距离。
1930年3月8日到8月21日,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北川铁路公司等相关人员组成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型考察团,出川到华东、华北和东三省进行了长达5个月又13天的参观考察。这次出川考察活动,对考察团成员刺激很大,直接影响到民生公司的事业发展和精神面貌。具体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此次出川考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第一,四川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而在近代又是一个相对沿海地区较为落后但并不封闭的内陆省份。四川古有“天府之国”的称誉,山川雄伟秀美,平原广袤肥沃,都江堰更是巴蜀文化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以优越自然条件和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巴蜀区域文化孕育出的川省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卓越不群、通脱灵活的区域文化特征。然而从晚清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社会进步迟缓,政治军事混乱,经济文化落后,乃至于有“魔窟”(129) 之名。这种基于自然与历史文化的地区优越感与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混乱落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川渝地区的许多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认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里得不着什么,想要从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国文化中心之上海北平去得到地道的中西文化”(130) 。他们走出四川以求找寻到新知识或到川外发展自己的事业,包括民生公司人员在内的出川考察团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早在1929年就有这方面的打算。
第二,到1930年出川考察前,民生公司已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需要尽快明确发展思路并找到解决办法。此时公司的轮船已增加到了3艘,规模不大但与川江诸轮船公司相比也不算小,而且有相当好的经营业绩。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在应邀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原本希望能够借助现实政治力量,实现由民生公司统一川江航业的计划。(131) 但他很快发现“单靠政治的力量,并不能把他(它)办到”(132) 。于是,他决心改用经济办法来实现上述目标。这时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早期现代企业风起云涌地进行合并的时期,出川进行一番考察很有必要。(133) 此外,由卢作孚任局长的北碚社会改造事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正如卢国纪所说的那样,“如何规划,如何决策,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切事业的前进”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于是“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成为卢作孚组织考察团出川考察的直接动因。(134)
第三,1930年初中原大战正在紧张地酝酿并行将爆发,出川考察借以就近观察、了解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正雄心勃勃力图冲出夔门到长江中下游一试身手的民生公司而言很有必要。作为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是一位出生于四川的爱国实业家,他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深望国家能够尽快实现真正的统一,以便展开经济建设活动。他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呼吁四川军阀停止内战,而且密切关注着全国的军事、政治局势。在1930年1月出川前,他还在文章中说:中原的战局促起了四川人耳目心思的紧张,大家“十分留意着中原如何变化,亦十分留意着自己如何来应付中原的变化”,“正在急切地寻求……何种办法是可以应付变化的”。(135) 这正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表露。同时,出川考察借以了解一些相关的国际形势动态,也有助于在混乱的政治、军事、经济局势中把握好行动方向。实际上,在6月20日考察途中卢作孚所作的致刘湘的信函中就谈到了他到东北和平京津考察的直接目的,在于“观日本人在南满之所经营”,并“观北平气象”。(136) 联想到1930年5月11日到10月9日发生的中原大战和一年多后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我们不得不佩服卢作孚观察的敏锐和谋事的远见。
出川考察的目的区域按照考察的先后主要定为华东的江浙沪、华北的青岛、东北的东三省以及华北的平津。8月20日考察团返回重庆,考察结束。
在考察中,考察团设法与各方面的人士建立联系。如到达上海后,卢作孚看望了蔡元培、黄炎培、秉志等人。此后还分别拜会了旅居大连的川人周孝怀,旅居旅顺的学者罗振玉,天津大公报社的胡政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的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和黄汲清、中国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任鸿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陈筑山等著名人物。在大连,卢作孚与周孝怀详细地谈了四川的近况和中国的统一问题,周给卢作孚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在这一次会面中间,我们发现(周孝怀)有两点,是我们青年朋友特别值得留意的:第一是关心事业,第二是爱重人才。”(137) 在天津卢作孚与大公报社的胡政之谈到时局,并再次谈到统一问题,胡“非常反对国内战争,认为要国内战争消灭,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不让战争起来,一个方法是战争到底,不堪再有第二次牺牲”(138) 。在北平,卢作孚与丁文江、黄汲清作了畅谈。与丁文江“谈起川中事业,彼力劝缩短战线,集中精力,人力,财力于一种事业以求其有大成,并为介绍张伯苓先生”(139) 。黄汲清来访卢作孚,“谈川省近年进步的概况,较中原为有望”(140) 。在北平,卢作孚还会晤了平民教育会的陈筑山、汤懋如等人,他介绍了四川局势、经营的相关事业、考察所得等三方面情况,并向陈筑山等人“问定县的平教经营很详”(141) 。卢作孚在北平还拜访了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任鸿隽,与其叙谈四川局势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标本采集交换等问题,表示“彼极愿帮助。最后商量觅专门学者到川省考察几大生产事业,彼极愿约人,并愿亲自回川一行”(142) 。在天津,卢作孚会晤了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考察团携带了大量的植物、昆虫、矿物标本,以及凉山彝族的风物样品。在考察期间,考察团参观了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北京的地质调查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众多的工厂企业、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幼儿园等,与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交换了各种植物标本,与浙江和江苏的省立昆虫局交换了昆虫标本。南京、上海、北平各学术团体的负责人蔡元培、翁文灏、黄炎培等人对于卢作孚在北碚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计划都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143) 考察期间卢作孚还通过黄炎培等人,选派了若干青年进入上海的有关工厂、机构实习,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江浙沪地区为辖区聘请工作人员也是考察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购买各种机器、用具、材料等事务性的工作在这一次出川中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
考察结束后,卢作孚曾回顾了出川几个月的活动:在出川的5个月零13天中,包括购物、联络、交换标本等在内的事务性工作用了3个多月,考察浙江、江苏、上海、青岛、东三省、平津各地用了近70天,考察团的原计划“本在考察,附带办几桩事。结果却发生了变化,办事倒居主要的地位,考察乃用剩余的时间了”(144) 。
这次出川考察,对于民生公司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团员从考察中获得了不少新经验,特别是目睹了日德两国在华势力的迅速扩张,这给考察团团员的思想观念以强烈的刺激。从江浙地区看到了消除农作物病虫害、改良蚕种和棉种、采用机器灌溉农田等作法,这使考察团团员深切感受到农业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特别使卢作孚进一步坚信“一切事业,都由学术出发,一切学术都应着眼或归宿于社会的用途上,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感着急切的需要”(145) 。考察团在考察中还发现德国已完全恢复其在欧战中丧失了的中国市场,而且德国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原因在于机器工业发达,经济事业采取了全国联合的措施,“颜料厂统一了,化学药品厂统一了,钢铁厂统一了,乃至于灯泡厂亦统一了,所以他们对外贸易的力量愈加伟大”(146) 。具有新闻从业经历的卢作孚显然清楚地注意到,这种集中经营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出现的新动态和新趋势。在东北,考察团看到日本人经营中国东北以南满铁道为中心,而日本人侵略满蒙最厉害的两个武器是满铁殖产部所属的满蒙资源馆和中央试验所,“凡满蒙的矿产、农产、畜产,都被日人将标本搜集起来,将数字统计起来,将地形测量起来,绘图列表,并制模型,加以说明,一一陈列在满蒙资源馆里。……规模很大的中央试验所,则更把满蒙的出产一一化验出来,考求其原质、用途及其制造方法”(147) 。这使考察团感到日本“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148) 。卢作孚在游记中反复自问,中国人怎么办,中国人“如何不奋发起来”(149) ?他的结论是“最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150) 。回到重庆后,在合川民生公司欢迎会上,卢作孚说:
我们在东三省时,问了几个东三省人,东三省出产些什么?可以作什么用途?一句也答不出来。但是我们在日人几间屋子里,却把满蒙的家财,看出来了,这是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日人所设的满蒙资源馆。蒙古与满洲所产的动物,植物,矿物,都采集有标本,依次陈列,加以说明,叫什么名字,出在什么地方,作什么用途,可以制造什么东西,一年可产若干,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都注明得很详细。这还不算,还有一个中央化验所,把东三省所产的矿植物,都一一分析化验,看它可以作什么用途。最可惊人的,就是把一种岩石来提取柴油,大豆榨油,余剩的豆饼来作饼干与面包,以备他日军食。日本人的野心,是何等可畏!
……
我们要是不想当亡国奴,或是要为个人前途谋光明,那么就要有组织的能力,与进展的精神和勤俭两种美德,最好是从在会诸君身上想办法起,是我惟一的希望!(151)
总之,东北考察的刺激,增强了民生公司未来发展的动力。这就是卢作孚说的要通过“自己起来经营”以“灭杀日本人野心”的使命感,以及运用组织能力、发扬进取精神、保持勤俭品格以避免成为亡国奴,并为个人、社会乃至于国家“谋光明前途”的紧迫感。
考察结束回川后,卢作孚于1930年12月1日正式辞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一职,该职由何北衡继任。(152) 辞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一职后,卢作孚开始用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民生公司统一川江航业的工作。
(1) 《乾隆巴县志》第10卷,“风土”,吴波主编:《重庆地域历史文献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
(2) 周传儒:《四川省一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6页。
(3)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4) 担,中国古代重量计量单位,1担等于0.05吨。
(5) 重庆关税务司好博逊:《光绪十七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7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6) 重庆关署税务司好博逊:《光绪十八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9册,第108页。
(7) 重庆关署税务司好博逊:《光绪十九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1册,第105页。
(8) 重庆关署税务司余德:《光绪二十四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8册,第121页。
(9) 英国驻重庆领事列顿:《年度报告(1898)》,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10) 署理重庆关税务司韩威礼:《光绪二十六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2册,第124页。
(11) 丈、尺为中国古代长度计量单位,10尺等于1丈。1市丈合3
米,1市尺合1/3米。
(12) 署理重庆关税务司韩威礼:《光绪二十六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2册,第125页。
(13)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花荪:《概述(1892—190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41页。
(14) 署理重庆关税务司韩威礼:《光绪二十六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2册,第128页。
(15) 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下册,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929页。
(16)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花荪:《概述(1892—190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41页。
(17)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斯泰老:《概述(1902—191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49—150页。
(18) 重庆关署税务司阿其荪:《光绪三十四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8册,第243页。
(19)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12英寸,合0.3048米。
(20) 重庆关署税务司阿其荪:《宣统元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51册,第268—269页。
(21)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斯泰老:《年度报告(1909)》,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22页。
(22) 重庆关胜利税务司斯泰老:《年度报告(191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30页。
(23) 张肖梅编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H5页。
(24) 通常翻译为蒲兰田。
(25) 重庆关署税务司古绿编:《概述(1912—192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35页。
(26)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花荪:《概述(1892—190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40页。
(27) 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7册,第642页。
(28) 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7册,第642页。
(29)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斯泰老:《概述(1902—191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53—354页。
(30) 通商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卢立基:《中国海关民国十四年华洋贸易报告书》,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98册,第65页。
(31) 通商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卢立基:《中国海关民国十四年华洋贸易报告书》,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98册,第65页。
(32) 张肖梅编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E5页。
(33) 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56页。
(34) 重庆关署理税务司斯泰老:《概述(1902—1911)》,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54页。
(35) 雁琴室主:《人物月旦:卢作孚》,《万县党务旬刊》第44期,1929年6月16日,第1页。
(36)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四川会员近况》,《少年中国》第3卷第7期,1922年1月,第62页。
(37) 耿云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序》,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38) 林恕:《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周年报告叙》,《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周年报告》,1926年,北碚图书馆藏,第11页。
(39) 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75—176页。
(40) 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5页。
(41) 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42) 郑璧成:《本公司的航业》,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84页。
(43)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26页。
(44) 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大公报》,1934年8月8日,第3版。
(45) 欧阳平记录:《卢作孚的检讨》,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藏,民总17/永久/第62卷。
(46) 吴晋航:《民生公司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合订本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7) 《谈话会(三)旧话》,《新世界》第14期,1933年1月16日,第52页。
(48) 康乐:《导言》,[德]马克斯·韦伯著,简惠美译:《韦伯作品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49) 应梁启超的邀请,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罗素在华访问。其间,罗素反复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发展实业。在1921年7月离京的末次讲演《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中,他还强调说:“(中国在)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参见曹元勇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50) 《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新世界》第65期,1935年3月1日,第89页。
(51)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5页。
(52)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53)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民生实业公司1943年印,第3—4页。
(54) 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第189页;《九周年纪念各轮开会纪念汇志》,《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6日,第70页。
(55) 张守广、项锦熙主编:《卢作孚全集》第3卷,第1129页。
(56)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第1页。
(57) 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第175页。
(58)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6页。
(59)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5页。
(60)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89页。
(61) 卢作孚:《本公司历年营业进展概述》,《新世界》第20期,1933年4月16日,第46页。
(62)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5页。
(63)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71页。
(64)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第2页。
(65)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66)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5页。
(67) 亦闻:《民生公司初期的四大业务——民生掌故之一》,《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68)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5页。(https://www.daowen.com)
(69) 《谈话会(三)旧话》,《新世界》第14期,1933年1月16日,第52页。
(70)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第2页。
(71) 《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记录》,《新世界》第32期,1933年10月16日,第11页。
(72) 卢尔勤、卢子英:《回忆卢作孚片断》,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73)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4—5页。
(74)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5—196页。
(75)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3—194页。
(76)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第27页。
(77) 呎、吋为英美制长度单位,现通常写作英尺、英寸。
(78)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第2页。
(79) 《谈话会(三)旧话》,《新世界》第14期,1933年1月16日,第53页。
(80) 魏文翰:《民生实业公司在川江》,《中国航业》第2卷第2期,1942年2月,第8页。
(81)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第2页。
(82) 卢作孚:《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为国家为公司努力》,《新世界》第13卷第2、3、4期合刊,1938年10月31日。
(83) 周开庆:《卢作孚传记》,台北:川康渝文物馆1987年版,第7页。
(84)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85)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86)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
(87) 卢作孚:《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新世界》第56期,1934年10月15日。
(88)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84—85页。
(89) 古耕虞:《缅怀挚友卢作孚》,《人民日报》,1988年6月24日,第5版。
(90)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6页。
(91) 《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新世界》第65期,1935年3月1日,第89页;《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92) 卢作孚:《本公司历年营业进展概述》,《新世界》第20期,1933年4月16日,第46页。
(93)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6页。
(94)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6—197页。
(95)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6页。
(96)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97) 《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新世界》第65期,1935年3月1日,第90页;《本公司历年营业进展概述》,《新世界》第20期,1933年4月16日,第46页。
(98)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
(99) 四川省合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合川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
(100)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6页。
(101) 疏狂:《谈谈民生机器厂》,《新世界》第3期,1932年8月12日,第15页。
(102)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6页;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6—197页。
(103)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6页。
(104) 《建设新消息》,《嘉陵江》,1928年12月5日,无版页序号。
(105)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7页。
(106) 疏狂:《谈谈民生机器厂》,《新世界》第3期,1932年8月2日,第15页。
(107) 疏狂:《谈谈民生机器厂》,《新世界》第3期,1932年8月2日,第5页。
(108) 《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新世界》第65期,1935年3月1日,第90页。
(109) 郑东琴:《民生公司创业阶段纪略》,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第182页。
(110) 佚名:《民生简史》(上),《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1036期,1950年7月21日,第3版;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公司概况》,1937年,北碚图书馆藏,第3页。
(111) 陈雨生:《电灯自来水厂史略》,《新世界》第1期,1932年7月12日,第16页。
(112) 卢作孚:《本公司历年营业进展概述》,《新世界》第20期,1933年4月16日,第46—47页。
(113) 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第147页。
(114)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8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176页。
(115)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236页。
(116)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49页。
(117) 《航务处周年纪念盛况》,《星槎》第7期,1930年7月12日,第8页。
(118)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6页。
(119) 卢作孚:《我总是希望大家为国家为公司努力》,《新世界》第13卷第2、3、4期合刊,1938年10月31日,第11—12页。
(120) 《峡防局欢送兵士检查船》,《嘉陵江》,1929年3月9日,无版页序号。
(121) 《卢作孚与日领事大谈法理》,《新蜀报》,1929年8月7日,第6版。
(122) 《峡局士兵替换检查》,《嘉陵江》,1929年8月16日,无版页序号。
(123)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89),第177页。
(124)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79页。
(125) 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公司概况》,第3页。
(126) 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第197页;《民生公司在长江》,《新世界》1945年11月号,1945年5月15日,第8页。
(127)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33页。
(128)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7页。
(129) 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6),第274页。
(130) 默情:《四川文化的一般》,《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1931年5月,第23页。
(131)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89),第175—176页。
(132) 卢作孚:《我总是希望大家为国家为公司努力》,《新世界》第13卷第2、3、4期合刊,1938年10月31日,第11—12页。
(133) 《两年来的峡防局》,北碚: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1929年刊,第2页。
(134)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108页。
(135) 卢作孚:《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原载《建设月刊》第9期,1930年1月。此处根据单行本,第1页。
(136) 《卢作孚致刘湘函》(1930年6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档案,0081/1/326。
(137)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187页。
(138)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55页。
(139)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68页。
(140)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66页。
(141)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69页。
(142)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67页。
(143) 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第467页。
(144)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80页。
(145)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83页。
(146)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92页。
(147)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86页。
(148)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291页。
(149)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181页。
(150) 卢作孚:《东北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808),第196页。
(151) 《卢作孚之演说词》,《嘉陵江》,1930年9月4日、9月7日,无版页序号。
(152) 《航处纪事》,《星槎》第29期,1930年12月13日,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