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和经营业绩持续下滑
魏文翰接任民生公司代总经理后,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未见好转,反而持续恶化。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一向以服务见长的民生公司,出现了服务质量劣化的严重状况。
1940年4月22日,黄炎培再次致函卢作孚,“劝速辞交通次长”(158) 。5月29日上午11时半,黄炎培乘四川合众公司长虹轮,下午5时抵泸州。这位职业教育家兼民生公司董事,对比了长虹轮和民生公司诸轮后在其日记中写道:“此长虹轮之整洁过于民生(公司)诸轮,不意民生堕落至此。”(159) 以服务著称的民生公司,其客舱卫生一般状况皆不及合众公司,很明显是管理上的问题,而且已经相当严重。
如果说黄炎培的观察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西南联大教授、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观感则提供了又一个亲见民生公司服务质量严重下降的个案。1941年6月4日晚11点钟,对民生公司声誉早有耳闻的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和著名学者郑天挺,从重庆朝天门外磨儿石民生公司第七趸船登上民文轮。(160) 罗常培在6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乘船的感受,谓:凡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坐过民生轮船的人,都知道该公司设备完善,服务周到,注意卫生,伙食可口,处处为旅客着想,连寄信、发电报、码头接送等都能照顾到。可是,“我们这两天在船上所感受的却和从前大不相同。头等舱也还设备着洗澡间和冲水马桶,不过洗澡盆变成统舱客人洗衣裳的工具,冲水马桶壅塞得涓滴不通、臭气熏天。假如你有点感冒,只要到厕所方便一下,管保不吃阿司匹灵就可以蒸得发汗,至于在这米珠薪桂的时候,伙食当然推板,那更用不着说。民文算是民生公司现在顶好的一只船,它尚且这样,其余的更可想而知了。自然,在这抗战的时候,船只缺乏,旅客拥挤,不能照太平年月那样,也是势所必至的,可是假使员司得人,管理得法,在可能的范围里也未尝不可整顿一下,好维持民生公司以往的令誉。现在听说卢作孚先生要摆脱一切,仍旧整顿公司的业务,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佩服”(161) 。7月8日,罗常培搭乘了民生公司的差船民教轮,日记载:“4点半船才拢岸,上面拥挤不堪,连站脚儿的地方都没有。我们请梅先生在码头上看着行李,毅生(162) 、作铭一件一件地往船上运,我拿着几张凉席和油布去占位子。结果,好不容易挤上船,却没有方寸地被我占到。跑到船顶,看见烟突旁边有很宽敞的一片舱面,并且放着好些竹杌,却阒无一人,于是自作聪明地把凉席和油布摊开,占了很大的一片领土,又搬了几张竹杌把它围起来,当做‘防御工事’。谁想到5点25分开船后,还没过两分钟煤灰已经布满了舱面,我的头发上、脸上和刚搬来的行李上,都洒满了黑渣子。可惜我辛辛苦苦布置的‘防线’,就这样轻轻易易地被突破了。幸亏曾经骑着骆驼走过撒哈拉大沙漠的田野考古家夏作铭比较机警,他和机器匠交涉,给我们匀出四张铺位来,每人得要另出35元,比票价只少10元。铺位租定,总算稍微可以喘息一下儿了,可是床窄舱矮一共挤下12个人,流品不齐,人声嘈杂,闷在里头也不大舒服。走出来,在甲板上,背着风向,眺望了许久才觉着爽快一点儿。”(163) 日记又载:“12点就下起大雨来了。这时候,卖出铺位躲在舱顶上睡觉的机器匠,都跑进舱里来,地面上的走道全铺满了行李。舱尾的一位女客因为她铺位上的舱顶漏雨,把行李淋湿,便向一个机器匠理论,想找还票价,惹得那个机器匠用轻蔑的口吻讥笑着,好像对于她的职业有相当了解似的。”(164) 显然,罗常培这两次乘坐民生公司轮船的经历并不愉快。从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民生公司原有的那种“服务精神”的褪色。卢作孚则在答应张嘉璈考虑辞去兼职的几个月之后,又在1940年8月1日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这一极其繁杂的职务。
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继1939年亏损43万余元后,1940年民生公司净亏损51.9万余元。(165) 考虑到1940年大后方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物价开始猛涨的情形,1940年的亏损并不严重,但连年亏损则是严重的问题。1941年收支相抵后,民生公司账面亏损扩大到125.9万元。(166) 1942年,民生公司账面亏损更加严重。上半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平均每月收入537万余元,比前一年同期约增1倍以上。(167) 到6月底,民生公司全部资产达到137328720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73001704元。(168) 8月,经常投入航行的船舶达到47艘,“实开该公司抗战以来之新纪录”。同时由于客运、货运、差运各项运费经调整有所提高,航业部营业收入达到1200万元。(169) 1942年8—12月,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新建106尺木壳新船10艘中完成6艘,其中8—11月先后分别每月完成1艘,即第10号(乐山)、秀山、名山、屏山,12月完成彭山、眉山,“自此浅水轮船加入航行后对客货之运输帮助殊大,尤以枯水季节,大船不能航行之时,此六轮之功用更形显著”。其余4艘,预计1943年3月完成2艘,5月完成1艘,9月完成1艘。(170) 到1942年底,民生公司共有大小轮船84艘,拖轮7艘,共计91艘,此外尚有铁驳21艘,木驳119艘,以吨位计,达到26278吨,职工达到6687人,公司股本达到700万,资产增加到18580万元,其中公司储存各项物料总值已达2700余万元,复协助民生机器厂购储物料价值达2600万元。本年公司航业部共计收入146594022元,支出155083165元,收支相抵,共计亏折8489143元。(171) 航业部是决定民生公司盈亏的主要部门,亏损已经成为常态。从民生实业公司第十八届常年股东大会报告看,由于1942年民生公司电水厂尚有亏损8.3万元。2部分合计,亏损857.2万元。幸赖民生机器厂、物产部、木工厂3处有盈余576万元,抵补大部分损失后,尚有281万元的净亏损。这是自1939年以来,民生公司连续第4年亏损,而且是账面亏损数额最大的一年。无怪乎董事长郑东琴在常年股东大会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分析说:“查本公司自二十八年以后,连年迭有亏损,尤以本年为甚。其原因实由于客、货、差运等费远不及一般物价指数而开支方面却以物价高涨无法控制,如修造船只之钢板,则较战前高涨千余倍。长此以往,实公司前途莫大危机,应请政府及社会人士多予帮助,庶使本公司得永久服务于国家社会也。”(172)
管理陷入混乱,服务精神懈怠,经营连年亏损,公司上下开始被沉郁的气氛所笼罩。后来卢作孚说:“抗战时期,本公司员工待遇较战前甚低,高级者所得不及战前百分之十,低级者不及百分之三。当时员工生活极感困难,股东未得利益,职工亦备历艰苦。”(173) 1942年4月8日,民生公司在重庆青年会召开第十七届常年股东大会,卢作孚在讲到公司艰困,为国牺牲,公司员工宁受薄薪,轻生命,为国冒险服务时,不禁痛哭。黄炎培参加大会后在日记中记载感想,谓:(1) 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公司为抗战而亏本对得起国家,就是股东对得起国家。(2) 差轮津贴与战前比仅增加12倍,轮船损失大多属于差轮,公司对得起国家就是股东对得起国家。(3) 生活费与战前比增加数十倍,客票与战前比仅增加10倍,公司对得起民众就是股东对得起民众。(4) 生活费与战前比增加数十倍,人员开支与战前比仅增加8倍,员工对得起公司就是对得起股东。(5) 全体员工、全体股东听了董事长郑东琴、大会主席卢作孚说的这些话,大家对过去应该感到安慰,对今后只有更加努力。(6) 没有国家哪有公司,中华复兴的一日就是民生公司复兴的一天。全体员工、全体股东一定要把国家复兴起来,同时也要把公司复兴起来。(174) 显然,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日趋恶劣的经营环境,对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在经营上民生公司出现连年的亏损,大会经过讨论,还是决定从特别准备项下拨出70万元作为年度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