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的竞争
为了生存和发展,民生公司非常注意向在华运营的外商轮船企业学习管理和经营经验。1933年8月5日,卢作孚在从南京前往九江的行程中特意乘坐了英商太古公司的吴淞轮,(20) 以体验该公司的服务质量。后来卢作孚深有感触地记述了乘坐太古公司吴淞轮的印象:“他们真是办得好呵!记得那天,起初一个西人率领几个中国人,到船上各处查看,就是柜子的缝缝,窗子边边,门扇背后,都要用手摸一摸,检查干不干净。过了一刻,一个中国人(是个“头脑”)引几个茶房来,指点着教他们哪些地方该怎样擦洗,怎样安置。再过一刻,几个茶房很有秩序地分头把房间整理得规规矩矩的。你们看,人家办事,是怎样的有方法有秩序呵!像这些事,难道一定要高鼻子才做得到吗!”(21)
民生公司还积极争取与外商在华公司的合作。1934年2月初,民生公司与美国捷江公司、英国太古公司等达成宜渝间航线水脚共摊之约。(22) 这项宜渝航业同业共同维持轮船运费的水脚共摊之约到3月底就到期作废,重庆下游航业竞争骤然异常激烈。就连一向主张维持运费的太古、怡和等公司,从3月底开始也争先放低运费,致使1件棉纱从上海运到重庆仅收2元运费,1担海带仅收0.25元运费。如此低廉的运费还不够船上的燃料及转口费用。因此有人认定这一年川江上必倒两家公司:一家为美国的捷江公司,另一家为民生公司。4月初,川江上轮船公司之间的竞争迅速白热化。“废约之后,水脚骤落,向以维持水脚号召之公司,至此亦争放水脚,竞争加剧。甚至棉纱一件,由申运渝放到二元五角。直至枯水时期之水脚,尚不如往年洪水时期。与二十二年比较,公司轮船有加,货运有加,而水脚收入反锐减,直为有轮船公司以来最坏之一年,亦为川江有轮船以来最坏之一年。”(23) 5月15日,民生公司又与太古等公司达成协议,利益均沾,维持运价,为期6个月。(24)
民生公司当然清楚,向外商学习、与外商合作并不能消除残酷的商业竞争,而要与实力雄厚的外商轮船公司竞争,又必须增强自身的实力不可。发行公司债是扩大经营,增强实力的有效方法,因此民生公司开始筹划发行公司债。而民生公司之所以有此筹划,又起始于著名金融家张嘉璈(公权)的建议。
原来,1934年4月底到6月上旬,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携该行总管理处分区稽核徐维明,经济研究室代理主任格雷、副主任张肖梅,上海分行副经理史久鳌,(25) 到四川实地考察内地实业,并视察该行四川分行业务状况。张嘉璈一行先到重庆,然后到内江、自流井、成都、嘉定、叙府、泸州等地考察,最后返回重庆,到北碚考察游览,前后共45天。回到南京后,张嘉璈捐款2000元给中国西部科学院。张嘉璈对此次四川之行以及他对卢作孚及其事业的观感和态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谓:“此行所得:(1)与四川境内分行及各支行经理交换意见;决定鼓励上海资金移入四川,从事开发之业务方针。(2)参观卢作孚之北碚事业,及所经营之民生轮船公司;认为颇有辅助之价值(查民生公司拥有近五百万元之财产,而短期负债甚多,利息则在二分以上。因为筹划发行一笔公司债,清还短期债务。返沪后,即与各银行商洽。决定发行公司债一百万元,于翌年七月一日发行。民生得此协助,逐步发展。抗战时期,对于公运、民运,贡献甚大。造因殆始于此)。”(26) 关于张嘉璈到民生公司和北碚参观后所得关于卢作孚工作和事业的直观、全面的认识,杜重远后来也记述说:“有一次,公权先生来重庆,看到作孚先生的实地工作之后,才彻底钦佩,他说:在中国平日看一般人的劣习,以为中国人无希望,但看当日欢迎的民众,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有恶习的,竟感动得至于流泪。这是他接触作孚先生之后,才有此钦佩。”(27)
张嘉璈在金融上给予正处于激烈竞争中的民生公司实际的建议和支持,获得卢作孚的积极响应。1934年6月9日,卢作孚携朱树屏、徐世铨、秦鸿勋三人,乘永年轮从重庆前往南京、上海,并计划到华北进行考察。这次考察的真正目的即在于与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接洽民生公司第一次公司债的发行。公司债的发行对民生公司而言是第一次,接洽过程和相关事宜纷繁复杂,很费周章。8月4日,卢作孚一行在南京办完相关事宜,才于当晚11时15分乘火车离开南京,开始了华北之行。这次华北之行的目的一是与总行设在天津的金城银行商洽发行公司债;二是到天津请周孝怀南下帮助料理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事务;三是参观包括范旭东企业在内的相关企事业。(28) 8月13日下午2时回到上海,卢作孚等人结束了华北之行。(29)
接洽的结果超出预期,令人满意。9月25日,民生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定将原计划发行的50万元公司债增加到100万元。(30) 11月11日,卢作孚为民生公司募集公司债事电函周作民,谓:“敝公司募集公司债办法,承慨允由贵行主募,至感!兹将敝公司所欲提商之事项列单附呈,其有未完备处,敬乞指示。又附呈公司资产负债表一份,所有其他各表正由谢霖甫会计师准备中,完成当更寄请查阅。倘于资产负债或损益情形有垂询处,请与谢霖甫先生接洽,并闻。”(31)
但民生公司第一次公司债的认购和发行还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周折。1935年3月29日,提议发行公司债的张嘉璈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巨大压力下向中国银行辞去总经理职务,其请求在4月1日获得中国银行批准。张嘉璈从中国银行辞职,对民生公司公司债的发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公司债的主要募集方原定为中国银行。民生公司需要找到有实力的大银行作为主要的募集方。
进入4月,捷江轮船公司在与以民生公司为主的华轮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然而,与民生公司有合作关系的招商局也极欲收购捷江的轮船及岸上事业以便参与到川船江轮船航运业之中。如果捷江轮船大部分为招商局所收购,那么川江航业的格局将即刻从中外竞争转变为国营和民营的竞争,民生公司为此迅速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展开交涉。4月29日,民生公司代表杨成质致函卢作孚报告与交通部次长张道藩的交涉经过:
廿四、廿六日两示敬悉。附来致张道落次长函,已于今晨持往面交,并向其陈明如次:
“公司得悉招商拟买捷江消息,非常惊恐。盖因过去川江航业外商竞争虽甚剧烈,然以上有政府之扶持保护,下有招商之合作提挈,公司自信勉可立于不败地位,故去岁为川江民生、捷江两大公司争最后生存之斗争时期,竞争之烈,为有史以来所仅见。结果捷江失败,公司牺牲亦甚大,只冀今后对川江航业担当一番整理责任,为国家收回内河航权作一初步贡献。今若归招商收买,则事实上不啻化相互间已往之协作精神为竞争,殊非本国航业之所宜。倘未陷入大量之资金,自可静让招商进行;且以双方之故有力量及环境而言,亦以让公司担当经营川江责任为易收速效。”
张次长答复如次:
“公司何以未早日通知交部,声明要买捷江,要求招商勿作进行购买计划。若早有文备案,则招商文到请核时,即可斟酌情形,不予照准。今交部业已许可,理事会亦已通过,实绝对碍难令饬招商局停止进行。且捷江乃系自动与招商以优先购买权,美公使及领事与交部亦有洽商,表示愿让与招商局。在交部方面并非图买彼之船,不过欲借此造一收回航权之伏案。盖双方政府当局须有一谅解,美国自捷江出卖后,永不作内河航业之经营。今民生所谓替国家收回航权,不过是一句空话,事实上何能制止其他美国人或捷江数年后之另行经营?
“卢先生信上所提各点,实有难说的地方。假如川江无民生公司,未必招商局或其他公司就眼见放弃不来整理了。至于招商局收实捷江后,亦不必来与民生竞争。政府此时统制之计划未成,倘一但要实行统制,所有航业公司亦须全收归国有,岂仅止于竞争而已哉。且川江势亦不容民生公司长期霸据。至于美外交当局之愿与我签订放弃内河航行权者,实由鉴于中日复交声浪甚高,故特示好感耳。”
兹将双方询答再择要志于次:
问:“我之进行亦系捷江就商,并未闻及招商亦在谈判。公司欲收买捷江之意,早曾向刘鸿生先生表示过,成质一星期前并曾向航政司高司长提及。”
答:(彼默而不答)
问:“交部是否以美外交当局之签订放弃内河航行权为收买捷江之先决条件?”
答:“捷江一商人不够资格与交部讨论此问题,交部若与彼讨论此问题亦失掉身份。如说因买捷江即可与美当局签订放弃约亦系欺人的话,将来或可成立一半官式的谅解。”
问:“倘由民生公司收买,政府似亦可与美外交当局作此种谈判。”
答:“民生是商办,商人与商人之交往系一种私人间物权之移转,政府不便干涉。”
问:“可否请次长函复卢先生?”
答:“事关公事,不便函复,请转致卢先生原谅。”
最后请商结果,彼云现时制止招商局购买绝不可能。不过招商此时与捷江谈判亦尚无眉目,民生亦不妨同时进行,最后谁属,捷江自有主权,一面彼亦允将此意转达朱部长。
张次长言外之意不难想见交通部对航业之政策,此事我如不顾交部之意,尽可埋头向捷江接洽,与招商竞购,否则,似应劳钧驾一行来京疏通。(32)
杨成质与交通部次长张道藩直接交涉无果。5月5日晚,卢作孚为公司收购美商捷江轮船公司事抵达南京。6日下午,卢作孚往访张道藩。当晚,卢作孚在致郑东琴、何北衡函电中说:“昨晚抵京,今日午后往访张道藩次长,谈甚好,招商只出现金七十万,交通部未肯增加,只盼招商、民生在合作原则下经营,认为目前民生颇有买之机会,只要出价比招商高,交部亦决不愿以国营招商之强力压倒民营事业。不过,鸿生站在招商立场,欲求自身之发展,则有之,非交部之意也。上海正议合同中,想二三日内可以处理。”(33) 显然,卢作孚与张道藩的沟通非常有效,结果是相当好的。关于收购捷江公司,剩下的事情是与招商局接洽,卢作孚将其交给了公司同事办理。在给郑东琴、何北衡的函电中,卢作孚还交代说:“本日午前由上海发出之电,请北衡兄商真吾、鸣阶、又庸诸兄,向畅卿商请由委员长电交部。责成民生经营川江一节应暂缓进行,容此问题完全解决并再进一步改善若干经营方法之后乃提出,当更有力。”(34) 真吾即傅真吾,鸣阶即邓汉祥,又庸即王又庸,是有关方面重要的行政主管。
卢作孚为发行公司债等事,于5月6日(星期一)当晚乘车赴天津,与丁文江等同行。根据行程的计划,5月12日(星期日)到天津,13日(星期一)从天津回上海,5月15日(星期三)回到上
海。(35) 在天津,卢作孚通过金城银行王毅灵求助于周作民。周答应帮助,并说:“你能筹划多少就多少,其余缺额,可全部由金城银行承受。”(36) 周作民作为著名银行家,显然十分清楚为民生公司募集公司债也是金城银行向内地,特别是向四川扩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机会。5月15日,卢作孚如期自天津返上海。在上海,卢作孚又请徐堪出面,商请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唐寿民承受民生公司公司债。为此,卢作孚于18日致函唐寿民说明情形并附寄1934年的有关查账报告书即决算书供唐寿民参考。(37) 6月13日,唐寿民为经募民生公司债致函卢作孚,表示愿意“承办经办十万元”(38) 。经过这最后的努力,民生公司公司债的发行,终于水到渠成。
6月17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会,金城银行认募40万,中国银行认募20万,中南银行认募10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认募5万,川康、美丰、聚兴诚三行各认募5万计15万,交通银行认募10万元,共成100万元。会议取得满意结果。关于发行章程、经理契约条文,略有增删,由上海分公司经理张澍霖在各修改处盖章作证;事后并由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总经理卢作孚,会函各经理银行声明,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张澍霖在修改处所盖各章,“完全有效”(39) 。
民生公司第一次公司债章程共计13条,其中第六条规定,债券还本以8年为期。自发行日起,一年内只付利息。自第二年起至第七年止,每届6个月付息之日,随还本金票面额7%。第八年内两届付息之日,各还本金8%,但公司亦得提前还本。第七条规定,债券利率定为年息1分。自发行日起,于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各付息一次,每届还本后,利随本减。第十条规定,公司债本息以公司现有全部船舶及其运费,并关于船舶的一切收益为担保,由公司抵押与各经理银行所组织的民生实业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关于保全债权行、使抵押权方法,及抵押品目录,均详见公司与经理银行所订的经理契约。上述特券人代表委员会为永久机关,不论债券移转与何人,“代表委员会之组织不得变更,俟本债券本息还清后撤销之”(40) 。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债经理契约》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甲方,以上海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南银行、重庆聚兴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为乙方。声明甲方为扩充并整理业务,经股东会之决议,按照发行第一次公司债章程发行第一次公司债上海通用银币100万元,委托乙方募集并经理还本付息,指定担保品,设定抵押权及质权,以乙方所组织之持券人代表委员会代表全体持券人为抵押权人及质权人。经乙方同意,双方缔结经理契约并订定契约,共有条款22条。其中第一条规定,甲方依据第一次公司债发行章程发行公司债上海通用银币100万元,统归乙方经募,已由乙方各银行分别认募,计上海金城认募40万元,中国银行认募20万元,交通银行认募10万元,中南银行认募10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认募5万元,重庆聚兴诚银行认募5万元,川康殖业银行认募5万元,四川美丰银行认募5万元。前项债券应由乙方于1935年7月1日以前招募足额,其未经募足者届期由各认募之银行分别自行承购之。第二条规定,购买此项债券,概用上海通用银币交款,届期还本付息,亦用同币在上海支付。其在他埠购券交款者,应按交款日该埠对沪电汇行市合算。第四条规定,乙方募销债券所得现金均分存乙方各银行,由甲方随时提用。第六条规定,此次发行债券,由甲方按照票面额给付乙方5%之经理费,于募得后由乙方扣除之,每届还本付息期甲方应给付乙方所经付本息额25‰手续费。第八条规定,甲方为担保本债券本息之清偿,指定其现有全部船舶为抵押,另编抵押品目录附后,并就甲方现有全部船舶或其他代替物所生之一切收益设定质权,以持券人代表委员会为代表全体持券人之抵押权人及质权人。第九条规定,为执管供债券担保之财产并保全债权行使抵押权起见,乙方在上海设置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第十条规定,代表委员会委员由乙方各银行派其在沪之重要职员充之,设主席由经募债券额最多数银行所派委员担任。第十三条规定,代表委员会应选任总稽核一人常驻在甲方本店。(41)
这是民生公司第一次发行公司债,条件尚算公允(42) ,在民生公司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多年以后卢作孚记述这件事时说:“因为年年扩充,不免年年增加股本,而且年年增加债务……在那时候重庆的事业,民生公司算是负债额最大的一桩事业,到将接收捷江公司的轮船的时候,负债已经七十多万元。接收捷江公司的轮船又需要七十多万元,而股本才一百多万元。由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先生的主张,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先生及金城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先生的赞助,(民生公司)向上海募集了公司债一百万元,这是四川的经济事业在上海第一次募债,而且第一次募公司债。财务是民生公司在不断的发展的途程当中一个大大的困难,总算始终得环境上的帮助,没有陷于挫败。”(43) 此次公司债中金城银行以认购40万元居第一,金城银行遂派张佑贤为民生公司总稽核。金城银行最初的目的,是想通过扶植民生公司入手,以求深入西南发展业务。(44) 自此以后,民生公司与华北财团中财力最为雄厚的金城银行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1935年6月12日,民生公司接收美商捷江公司轮船宜安、宜昌、其太、宜兴、宜江、泄滩等轮船、驳船,捷江公司大班私人拥有的其春轮也同时接收,各轮分别改名为民政、民彝、民泰、民苏、民聚、民勤、民铎。不久又拆毁其中两船,另造民运、民立。卢作孚说:“这一重难关渡过以后,因为四川内战结束,政局统一,轻重工业逐渐发达,客货运也逐渐加多了,民生应了需要,亦即增造新的轮船,在扬子江上游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运输力,结束了航业上惨(残)酷的竞争,停止扬子江上游航业作战,稳定运费,不使过高也不使过低。顾到航业,同时也顾到商人,本来是民生公司的口号。停止作战的方法却不是谈话,不是开会,而是以绝对优势的运输力支持其实施。后来太古、怡和等公司也都承认事实,相当尊重民生公司的意见了。”(45) 时任民生公司船务处经理,后又任代总经理的宋师度也曾回忆说:“曾有英帝国主义下的太古、怡和两公司当年宣称‘我们要在长江区立即打倒几家轮船公司’,自然初生之犊不畏虎之民生,便是他心目中第一敌人。他们要使民生毫无货运,安心大折本来威胁,申渝货运费每包海带贬至两毛钱,试问惨斗之酷烈,到了何等程度!结果,乃成了鬼打鬼,美帝国主义下之捷江公司被打倒了,民生不惟安然无恙,且更有进展。童副总经理当时还是三十内外的英年,捷江解体后,替我们收编了一大队客货船过来,真是意外收获。……当中英航商惨斗正烈时,某驾驶领导人很沉重很壮烈的语卢先生云:‘总理,你放心,我们大家会替公司争口气,只要有饭吃,我们不问能够发薪多和少,高鼻子是把民生莫奈何的!’”(46) 长期以来养成并弥漫于民生公司上下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和氛围,是民生公司能够战胜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捷江公司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战胜并接收捷江公司大部分轮船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该公司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捷江公司是1922年由美商在上海筹办,1923年正式成立的一家公司,(47) 其资本大过民生公司数十万元,其营业性质、所走航线,恰与民生公司针锋相对,为事实上的最大劲敌。收购美商捷江公司轮船表明,民生公司在统一川江的进程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卢作孚统一川江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客观原因,即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这使民生公司拥有了在川江上与外商竞争的极为有利的外在条件,正是这样的条件,使民生公司能够获得民众即公司员工和乘客的支持,并获得包括江浙财团和华北财团在内的沿海金融财团的支持。第二条是卢作孚统一川江方法得当。统一川江,卢作孚的方法主要有两个:合作和并购。具体而言,凡是华籍的轮船都采用合作的方法,即经议定合理价格后,由民生公司支付部分现款给原公司,使其清偿债务,并对急需现款的原公司股东退还股本,并鼓励其大部分相关价款入股民生公司,换取股票。同时,凡外国公司则采用收购的方式,即对于外国公司的轮船一概付与现金或分期付予现金,不能按价入股民生公司。(48)
因此,民生公司接收捷江公司,在收回航权与减少营业竞争上,均有极重大之意义。(49) 捷江公司华人经理童少生同时进入民生公司担任业务处经理,成为民生公司的重要业务骨干。为招揽童少生,民生公司甚至帮其解决了相关的个人债务。(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