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经营管理困境的办法
面对严峻的经营局面,民生公司采取的因应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采取强有力措施,增强经济实力。
民生公司在1939年出现资金困难,当年即增加股本到700万元,以解决资金问题。1940年4月2日,公司举行第十五届常年股东大会,又决定发行1000万元公司债。(175) 但根据有关政策法令的规定,公司债的数额不能超过股本额,所以民生公司公司债的实际发行额为700万元。到1941年2月底,700万元公司债由中国、交通等18家银行承募足额,年息9厘,分10年还清。第一年、第二年只付利息,从第三年起至第十年止,每年还本6.25%,利随本减,但得提前还本。(176)
从1942年起,民生公司又开始筹划发行第三次公司债。1943年3月11日午后,民生公司在重庆举行第十七届第三次董监联席会议,对发行公司债有所商议。3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民生公司发行8000万元公司债,由各国家银行协助承销,作为修复轮船及清理债务之用。同时要求民生公司资本总额由700万元增加到8 000万元,并允许缓征直接税。(177) 4月16日,民生实业公司借重庆市青年会召开第十八届常年股东大会。大会报告由于物价高涨等,1942年公司亏损281万元。董事长郑东琴在报告中说:民生公司1942年度航业部收入为146594022.46元,支出155083165.82元,品迭亏损8489143.36元。加上电水厂亏损83037.84元,共亏损8572181.2元。除以民生厂、物产部、木工厂3处盈余5760703.97元填补上述亏损外,净亏损2811477.23元。尽管该公司从1939年起就连年亏损,但以1942年的亏损最为严重。亏损的原因在于客运、货运、差运等收费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一般物价指数的上涨,但开支方面却由于物价高涨而无法控制。如修造船只的钢板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相比上涨了1000多倍,长此以往公司前途堪忧。(178)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把公司的股本增加到8000万元,并发行公司债8000万元,修改公司章程等。由于原担任监察的赵资生病,会议还推举增补晏阳初为公司监察人。(179) 由于资本额增加,民生公司在会后还具文呈请经济部变更登记。至于第三次公司债的发行,从1942年筹划开始,到1943年春被国民政府及董事会批准,历时长约1年。由于物价猛涨,通货严重膨胀,8000万元此时对民生公司已经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于是第三次公司债的发行在会后实际上无形终止。
其二,请求国民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
1940年4月,民生公司十五届常年股东大会通过股东康心如所提的临时动议案,呈请政府提高运费并核定救济办法。康心如在该动议案中说:民生公司1939年的亏折,纯粹是由于抗战时期,公司报效国家的过程中,差费过低造成的。公司尽力为政府运输公物,运送出征将士,接运伤兵难童,担负各项差运。长久如此,殊难为继,“应请董事会根据本届股东大会意见,呈请政府维护公司命脉,提高运费并请政府核定救济办法,保息保亏,俾公司营业不替,得以长久效力国家”(180) 。1940年8月18日,代总经理魏文翰等到交通部,向交通部部长张嘉璈报告民生公司困难情形,资料载:“自宜昌陷落后,货运大减,每月收入减少一半,只有八九十万元,而支出月须一百八十万元,长期债务计八百余万元,股本计七百万元。现正建造浅水船十四艘,须付工价三百余万元。现需增加政府运输差费,及客票票价,一面招徕客货,以期收支适合。希望部方予以贷款,完成新船,同时发行公司债,整理旧有债务。”(181)
经过不懈努力,民生公司在争取国民政府提高运费和核定救济办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1年2月,民生公司鉴于正在建造的浅水轮船无力完成,以及船用五金油料缺乏,价格飞涨,急需订购并储备,共计需款800万元,请求重庆国民政府贷款救济,经行政院批准向四行如数照借。(182) 同月,民生公司700万元公司债募集完成。(183) 后来卢作孚回忆说:为适应战时的需要,民生公司轮船最多的时候为1939年,那一年共有轮船116艘,30400多吨。此时,收购的旧轮达到最多,订造的新轮却尚未完成。之后,新造的17艘新轮陆续加入航行,又先后购进4艘海关轮船。全部加起来有137艘轮船,36000多吨。其中有些原来航行于川江的旧轮船因已经无法行驶拆毁了15艘,原来长江中下游的小轮由于不适应川江航行又拆卸了20多艘,结果民生公司所拥有的实际轮船数目反而有所减少。到1943年8月,实际轮船数是98艘,26000吨。(184) 拆毁旧轮和不适合航行的小轮之后,民生公司一方面建造新轮和改造旧轮,一方面为配合重庆国民政府开发内河航运,派轮航行嘉陵江重庆南充航线,并获得了成功。(185)
在1941年4月公司第十六届股东大会上,代总经理魏文翰在报告中专门说到差费和保息问题。关于差费,魏文翰说:经呈准军政部召集有关各方会议协商后得到解决,办法是差费照原价增加2倍,当时公司尚觉公允,但从9月后由于物价狂涨,差费收入又感不敷。关于保息问题,国民政府在公司造船资金上以年息4厘,5年还清办法给予400万元贷款。(186) 考虑到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等因素,这样的贷款是非常实际的帮助。
1941年3月,由于敌机大规模轰炸轮船,民生公司的轮船损失严重,民生公司再次请求政府补助修复被炸的轮船。(187) 截至6月底,民生公司全部资产达到64337016元。(188) 7—8月,川江轮船被日军飞机轰炸者有20多艘。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凡属差轮被炸者由军事机关拨款补助,非供差的轮船可由四行贷款作为捞修费用。民生公司获得补助金950万元,贷款1000万元。(189) 8月,民生公司民俗轮在运送军粮前往三斗坪返回的航程中,在巴东被日军飞机炸沉,死难船员70人。9月10日,民生公司与中中交农四行签约,向四行借款400万元添购油料,借期2年;另借款400万元添建船只,借期4年。(190)
其三,改变公物运输办法。
民生公司承运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各货,照例半价收费。1941年12月17日,军政部就军品运费问题以代电复函民生公司,谓:“鉴查本署与民生公司所订坪渝段运价,业经于本年六月以渝造(卅)甲子六八一五号啸代电饬知在案,并复准该公司函开‘迳启者,遵照航业协会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议决案,一般商货,均照随函附奉之新表增价(详附表)。自十二月一日起实行。敝公司对于贵署各厂、处运价,原系按照一般商货(机器杂货)运价对折收费,自应照新价对折计算以表优待,即(一)坪渝每公吨七百八十元净(照坪渝机器杂货每公吨一千五百六十元对折计算),(二) 坪万或万渝每公吨四百六十八元净(照坪渝六折计算),仍由贵属各厂处直接与敝公司洽装,于交运时付清运费,即烦查照,并请转知贵属各厂为荷’等由,并附航业公会所订立之商货运率表一份前来。查该公司所称各节,核与以往办法尚属符合,除函复坪渝段全程运价每吨七百八十元应予照准,坪万及万渝应仍照以往办法照坪渝全程折半计算,每吨三百九十元。并自十二月十六日起实行,暨呈部备案外,合行电仰知照。”(191) 1942年第十七届常年股东大会重点讨论了《授权董事会向政府请求扩大股本,提高折旧标准并按物价指数增加差费及货客运价以保障公司生存案》,通过以下决议:第一,今后差轮一切开支,请由政府完全担任,不再用租费办法,以减少亏损。公司请求改善差轮运输事项,应将此条列为第一。第二,客货运价,应请主管当局按照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按月随时增减,废止每隔数月才请求增加一次的办法,以免互感烦扰。第三,本案完全授权董事会办理,但如感觉须借重某一股东帮助之时,可分别请求股东予以有力帮助。(192)
1942年4月23日,民生公司在总公司召开第十七届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郑东琴主持会议。卢作孚出席会议并建议:“关于公司损耗情形与补救办法中有向政府请求扶助事项,请推举与政府有关系之董监率领公司主干人同赴政府,向蒋孔两院长及以下有关各长官恳切请求。”(193)
5月31日,民生公司与中中交农四行签约,向四行借款1 000万元修理船只,借期2年。(194) 6月25日,民生公司在总公司召开第十七届第二次常务董事会议,钱新之等人出席了会议,卢作孚列席会议。面对公司的各种经营困难,卢作孚提出4项建议并得到会议采纳通过。他说:“查本公司收入甚微,支出颇巨,而新造及修复船只所需钢料狂涨不已,且修建竣工之船,复以资金周转不灵,设备未完,不能开航,致蒙重大损失。为解决上述各项困难问题计,兹拟具办法四项以谋补救:一、力求收支平衡,二、将短期债变为长期债,三、变卖破旧船只将所得价款用以建造新船,四、被炸打捞之船只,请政府给予修复费。是否可行,敬请常董诸公表决。”(195) 会议接受了卢作孚的建议,决定先准备完善的资料,然后召集会议分派有关董事承担该项工作。
1943年4月16日,民生实业公司假重庆市青年会召开第十八届常年股东大会,股东推举卢作孚为大会主席。大会报告由于物价高涨等原因,去年公司亏损281万元。(196) 这一天,卢作孚辞交通部次长职一事获得批准。
虽然连年亏折,在社会各界看来,民生公司仍取得了显著的发展。1942年10月,《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刊载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一文,文章说:民生公司抗战以前的发展突飞猛进,有凌驾其他轮船公司而上的趋势。抗战军兴以后,挺进更速。文章分析民生公司在战时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民生公司业务的中心本在川江,轮船多数为内河轮船,与其他轮船公司相比更能适应后方环境;二是民生公司轮船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未被征用,在上海的轮船也于江阴封锁前开到江阴以上,损失较少;三是民生公司廉价收购从长江中下游撤退到宜昌的轮船,增加其运输能力;四是民生公司大事罗致陪都人才,内外管理也得到改善。总之,“时势人谋,兼而有之。故该公司股本,业已增至七百余万元。现有轮船八十七艘,合二万一千余吨,比较战前增加不少。经营之航线,以重庆为起点,长航有渝巴东、渝万县、渝泸县、渝宜宾、渝乐山等线,短航有渝涪陵、渝长寿、渝唐家沱、渝寸滩、渝江津、渝白沙、江津白沙、泸县宜宾、渝童家溪、渝合川、宜宾屏山等线。就营业流域言,遍达川江、长江、岷江、嘉陵江、金沙江,范围之广,开川省航业界之新纪元”(197) 。后来王洸在《中国水运史》中说:民生公司的股本,1941年已增至700万元,计有轮船71艘,合21000总吨,与战前相比,大为增加。其航线以重庆为起点,长途航线有渝巴东、渝万县、渝泸县、渝宜宾、渝乐山等线,短途航线有渝涪陵、渝长寿、渝唐家沱、渝寸滩、渝江津、渝白沙、江津白沙、泸县宜宾、渝童家溪、渝合川、宜宾屏山、合川南充等线。营业区域广泛,可以航行川江、长江、岷江、嘉陵江、金沙江,范围很广,为川省航业界开创了新纪元。1942年,又有山字号9艘浅水轮船建成,船名和吨位分别是乐山(178总吨)、屏山(178总吨)、秀山(178总吨)、彭山(220总吨)、巫山(178总吨)、壁山(178总吨)、梁山(183总吨)、营山(232总吨),眉山(229总吨)。这些浅水轮先后参加营运,使民生公司运输力量更大,业务愈益扩展,“始终执川江航业的牛耳”(198) 。
其四,改善企业管理。
1937年10月,民生公司总经理室增设设计、稽核、秘书三室。设计室的职责是为总经理室研究业务计划,由赖彦于任主任;稽核室的职责是审核公司开支,由陈国玱任主任;秘书室的职责是负责各个部门的协调,由李邦
任主任秘书。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航线缩短,不得不开辟短途航线,一则以维持公司的业务,二则便利乘客。1940年8月1日,民生公司开始对长江上游及嘉陵江下游各事业单位,划分区域管理,实行分区管理制度,以求指挥便利,应付灵活。至于各厂及上海分公司,香港、海防、昆明、成都等办事处,仍直隶于总公司,不在分区管理之列,各轮驳也仍直隶于总公司,但受所停泊地方的区分部监督管理。分区管理办法中,对管理区域、管理权责、文报手续均作出明文规定:
(一) 管理区域的划分。第一,重庆区,由总公司兼本区管理责任,其区域为长江流域自淞溉以下,忠县以上,嘉陵江流域自合川以下。该区管理的事业单位包括:(1) 淞溉至重庆间各趸船(现有淞溉趸船、白洪趸船、江津趸船)。(2) 重庆各趸船及煤栈。(3) 洛碛至重庆各趸船(现有洛碛趸船、鱼嘴沱趸船)。(4) 长寿办事处及所属趸船(长寿趸船及石家沱趸船)。(5) 涪陵办事处及所隶属、监督的趸船及煤栈(兰市趸船、珍溪趸船及荔枝园煤栈俱隶于涪陵办事处。酆都趸船及汤元石煤栈直隶总公司,由涪陵办事处监督考核)。(6) 合川办事处(合川电灯自来水厂直隶总公司)。(7) 北碚办事处及所隶属各趸船(夏溪口趸船、温泉趸船、北碚趸船及白庙子趸船俱隶属于北碚办事处)。(8) 草街子、白庙子、狮坪、土沱各轮煤采办处。(9) 土沱及重庆间各趸船(现有土沱趸船、童家溪趸船、柏溪趸船、磁器口趸船、化龙桥趸船)。第二,叙府区,由民生公司叙府分公司负责本区的管理与监督、考核责任,其区域为嘉定以下,江安以上,该区监督指挥的事业单位包括:(1) 嘉定办事处(嘉定办事处直隶总公司,由叙府分公司监督考核)。(2) 河口轮煤采办处(河口轮煤采办处,由叙府分公司监督考核)。(3) 叙府趸船及货栈、煤栈、油栈(以上各事业单位俱隶属于叙府分公司)。第三,泸县区,由公司泸县分公司负本区之管理与监督考核责任,管理区域为纳溪以下,合江以上,该区监督管理的事业单位包括:(1) 纳溪煤栈(正筹建中)。(2) 泸县趸船及货栈、煤栈(以上各事业单位俱隶属于泸县分公司)。(3) 合江趸船及煤栈(合江趸船直隶总公司,由泸县分公司监督考核,煤栈隶属于泸县分公司)。第四,万县区,由万县分公司负本区的管理与考核责任,其区域为忠县以下,巫山以上,该区监督管理的事业单位包括:(1) 万县趸船及货栈、煤栈、油栈。(2) 忠县煤栈、武陵煤栈、小舟溪轮煤采办处、新津口轮煤采办处、固陵轮煤采办处、云阳煤栈、庆记煤号、奉节煤栈、巫山煤栈(以上各煤栈俱直隶总公司,由万县分公司监督考核)。第五,宜昌区,由宜昌分公司负本区之管理与监督考核责任,其区域为巫山以下,沙市以上,该区监督管理的事业单位包括:(1) 宜昌趸船及货栈、煤栈、油栈。(2) 沙市办事处(沙市办事处直隶总公司,由宜昌分公司监督考核)。
(二) 管理权责的确定。第一,各区分部对于该区域内各事业单位分别负管理及监督考核的责任,其隶属于各该区分部的各事业单位,即受该管理区分部的直辖管理。其直隶于总公司各事业单位,则受区分部的监督考核。第二,各区分部对于该区域内的各事业单位,应就向有规定及总公司临时委托事项负责执行。如有意见,随时可建议总公司采行,并对于该区内各事业单位,在必要时,可发布文件,但须同时报总公司备查。第三,各区分部若遇该区各事业单位有时间性的紧急事件发生时,得权宜处理,事后报请总公司追认,但以不违反一般规定为原则。又各事业单位的日常琐细事件,即由区分部负责处理,不宜报总公司。第四,各事业单位对于所在地的区分部,应随时采取联络,遇有重大事件,必须商承办理。
(三) 文报手续。第一,各事业单位隶属于区分部者,对总公司即不直接行文,一切事件俱由区分部转报。其受区分部监督考核的各事业单位,遇有重大及有关区分部的相关事宜,除函报总公司外,并须分函所在地的区分部。第二,各事业单位对所在地区分部应行分报的事件,规定如下:(1) 人事事件:除经常事项送报总公司外,遇有特殊情形之事件,应分报所在地之区分部。(2) 财务事件:一切账项径报总公司,收支事项除报总公司外,应分报所在地区分部。(3) 业务事件:所有关于营业各事项,除报总公司外,应分报所在地区分部。以上所列各项目,若有修改增减时,一经决定后,即另行函知。特此函达。即希查照办理。(199)
其五,振奋服务精神,加强人的训练。
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之所以生机勃发,服务精神和人的训练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业务紧张,加上战时的非常环境,服务精神和人的训练有所松懈。1938年10月31日,《新世界》刊载消息说,民生公司将发行《为君服务》半月刊,谓:“抗战发动以来,我全国各战区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以及不愿为(日本占领者)顺民之义民、难民,均纷纷迁徙内地,尤以入川者为多。惟初临斯土,人地两生,情形隔膜,其余衣食住行诸问题,莫不随时感觉困苦。公司本一向辅助社会、便利人群之宗旨,决定发行一半月刊,定名为《为君服务》,俾有助于乘客一切实际生活问题之参考与解决,并拟发行办法八条,通函各部。”(200)
1939年1月15日,卢作孚出席公司朝会,感到报告的方式、内容不足以引起听众的兴趣,同时深深感到一桩事业不是投机和侥幸能够成功的,而是由一群富有意义的人们创造的。民生公司自抗战爆发以来,船只从48艘增加到88艘,新增船只的经营管理至少需要千余人,非从训练中产生不可,因此决定从各方面开始整顿。(201) 2月6日,卢作孚出席民生公司总公司朝会并作《怎样出席朝会工作报告》讲话,强调朝会上的工作报告要为工作而报告,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实干不要发牢骚。牢骚是无办法的表示。埋怨来了,忍耐下去,成功后埋怨自然会消失。要尽量多提数目字,并要注意数目字的正确。(202)
1939年2月10日,《新世界》刊载《谈谈总公司的朝会》一文,对民生公司朝会作了简短的回顾,谓:自1932年10月公司开始举办朝会,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朝会办法也是多有变化。如会期由每天早上举行改为每周一、三、五举行,报告时间由没有限定变为有限定,报告事项由单一工作报告而增加读书报告、时事报告以及人事介绍等。1938年10月,朝会改在船务处办公室举行后,由于地址狭隘,座次无定,开会精神,不免稍显松懈。公司最高主干人卢作孚最近回公司出席朝会,认为朝会对于各处室间工作相互联络与相互了解作用很大,有整顿的必要,于是从各方面加以调整。经过调整,各方面均有显著的进步。如原来经常到会人数仅120—130人,现在增加到将近300人。原来无精打采的听众,现在变得心花怒放,兴趣盎然。朝会能有如此迅速的进步,原因主要有2点:(一) 报告人事前有充分的准备,报告时候能够有条不紊,使听众感到异常的满足。(二) 到会人数有良好的稽核方法,可以杜绝人数的诓报。这说明一件无办法的事,只要有决心,就可以使其走上轨道。(203)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1939年5月10日,《新世界》刊载卢作孚《安全的最高要求》,指出对付空袭最好的办法是有可靠的防御准备,他写道:自抗战开始就断定重庆会遭空袭,做好防御准备是避免危险最可靠的方法。如果我们为了逃避敌机,而竟逃避了工作,实际是失掉了生命的意义,尤其是对敌示弱,反而达到了敌机狂炸的目的。敌机狂炸未必能危害我们的生命,但我们的不沉着,却会扰乱我们的工作。我们如果有了坚强的防御准备,不但我们的生命安全了,我们的工作也安全了。我们可以在敌机侵袭到我们头上的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照常工作,使敌人惊诧我们是这样有办法地在狂炸之下安全地工作着,不受他们扰乱的影响,则他们的狂炸无所施其技巧,无谓的行动自然会停止了。这是阻止敌机最有效的方法,逃避绝不是方法。(204)
1939年11月1日上午,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国民月会上发表题目为《怎样唤起我们的精神》的讲演,谓:精神的基础,第一是物质,第二是技术,第三是组织,第四是要有理想去支配物质、技术和组织,然后才可以经营好一桩事业,建设好一个国家。敌机多次轰炸,毁坏我们的物质很少,但是摧毁我们的精神却很大。“五三”“五四”轰炸,我们精神上有很大的损失。敌机一来就跑却不是办法。鲁登道夫《总体战》一书里,绝没有说到跑是抵御敌人的方法。我们绝不应该用跑来作抵御敌机的方法。我们白天办事和夜晚睡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防空洞。有警报来,然后从容走到防空洞去,一切不用顾虑。因为整个防空的进步,现在在敌机到万县以前,到宜昌以前,乃至在汉口起飞时,我们就可得到情报了,已经有充裕的时间让我们走进防空洞。(205)
此外,1940年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自上海来到重庆,被民生实业公司聘为顾问。(206)
(1)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0页。
(2)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6页。
(3)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6页。
(4)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第232页。
(5) 《本公司历年股本之递增》《二十六年轮船之增减》《本公司历年资产之递增》,《新世界》第12卷第3期,1938年4月1日。
(6) 《十三届股东大会欢迎会纪录》,《新世界》第12卷第4期,1938年4月30日,第85—86页。
(7)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股东大会纪录》,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756页。
(8) 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概况》,第2页。
(9)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6页。
(10)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6页。
(11) 吴晋航:《民生公司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合订本第3卷),第91页。
(12)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6页。
(13)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9页。
(14) 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8年概况》,1940年刊,第2页。
(15) 《海事新闻·本公司职工分布情形》,《新世界》第14卷第9期,1939年4月30日,第15页。
(16) 《抗战中的民生公司: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战建国运动中担当的任务》,1939年7月,北碚图书馆藏,第1—2页。
(17) 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8年概况》,1940年刊,第2页。
(18)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1页。
(19)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5页。
(20)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8页。
(21) 王洸:《中华水运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6页。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63—565页。
(23) 《限价问题讨论会》(星五聚餐会第56次),《西南实业通讯》第7卷第2期,1943年2月28日,第28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57页。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35—536页。
(26) 《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之危机及未来使命》,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04/1/395。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79页。
(28) 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287页。
(29) 《军政部驻川南办事处与民生公司运货合约》(1939年10月1日),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831页。
(30) 《军政部兵工署通令》(1939年11月),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832页。
(31) 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288—289页。
(32) 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289页。
(33)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4页;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286页。
(34) 瞿韶华主编,程玉凰编纂:《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1940年7—12月),第155页。
(35) 《实业大事记》,《西南实业通讯》第2卷第3期,1940年9月1日,第65页。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152页。
(37) 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284—285页。
(38) 薛光前:《我办理运输的实际体验》,《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4期,1943年10月31日,第13页。
(39) 薛光前:《我办理运输的实际体验》,《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4期,1943年10月31日,第13—14页;《战时后方水上运输是怎样维持的》,《新世界》1944年5月号,1944年5月15日,第11页;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435—436页。
(4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152页。
(41) 薛光前:《我办理运输的实际体验》,《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4期,1943年10月31日,第13—14页。
(4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404页。
(43) 全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289—290页。
(44) 即宜昌西的三斗坪。
(45) 《军政部代电》(1941年6月),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922页。
(46) 《筹备组织重庆市轮渡公司会议决议录》(1937年12月1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轮渡公司档案,0327/1/1。
(47) 杨及玄:《重庆轮渡公司的展望》,《西南实业通讯》第14卷第1、2期合刊,1946年8月30日,第11页。
(48) 《重庆轮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周年之经过》,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轮渡公司档案,0327/1/7。
(49) 杨及玄:《重庆轮渡公司的展望》,《西南实业通讯》第14卷第1、2期合刊,1946年8月30日,第11页。
(50) 杨及玄:《重庆轮渡公司的展望》,《西南实业通讯》第14卷第1、2期合刊,1946年8月30日,第12页。
(51) 杨及玄:《重庆轮渡公司的展望》,《西南实业通讯》第14卷第1、2期合刊,1946年8月30日,第12页。
(52) 杨及玄:《重庆轮渡公司的展望》,《西南实业通讯》第14卷第1、2期合刊,1946年8月30日,第12页。
(53) 陈滋生:《本公司二十六年大事纪略》,《新世界》第12卷第3期,1938年4月1日,第82页。
(54) 《本公司之投资事业》,《新世界》第12卷第3期,1938年4月1日,第95页。
(55) 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8年概况》,1940年刊,第10页。
(56) 《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之危机及未来使命》,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04/1/395。
(57) 《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792期,1945年4月16日,第2—3版。
(58) 《民生公司投巨资建造新式大船坞》,《嘉陵江日报》,1938年4月7日,第2版。
(59) 《后方最大的机器造船厂——民生机器厂》,《新世界》1944年5月号,1944年5月15日,第48页。
(60)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第253页。
(61) 《后方最大的机器造船厂——民生机器厂》,《新世界》1944年5月号,1944年5月15日,第48页。
(62) 《民生公司投巨资建造新式大船坞》,《嘉陵江日报》,1938年4月7日,第2版。
(63)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27页。
(64) 《民生厂厂务会议记录》,重庆市档案馆藏,民生机器厂档案,0207/6/13。
(65)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第406页。(https://www.daowen.com)
(66) 周茂柏:《抗战第六年之民生机器厂》,1942年8月,北碚图书馆藏,第1页;佚名:《民生机器厂概述》,民生公司1941年3月10日印,第4页。
(67) 《参观重庆附近各工厂报告》,《经济情报丛刊》第14辑,1943年5月16日,重庆市图书馆藏,第22页。
(68) 卢晓蓉:《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第62页。
(69) 《民生实业公司民生机器厂》,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工商调查通讯》第14号,1942年1月9日。
(70)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第63页。
(71)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一年度概况》,《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1993年8月,第32页。
(72) 周茂柏:《民生机器厂建造第七号至第十六号新船经过概要》(1942年9月),重庆市档案馆藏,民生机器厂档案,0207/6/8。
(73) 周茂柏:《抗战第六年之民生机器厂》,1942年8月,北碚图书馆藏,第1页。
(74) 《抗战时期的民生机器厂概况》(1943年4月),郑洪泉、常云平总主编,唐润明主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经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5页。
(75) 《恒顺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概况》(1941年10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民生机器厂档案,0207/6/8。
(76) 《参观重庆附近各工厂报告》,《经济情报丛刊》第14辑,1943年5月16日,重庆市图书馆藏,第4页。
(77) 《计划与动向》,《西南实业通讯》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第28页。
(78) 周英柏、周兹柏:《周仲宣与周恒顺机器厂》,《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121—124页。
(79) 《周恒顺五十年》,《新世界》1945年4月号,1945年4月15日,第17页。
(80)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29页。
(81) 《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新世界》1944年9月号,1944年9月15日,第22页。
(8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内迁史料选辑(一)》(1937年8月5日),《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40—41页。
(83) 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2—104页。
(84) 四联总处:《上海大鑫钢铁厂略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合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85) 陈滋生:《本公司二十六年大事纪略》,《新世界》第12卷第3期,1938年4月1日,第82页。
(86) 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合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第397页。
(87) 《参观重庆附近各工厂报告》,《经济情报丛刊》第14辑,1943年5月16日,重庆市图书馆藏,第12页。
(88) 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合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第417页。
(89) 《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新世界》1944年9月号,1944年9月15日,第21—22页。
(90)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第298页。
(91)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29页。
(92)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第219页。
(93) 孙越崎:《孙越崎文选》,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9页。
(94) 《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孙越崎今日来峡考察工矿业》,《嘉陵江日报》,1938年3月12日,第3版;《孙越崎昨来峡定今往北川铁路考察》,《嘉陵江日报》,1938年3月13日,第3版;《孙越崎今返渝》,《嘉陵江日报》,1938年3月14日,第3版。
(95) 孙越崎:《孙越崎文选》,第29页。
(96) 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第49—50页。
(97) 《天府矿业公司速写》,《新世界》1944年复刊号,1944年3月15日,第50—51页。
(98) 《北川铁路公司决与天府中福合作》,《嘉陵江日报》,1938年4月24日,第3版。
(99) 《北川天府中福合资经营共资本二百廿万》,《嘉陵江日报》,1938年5月1日,第3版;天府煤矿公司编:《天府公司概况》,重庆:大东书局1944年版,第1—41页;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9页。
(100) 薛毅:《工矿泰斗孙越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01) 《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纪录》(1938年5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13。
(102) 天府矿业公司编:《天府煤矿概况》,第5—6页。
(103) 天府矿业公司编:《天府煤矿概况》,第41—42页。
(104) 《天府董事会报告事项》《天府矿业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纪录》(1944年3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16。
(105) 《天府矿业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9。
(106) 《天府矿业公司第一届第五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16。
(107) 《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705期,1943年8月16日,第1版;《天府矿业公司第一届第六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2/16。
(108) 《天府矿业公司第四届股东常会纪录》(1943年5月5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9。
(109) 天府矿业公司编:《天府煤矿概况》,第41—42页。
(110) 《天府矿业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纪录》(1944年2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9。
(111) 《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股东常会纪录》(1945年6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0/2/9。
(112) 《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一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纪录》(1945年10月1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天府煤矿公司档案,024/2/9。
(113)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6页。
(114)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第175页。
(115)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9页。
(116) 《富源水力发电公司发起人第二次会议纪录》,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24/1/348。
(117) 《富源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公司档案,0356/1/81。
(118) 《富源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纪录》,重庆市档案馆藏,川康兴业公司档案,0356/1/81。
(119) 《富源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董监联席会议纪录》,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24/1/348。
(120) 陈滋生:《二十七年公司大事纪述》,《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20日,第49页。
(121) 《大明染织厂——现代合营企业的一个试验》,《新世界》1944年6月号,1944年6月15日,第25页。
(122)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29页。
(123) 《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常会决议录》(1942年3月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立信会计师重庆事务所档案,0090/1/165。
(124) 《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录》(1942年10月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立信会计师重庆事务所档案,0090/1/165。
(125) 《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录》(1943年5月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立信会计师重庆事务所档案,0090/1/165。
(126) 《大明厂月出布万匹》,《嘉陵江日报》,1945年5月6日,第4版。
(127) 《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录》(1943年5月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立信会计师重庆事务所档案,0090/1/165。
(128) 《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录》(1945年7月4日),重庆市档案馆藏,立信会计师重庆事务所档案,0090/1/165。
(129) 《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录》(1943年5月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立信会计师重庆事务所档案,0090/1/165。
(130) 《卢作孚致周作民函》(1937年8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703。
(131) 《卢作孚致周作民函》(1938年3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703。
(13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742页。
(13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742页。
(13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743页。
(13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第743页。
(136) 《周作民致卢作孚函》(1940年8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Q264/1/703。
(137)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写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326页。
(138)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十年度概况》,1942年,北碚图书馆藏,第8页。
(139) 《中国航运意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中央日报》,1944年4月17日,第1版。
(140) 《民生公司在长江》,《新世界》1945年11月号,1945年11月15日,第11页。
(141) 《重庆市金融市况调查》(1943年11月15日至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288/1/156。
(142) 卢绪章:《一个继承了传统美德的国际企业家》,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包玉刚与宁波开发开放》,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143) 李征:《卢绪章传》,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44) 民生实业公司编:《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十八年概况》,1940年刊,第2页。
(145)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五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第2页。
(146) 《十一月份国民月会卢先生演讲词》,重庆市档案馆藏,民生机器厂档案,0328/76。
(147) 《公司消息》第10号,1939年5月18日,无页码。
(148)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68页。
(149) 《1950年第二次业务会议报告》,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银行档案,0296/14/3323。
(150) 黄立人主编:《卢作孚书信集》,第754页。
(151) 《公司消息》第272号,1940年4月9日,无页码。
(152) 《广阳坝对岸江面撞船惨剧,二百余人死难》,《大公报》,1940年1月22日,第3版。
(153) 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6卷,第238页。
(154) 《抗战与民命》,《大公报》,1940年2月17日,第2版。
(155) 《民望轮触礁沉没》,《大公报》,1940年2月25日,第3版。
(156) 《民望轮触礁沉没》,《新华日报》,1940年2月26日,第1版。
(157)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246页。
(158) 黄火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5卷,第272页。
(159) 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5卷,第288页。
(160) 罗常培:《蜀道难》,《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编:《罗常培文集》第10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161) 罗常培:《蜀道难》,《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编:《罗常培文集》第10卷,第124—125页。
(162) 即郑天挺。
(163) 《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编:《罗常培文集》第10卷,第145页。
(164) 《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编:《罗常培文集》第10卷,第146页。
(165)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66)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67) 《三十一年上期民生公司动态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39页。
(168) 交通银行设计处编:《交通银行后方生产事业贷款用途考察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44页。
(169) 交通银行设计处编:《交通银行后方生产事业贷款用途考察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44页。
(170)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一年度概况》,《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32页。
(171)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动态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46—47页;《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一年度概况》,《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29、32页。
(172)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九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73)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四届股东常会决议录》,1949年,北碚图书馆藏,第8页。
(174) 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7卷,第250—251页。
(175) 《实业大事记》,《西南实业通讯》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1日,第73页。
(176)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7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574页。
(178)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八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79)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八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1943年4月1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80)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五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81)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263页。
(182)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8页。
(183)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84)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第24页。
(185)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4页。
(186)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87) 《民生实业公司简讯》第838期,1946年3月4日,第2版。
(188) 交通银行设计处编:《交通银行后方生产事业贷款用途考察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44页。
(189)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8页。
(190) 交通银行设计处编:《交通银行后方生产事业贷款用途考察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43页。
(191) 《军政部代电》(1941年12月18日),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924—925页。
(192)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93)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纪录》,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04/1/401。
(194) 交通银行设计处编:《交通银行后方生产事业贷款用途考察报告》,《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43页。
(195) 《第十七届第二次常务董事会决议纪录》,重庆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档案,0304/1/396。
(196)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八届常年股东大会决议录》,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档案,0295/1/2000。
(197)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第54—55页。
(198) 王洸:《中华水运史》,第275—276页。
(199) 《民生实业公司通函事字117号》,北碚图书馆藏。
(200) 《海事新闻·专为帮助旅客公司刊行<为君服务>》,《新世界》第13卷第2、3、4期合刊,1938年10月31日,第67页。
(201) 彦于:《公司的新气象》,《新世界》第14卷第1期,1939年2月10日,第11—12页。
(202) 卢作孚:《怎样出席朝会工作报告》,《新世界》第14卷第4、5期合刊,1939年3月10日,第56页。
(203) 其:《谈谈总公司的朝会》,《新世界》第14卷第1期,1939年2月10日,第9页。
(204) 卢作孚:《安全的最高要求》,《新世界》第14卷第10期,1939年5月10日,第1页。
(205) 《十一月份国民月会卢先生演讲词》,重庆市档案馆藏,民生机器厂档案,0328/76。
(206) 潘序伦:《潘序伦文集》,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