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负责水上交通行政
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沦陷,战时运输迅速集中于长江中上游航线。1937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下关江边成立了负责水上军事运输的船舶运输司令部;12月19日,汉口招商局恢复办公,仍以庄达为司令。(111) 船舶运输司令部赖以发挥作用的运力基础为轮船招商局,而招商局的大型海船适合宜昌以下长江航运,不适合宜昌以上的川江航运。川江水上运输的现代运输力量只能依靠民生公司,而其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任务是把聚集在武汉地区的兵工器材抢运到川渝地区。(https://www.daowen.com)
1937年年底,武汉也不时受敌机威胁扰害,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公物、工厂器材、学校及文化机关的图书仪器,都要赶运入川。其中兵工厂器材1万多吨,急需装运入川。此时正是水枯的冬季,国营轮船招商局的大型长江轮船,由于吃水关系,不能畅行汉宜。民生公司的民元、民本、民权、民风、民族、民泰也不能满载行驶汉宜间。加上大部分轮船应差,于是轮船供不应求,运输困难。而兵工厂的器材,必须迅速运到后方。1937年12月8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订立从汉口装运万吨机材到重庆的包运合同。合同约定每吨机件的运价为52元,并约定不加起重费,遭遇危险不照惯例双倍收费,大件货物不照惯例量尺计费。按当时机器运价的一般行情,计重量的机件每吨运价为208元,按体积收费的机件每吨运费为72.9元,普通货品每吨运费为104元。如果用这一运价标准作参照,民生公司轮船的运价“仅仅达到普通货品运费的一半”(112) 。仅万吨兵工器材运输这一个合同,民生公司就少收运费50多万元。12月15日,民生公司开始从汉口启运上述万吨兵工器材,当月即运出4646.64吨。(113)
1938年1月,民生公司自汉口运出万吨兵工器材中的4779.57吨,运出水道运输管理处公物、器材1570吨及5337件。(114) 同时,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民生公司再次从四川输送大量兵员到前方。当时民生公司的轮船尽力输送械弹、兵员,由四川到宜昌、汉口,转运到前方;疏散由沦陷区域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拆卸下来的机器、材料;运送由沦陷区域逃出来的难民、难童,前方运来的受伤将士以及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眷属,由汉口、宜昌到四川。那时,汉口、宜昌有很多商货需要轮船装运,想找民生公司运输,承诺运费无论要多少都照给。可是前方的械弹需要接济,前方的兵员需要补充,沦陷区拆下来的生产机械、材料及由前方运回来的伤兵、难民、公务人员,都迫切需要疏散。军事运输的责任,民生公司“毅然决然地负起来了,顾不了商货运输”(115) 。
鉴于军事运输的繁忙,而各方面亟待由汉入渝者人数已达5000人、货物堆积也已达31000吨等情况,翁文灏于12月26日,召集江汉工程局、军委会秘书厅会谈,决定组织水道运输管理处,以卢作孚为主任。(116) 这项任命当然不单是翁文灏与卢作孚个人关系的结果,而是要更有效地发挥民生公司在川江运输中的潜力和作用。因为在川江运输中,能够依靠的现代运输力量,主要是民生公司。民生公司资料载:南京失守后,公物及迁厂器材积汉待转者极多,国民政府为了增进运输速率,适当分配载量起见,于12月上旬在汉、宜、万三埠设立水道运输管理处,统筹运输支配事宜。当时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定装运万吨器材合同,工作进行,“实赖其助”(117) 。显然,水道运输管理处的成立与兵工署内迁器材运输及输送兵员、枪械弹药到前线有直接关系。
除船舶运输司令部、水道运输管理处外,1938年1月1日,宜昌警备司令部设立川江客运联合办事处以统制川江客运分配与管理。不过,当时航行川江的船只,因军事差务上调配过多,普通乘客搭船不易,而一般公务人员及团体,又以登记、分配候船十分不便,酿出扣船而走的情势。同时,如太古、怡和的轮船,又以国籍为借口,不理睬川江客运联合办事处规定的登记分配办法。因此,只有大约半个月,川江客运联合办事处就自行瓦解。(118) 宜昌警备司令部所设川江客运联合办事处成立半个月就以无法履行职责而夭折的事实说明,尽管处在战争时期,单纯依靠政治力量、地方势力或军事手段来处理川江航运,哪怕只是处理客运事务也是难以奏效的。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中央机构的改组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37年12月31日,蒋介石约张嘉璈晤谈,嘱张任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当即表示必须有国库补助,方能措手;并提拟以彭学沛任政务次长,卢作孚任常务次长”(119) 。当日,卢作孚访翁文灏,(120) 应有所商议。1938年1月1日,蒋介石辞行政院院长职,副院长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院长。1月4日,军事委员会开始实际筹备在汉口成立水道运输管理处,负责政府机关、人员及公物运输,由卢作孚兼任主任,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副部长黄振兴、江防司令郭忏兼任副主任。由于在分段联运中招商局积欠民生公司运费久拖不还,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致函宜昌分公司,打算对联运一事“借故婉
拒”(121) 。1月5日,卢作孚迅速将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组建完成,之后相继在宜昌、万县、重庆设立分处。1月6日,卢作孚被正式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1月10日,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在汉口正式成立,卢作孚以交通部常务次长身份兼任该处主任。由此,卢作孚成为战时水道交通统制事务最高行政主管,组织部署和指挥汉渝间内迁抢运事宜,负责统制、组织和指挥战时汉宜、汉渝间的水运,举凡党政机关公物及迁厂器材等,均由该处统筹支配。水道运输管理处成立之后,即下令把宜昌以上分为两段航行和抢运。管理处在重庆设立该会办事处,由民生公司业务处经理童少生主持。(122) 从童少生主持该管理处重庆办事处一事看,民生公司毫无疑问是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倚重的主要运输力量。于是纷乱的情形,开始逐渐转变为有秩序的运输。民生公司史料载:“奉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命令,将宜昌至万县,由万县至重庆,分两段航行,故万县转口,顿行忙碌。军委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则亦在万设立转口办事处,专办理万渝间转运事宜。”(123)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委员。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对于统筹和指挥长江上游的水上抢运,避免混乱,提高效率,以及有效发挥民生公司的作用,是及时的和强有力的体制性组织保障。1938年1月14日,在重庆出席民生公司总公司朝会,卢作孚就军事委员会运输公物办法变更及民生公司责任问题特别指出:“一月以前运输颇呈混乱现象,故军委会认为须有整个办法。经过几度会议,改为运输全由商营,废止扣船办法,于是对运输上发生了极大之效率。运输公物之轮船,本公司占百分之七十,所载吨数占百分之八十,故在运输上担负了最大责任,因之政府对民生公司之希望也很大。”(124) 水上运输放弃“扣船”即征用的办法而采用商营办法,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民生公司的作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具有军事行政机关性质,掌握很大的战时水上运输权。1月15日,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宜昌转口办事处成立。该处成立后,迅速与民生公司商定疏散宜昌货物和旅客的办法:货物如果不重要而且不急待短期运输,以木船代运;降低票价,实行座票,(125) 以增加运力。在此前后,为提高处理民生公司事务的效率,卢作孚还在汉口设立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总经理室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指挥在香港购买柴油、钢材,以备战时之用。当时在香港担负采购的是韦焕章,在广州办理转运工作的是王世均,在汉口办理接转工作的是冷善昌,购买这批柴油、钢材的资金是向中中交农四行借贷而来的。(126) 这批物资的采购、内运和储存,对于保证民生公司此后的运输和正常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营轮船招商局、民营三北轮船公司、军事委员会船舶运输司令部等公私军民机关,是利益攸关方,也密切关注着水上运输行政的变动。4月7日,长江航业合作讨论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汉口三北公司举行,民生公司代表杨成质为临时主席,会议决定该组织暂设总处于汉口,在必要时于各埠设立分处。(127) 4月11日,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在汉口三北公司举行会议,讨论镇江联运处、上海联运处等结束事项。(128) 5月4日,在沈仲毅主持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在汉口三北公司举行第二次会议。(129) 7月1日,军事委员会船舶运输司令部于汉口改组,由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兼司令,统制军民水运,(130) 庄达和吴禺为副司令。(131) 但就运输能力而言,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中的地位,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与之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