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上游航业的整理
川江航业进行“化零为整”的整理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但为什么要以民生公司为主来进行呢?这是民生公司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的先进性决定的。如前所述,民生公司在创始时,即以新式经营为主,就是废除川江航业普遍采用的买办包办制而采用“四统制”。这一制度施行后,取得显著成效。反观“川江国人组织之失败”,民生公司于是“倡人力、财力集中、化零为整、合并经营之议”。(6) 四川军政当局曾考虑以当局军政力量来主导“化零为整”、合并经营的川江航业整理,但得不到航业界的响应。
对于民生公司集中人力财力“化零为整”、合并经营的倡议,重庆上游由连雅各任经理的福川轮船公司首先赞成,并于1930年10月15日与民生公司合并,该公司的福川轮更名为民福轮。(7) 这是卢作孚倡言人力财力集中、“化零为整”后第一个并入民生公司的华商公司和轮船。合并后,民福轮成为民生公司的第4艘轮船,吨位273吨,超过民生公司其他3艘轮船的总吨位。由此,民生公司揭开了大规模合并川江轮船公司的序幕。
鉴于“事业逐渐扩充,总公司在合川遥治,有鞭长不及之虞”,民生公司总事务所于1931年1月1日从合川迁到重庆行街培厚里分所原址内,称事务所。事务所内还专辟一间作为书报阅览室。这时,航业已经成为民生公司的主要业务,同时“公司事业渐以重庆为中心”。合川电水厂仍直接隶属于民生公司,改称民生公司电灯部,兼办渝合航业、提装货件以及渝合汇兑等业务。(8)
民生公司总事务所迁重庆后,加快了以自身力量整理川江上游航业的进程,具体办法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增加资本,接收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合并于民生的公司。民[国]二十年先与重庆宜宾间各公司商量,加入民生共同经营,将所有轮船估价移转,为偿清其债务,需要若干现金即交付若干现金,其余作为加入民生的股本”(9) 。随后,邓华益任经理的重庆九江轮船公司在1931年1月初正式并入民生公司。(10)
邓华益(1887—1966),祖籍湖北,生于重庆。1904年毕业于重庆广益书院,1909年起任重庆中西德育社干事、总干事职,1913年任英商重庆白理洋行买办。1926年与川军将领李家钰等集资买下白理洋行的川东轮、川西轮2艘轮船,更名为九江轮、合江轮,创办九江轮船公司于重庆,任总经理。1928—1952年,邓华益还长期担任重庆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11)
九江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后,九江公司原有九江、合江轮及一艘铁趸船,并入民生公司。九江轮、合江轮相应改为民治轮、民安轮。郑璧成说:“斯三船者,上游之优秀,洪水航行渝叙嘉线,枯水航行渝万宜线,自是本公司始参加重庆下游之航运矣。”(12) 民治、民安2艘轮船参加渝万宜航行,使民生公司管理层对于川江下游渝宜航线的内部情形有了新的认识,“深知渝宜航业竞争之酷,其无整理之望,乃远在叙渝航线之上,因集全力于叙渝航线之整理”(13) 。同时,九江公司合入民生公司,该公司负责人邓华益成为民生公司大股东和民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这对于民生公司推进川江华商轮船公司的合并不仅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而且对于民生公司开辟重庆下游川江业务,也大有助益。因此,在合并九江公司后不到10天,民生公司即于1月10日在宜昌设立代办处,委托扬子江公司经理缪先谱代办。(14) 从各方面资料看,民治、民安参加川江下游航行以及在宜昌设立代办处,尚属于尝试性质。
1931年2月17日,民生公司民福轮首航宜昌并取得成功。(15) 随后,民生公司正式在宜昌设立了代办处,由此民生公司正式加入重庆宜昌间航行。4月12日,民生公司合并通江公司的通江轮、青江轮、岷江轮,改名为民有轮、民享轮、民江轮。(16) 民江轮停航,旋即拆毁。5月7日,民生公司合并协同公司的蓉江轮,改名为民选轮。(17) 5月12日(一说为5月9日(18) ),民生公司合并定远公司的定远轮,改名为民约轮;合并锦江公司的乘风轮,改名为民殷轮。(19) 从1930年10月开始,到1931年5月止,民生公司统一川江华轮航业的进展十分顺利。6月13日,川江航务处《星槎》周刊刊载徐修平《过去一年间川江航业之回顾》的文章,其中对川江航业整理中民生公司的崛起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指出:“(川江)各公司自动的分合兼并,事实上已有大联合的趋势。”而其中民生实业公司经营方法最善,感动了同业纷纷归附,“一个小小的汽船事业,在这一年中,竟变成十几只轮船的大公司,真令人钦佩到莫可名状了”(20) 。
正当民生公司整理川江初见成效之际,突然爆发日本大举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其间,民生公司正准备发行数额50万元的公司债。(21) 9月25日,卢作孚以考察重庆上游航业为由,乘船前往成都了解情况并寻找公司债承购方。在民治轮上,卢作孚仍关注着东北的局势,并认真阅读专门探讨东北问题的《满铁外交论》。该书“说明日本外交以满铁为中心”,“认为日本之于满铁交通不仅有满铁富源的问题,更有世界经济、世界政策的意义”。(22) 为进一步搜求研究东北问题的资料,10月4日,卢作孚还致函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寻求帮助,谓:“迩者东北失陷,深佩吾兄远识。而国人犹纷争离析,曷胜慨叹!敝局同人顷亦谨效步趋,作东北各种问题之研究,深苦材料难寻,拟请先进将研究所得检赐一份,俾作参考,并祈介绍研究资料,以便购买。此后研究如有疑问,更盼指导。再贵校所出南开校刊,亦盼惠赠全份,借观勋业。上列各件如蒙俞允,统请赐交四川巴县北碚乡峡区图书馆查收。烦渎之处,不胜感祷。”(23)
卢作孚在东北之行中写下的《东北游记》,真实地记录了考察团和他自己在东北考察的足迹,以及所思所想所感。川江航务管理处主办邓少琴主编的《星槎》杂志从第17期(1930年9月20日出版)开始连载《东北游记》。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决定重刊该游记。1931年10月20日,卢作孚为即将再版的《东北游记》撰写了长篇序言,谓:
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而且东北问题正由于这根本问题而起的。(https://www.daowen.com)
有人说:日军突占东北,诚然是国家不幸的事情;然亦或许是一个好机会,足以刺激起中国人。不错,足以刺激起中国人!然而感情上的刺激,旋起旋灭,历史上因已有了不少的证明,何尝有与于国家的根本!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中国人的行动则往往由周围的情况所偶然刺激而起,故亦往往随情况而变迁。一切缺乏意识,更无论国家的意识,更无论深谋远虑。此则值得看一看日本人之所作为,看一看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
游东北时,曾从船车旅店中匆匆记其见闻所及,尤着眼于日本人,于其所谓东部内蒙古南满之经营,报告三峡中共同努力的青年,盼望由此而更加努力。……
日军占据东北之消息传来,人皆欲知东北情形,从游记中亦或可偶得其一二;人皆欲奋起而有所作为,从游记中亦或可偶将办法之所宜择取。故商至友何北衡君再交印刷,半作赠品。所介绍者外人在中国之所经营,尤在其如何经营。此则盼望有心人浏览之余,绕室从容,反省及于自身的。(24)
11月20日,《东北游记》由川江航务管理处和成都书局分别再版,这是当时并不多见的以自己的见闻呼吁社会注意日本侵华野心的出版物。它的出版,成为当时民族救亡运动中独树一帜的呐喊——更加努力,加快发展。江苏苏州由汪漱玉编辑的《斗报》周刊,于第2卷第1期(1932年元旦出版)开始连载《东北游记》。重庆《青年世界》从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32年1月上旬出版)开始刊载《东北游记》。该刊还连续在上海《申报》刊载广告,介绍包括《东北游记》在内的主要篇目。一时间,卢作孚的《东北游记》成为人们了解东北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31年12月,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到重庆宣传抗日并与卢作孚相识。卢作孚陪同杜重远参观并在北碚发表了抗日演讲,还向他介绍了何北衡、汤壶峤等重庆工商界著名人物。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的激愤情绪,卢作孚也向杜重远讲了自己的看法,即国人对于国难问题因未想出应付办法,故尽量激愤,若想定个人应行途径,即循序进行,埋头工作,绝不像现在这样徒事喧嚣。杜重远对卢作孚的看法深表赞成。经过接触、交谈和在北碚的参观,杜重远深感卢作孚“思想缜密,眼光敏锐,处事勤勉,持身俭约”,两人从此引为知己。24日,杜重远写信给上海《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专门谈到卢作孚,誉之为“川中之人杰”,并谓“弟之来川,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由卢公介绍何北衡及汤壶峤诸君,皆孜孜于事业,与卢公共策进行。皆是重庆之中坚人物”。(25)
九一八事变后,民生公司整理川江的进程进一步加快。1931年10月30日,民生公司购买九江轮船公司重庆太平门外码头三处。10月31日,民生公司合并利通轮船公司的利通轮,改名为民觉轮。(26) 至此,重庆上游航业整理暂告一段落,郑璧成说:“本年十个月间,收并轮船至十只之多,大有将上游航业整理就序之望矣。旋上游局面变易,计划因以停顿。”(27)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冬,民生公司先后合并长江、福川、九江、通江、青江、岷江等川江轮船公司。特别是1931年,对民生公司而言,这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因合并条件优厚,民生公司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就合并了重庆上游的九江、通江、协江、锦江、定远、川东、利通等7家轮船公司,接收了11只轮船,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增加到14只,航线延展到重庆下游、四川省外的宜昌。(28) 此外,民生公司还增设合川自来水厂,扩充民生机械厂,扩大对北川铁路公司的投资至5万元,“此为公司事业经营之第三期”(29) 。
从整理川江上游华商轮船航运业的进程看,民生公司能够决心实施“化零为整”的川江上游华商合并计划,在东北之行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严重民族危机无疑是重要的精神因素之一。民族危机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成为民生公司加快发展最坚韧的持续性驱动力。这一点,并非一般社会所能够理解。当时四川社会中就有若干颇有影响的人,认为民生公司是靠第二十一军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在重庆上游航线所在的刘文辉防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长期困扰民生公司的发展,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上半年才得到解决。(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