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经营与财务状况
1943年9月22日,民生公司周会报告中讲到,公司现有船只98只,共计27290吨,正常航行者51只,修理中者12只,停泊者18只,拖头10只,待施救者3只,待修复者4只。(30) 稍晚一点的资料称,川江轮船公司有10余家,船舶共计173艘,34848吨,其中民生公司98艘(其中可以航行川江者94艘,不适宜航行川江者4艘),27237吨,其他公司70艘,7611吨。(31) 这表明,民生公司在川江轮船航运业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民生公司的船只老旧、残破情形严重,亟待补充新船。
同年11月11日,民生公司与广大华行合办的民安产物保险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资本1000万元,合资双方各占半数。卢作孚任董事长,邓华益任监事,广大华行方面杨经才任经理,卢绪章任协理。(32) 卢绪章的公开身份是从上海内迁的宁波帮商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工作者,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主人公的原型。卢绪章后来回忆说:“大华行作为私营商业企业创建于1933年。后来业务逐步拓展,我们党认为这是在大后方里一个值得利用的机构,从1939年下半年起,广大华行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通过开展贸易业务,秘密为党筹集经费,掩护地下活动。广大华行的经营范围,也从西药、医疗器械扩大到化工、钢铁、五金、纸张等行业。1943年,我们还同原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合作,创办了民安保险公司,这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华行的声誉。”(33) 民生公司方面在当时应该不清楚广大华行的真实背景,但与广大华行合资创办民安保险公司,对于广大华行和中共南方局顺利开展相关工作,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卢作孚回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力图重振民生公司,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不合理的经济统制之下,民生公司的经营业绩难见起色。有关银行关于民生公司1943年的征信调查报告说:该公司航业部营业情形,自七七事变以后即年有亏折,以1943年度亏损更加严重。该年度全年营业总收入为50298万元,平均每月收入4100万元左右。总支出为55243万余元,平均每月约4940万元,平均每月收支差额为400万元左右。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是货运减少。1943年年度货运远较往年为少,因下游主要航段于5月间鄂西战局进入紧张阶段后,货源一度断绝,此后敌机又随时侵袭,航运屡停,货运比率远较往年为低。二是应差频繁。差船吨位约占航行船总吨位30%以上,而差费甚微,不敷成本的很多,以致差费收入仅占营业总收入的8%。特别是应差船只常遭敌机炸沉,船只本身损失虽可得政府津贴部分修理费,但可以航行的船只减少,业务能力受很大影响。如1943年被炸沉没的民勤、民俭及民主3艘轮船,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只。三是物价飞腾。煤、油是航业主要燃料,1943年初嘉阳煤每吨为410元,年末煤价就到每吨1200余元,涨幅接近3倍。再如代柴油,年初每吨15000元,年末涨到84000余元,涨幅约达5倍。四是公司各项开支都按市价成本计算,使账面亏损额增大。如煤油五金等项,公司颇有准备,而进价有的很低,使用的时候按照市价计算,账面额自然增加很多。1943年度重庆国民政府当局两次批准调整运价,第一次自6月1日起,渝坪线增加50%,渝叙、渝涪、渝合、叙嘉各线增加30%,其他短航线不变。第二次自10月21日起,各线一律增加30%。据称调整后运价提高的百分率,仍在各项物价涨率以下。(34)
1944年4月10日,民生公司召开第十九届常年股东大会。董事长郑东琴在会上报告:1943年公司航业部亏损6300余万元,以附属事业如民生机器厂、物产部盈余填补上述亏损后,尚有4900余万元的亏损。再以承领政府补助的船只打捞、修复费,及划拨的防险准备金填补,品迭纯损为825万余元。(35) 就亏损面值而言,堪称天文数字。如果考虑到民生公司五金材料等在购储之初的价格因素,亏损额会大大降低。尽管如此,公司利润被剥夺殆尽,也是事实。
更严重的问题是负债迅速增加。到1944年5月,民生公司的负债额达到1.8亿多元,而且多是短期负债。公司资料载:民生公司负债大半都是商业银行的借款,长期的仅1个月,短期的则仅借3—7日,以日拆计息。民生公司的负责人,尤其是财务方面的责任人,天天借债,天天还债。困难加深的原因被认为有5个方面:一是受军运影响,正常运输秩序无法维持;二是受待遇影响,船员工作热情逐渐消沉;三是公司需要应付的问题太多,管理人员精力无法集中于主要业务;四是一部分管理人员疲于奔命,精力难以为继;五是轮船勉强航行,容易发生意外。经卢作孚极力争取,民生公司从国家银行借了一笔较低利率的款,又争取到一部分修复被炸轮船的补贴费,才暂时渡过了难关。此后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支出逐日增加,民生公司仍然月月亏折,而且亏折数额愈来愈大。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不许调整票运价,而给予一定的事后补贴,但是这种事后补贴和部分补贴的政策,填补不了实际亏折数额。(36)
1944年6月22日,民生公司在总公司召开第十九届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郑东琴、戴自牧、石荣廷、耿布诚、黄炎培、吴晋航、苏汰余等人出席,郑东琴为会议主席,卢作孚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董事会各种报告和总公司各项专案报告等。黄炎培日记载:午后,民生公司董监事会,读《公司未来之危机与使命》文。(37) 该文的正式名称是《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现在之危机及未来使命》,其中写道:自1939年以来,历年亏损已达到1327万余元,1942年无法弥补的亏损达825万余元之多,“负债日深,千疮百孔,罗掘具穷”。导致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支出激增,而客货差运价格虽有调整但“远落物价张率之后”。该文也总结归纳了民生公司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协助国民政府中央全部西迁、协助兵工厂全部西迁、协助航空委员会全部西迁、协助民营工厂西迁、协助各学校西迁、输送川军出川、输送壮丁出川,经常担任差运的轮船吨位占公司航行吨位30%—40%以上。其结论为“今日民生公司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其为国家报效已尽其最大力量,因而遭受最大之损失”(38) 。这篇长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向重庆国民政府方面详陈公司内部情形、亏损原因、负债实况、复员配备、修船计划、困难事实以及解决办法等,呼吁当局对民生公司“加以扶助,裨能发挥最大运输力量为国家报效”(39) 。同时,该文专门有“民生公司对于战后复员计划及船只之分配”一节,显然在为战后复员作准备。
同年8月,交通银行征信调查员马英云撰《民生实业公司动态调查报告》,讲述民生公司概况、组织和人事、业务动态、财务状况等颇详细。关于民生公司概况,报告中写道:“迄今已拥有大小船舶八十八艘,全部资产账面值已达四万万五千万元以上。战时环境困难倍屣,如业务殊费周章,财务尤感据拮。惟大体言,该公司基础已根深蒂固,匪独目前为川江航业之巨擘,抑亦为战后我国航业之领导者,自可断言。”报告对于公司财务状况仍颇为乐观:“(民生公司银行借款、四行贴放、政府补助、发行公司债、比期借款)各项运用金,以政府补助金为最巨,惟该项补助金,系赔偿应差船只沉没修理之用,非系公司之负债。公司现在之长期负债,为四联之七千万元,下年度起开始还本。短期负债为我行之二千万元,应于本年十一月结清,其他则数额不多。总之,借自四联之长期债七千万元,清还一月期以下之短期债后,公司财务症结,似已解除,即利息一项每月亦可减少三百万元之谱。”(40)
可见,民生公司财务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和差费过低。9月22日,民生公司在总公司召开第十九届第二次董监联席会议,卢作孚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批准总公司建议改聘总公司处务经理郑璧成兼任总公司秘书室主任;决定批准总公司建议投资中国公估行30万元;决定批准总公司关于投资民安保险公司的建议,除已交100万元外,再追加65万元和应得35万元利息,合计为200万元;决定批准总公司建议,在卢作孚出席国际通商会议期间,总经理一职由公司常务董事戴自牧代理。(41) 卢作孚回任总经理16个月不到,再次出现远离总经理岗位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下游航线缩短,收入受到极大影响,于是发展短线航运,增加客运,使客运数从1937年的52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500万人。不过由于客运票价受到严格限制,客运收入仍不及货运收入。(42) 1944年公司亏损1462万余元。(43)
1945年7月26日,民生公司董事会在重庆民生大楼召开第二十届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会议由钱新之主持。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民生公司拟向《新民报》新增投资19.5万,拟向四川机械公司新增投资500万元(以该公司应付运费拨付),拟向民安保险公司新增投资86.6万元以及新增民生公司印刷社资金400万元等议案。(44) 7月,民生公司增资为法币8000万元,分80万股,每股100元,改组后重新登记,获得经济部新字第814号执照,业务分航业、机器(民生机器厂)、水电(合川电灯自来水厂)、物产(物产部)、投资(恒顺机器厂等)五大类。(45) 投资部分,民生公司除与汉阳周恒顺合作,在重庆李家沱设立恒顺机器厂,协助民生机器厂办理轮船修理;民生公司还与武昌大成纺织公司合作,合组大明纺织厂于北碚三峡染织厂原址;与河南焦作中福公司合作,合组北碚白庙子天府煤矿公司;与上海大鑫钢铁厂合作,合组渝鑫钢铁厂于土湾;此后,民生公司又陆续参加若干其他事业,如重庆轮渡公司、民安保险公司、航运意外保险公司、江合煤矿公司、嘉阳煤矿公司、富源水力发电公司,前后共计40余家单位。总之,在全面抗战时期,民生实业公司“成为真正实业公司,而非单纯航运公司矣”(46) 。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订造轮船,以及大船岁修、特修,均依赖上海各造船厂,重庆民生机器厂的业务不过局限在紧急修理与小船修理,巨大工程只有1934年将万流轮改造为民权轮一次,且具有尝试性质。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船厂沦陷,若干敌机伤沉大船均需就地打捞,拖渝修理。因此,民生机器厂在1937—1938年间迅速扩充,能够担负起公司全部船舶的修造责任。1939年,到该厂大修的轮船39艘,小修的轮船70次,施救轮船16艘。1940年大修轮船49艘,小修轮船222次,施救轮船8艘。(47) 1938年到1939年11月,该厂职工从457人迅速增加到1297人。资本也增加到120万元,资产更增加到440余万元。(48) 到1939年年底,民生公司的轮船达到99艘(其中包括租船6艘)。(49) 公司原有油轮颇多,全面抗战时期柴油来源断绝,无法行驶,于是决定在重庆自造煤船,先后共新造17艘,又新造渝合线浅水油轮2艘。因战时钢板不易搜购,仅有2艘新船为钢壳,其余17艘则就地取材,以后方出品三角铁做筋,四川本地木材作壳,也还经久耐用。锅炉也由民生机器厂自造,轮机有一部分为恒顺机器厂代造,后方自造锅炉、轮机,实以民生公司为第一次。为支付上项新船造价,民生公司又于1941年发行第二次公司债700万元,由各银行认购。(50) 在1940—1945年6年间,民生机器厂一面改建修复沉坏旧船,一面新造轮船40艘,为大后方交通能力的增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1)
全面抗战爆发后,下游航线缩短,收入不振,民生公司于是着重发展川江短航,增加客运。公司客运人数,由1937年的52万人,增到1944年的500万人,其中短航旅客占近95%,但票价低廉,以致客运收入仍较货运略少,而短航客运收入则仅为全体客运收入的79%。战时后方一切物资价格均极高涨,航运需用的五金材料与燃料尤甚,而票价因受政府限制,经常只及器材指数的10%,7年间“川江跼躅之困苦可想而知矣”(52) 。
1945年8月,中国抗战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为了这个胜利,民生公司尽了自己的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战的部队和壮丁共有270多万人,武器弹药30多万吨。(53) 特别是在宜昌撤退抢运中,民生公司的巨大贡献,尤其显著,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