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早年经历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是卢作孚,谱名魁先,后改名思,以字行,(35) 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人,1893年出生。1908年,小学毕业的卢作孚只身到当时的四川省会成都,从这里开始走向社会。随后,他在这里目睹和经历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对革命的惨烈有了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民国初年,卢作孚做过新闻记者、小学和中学的教师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卢作孚受运动影响并接受了杜威实验主义和罗素改良主义的影响,成为四川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1921—1922年,卢作孚曾在杨森治下的泸州担任川南永宁道教育科科长。他还通过友人邀请恽代英前往协助,在川南开创出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崭新局面。其间,经恽代英等人的介绍,卢作孚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记载:

卢作孚由王德熙、恽代英、穆济波、彭云生等介绍入会,本年仍主持川南教育。现所筹备者:建筑图书馆(已成立一部)、通俗讲演所、陈列室、川南师范新校舍、联合中学新校舍、女子联合学校新校舍、巡回讲演指导员毕业服务事件、各属校长视学第二次会议事件、出省旅行参观团事件、运动会事件、教育月刊事件、印刷事件、公费派遣留学资助已赴欧留学生年费等事件。(36)

少年中国学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团体,“吸纳了当时大多数知识精英和青年领袖。这些人后来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各个不同的党派里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37) 。按照规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需要5位会员介绍。卢作孚的介绍人王德熙、恽代英、穆济波、彭云生等皆是当时四川省内外知名人士。王德熙(生卒年不详),四川渠县人,曾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后任四川省富顺县县长。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后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穆济波(1870—?),四川合江人,是20世纪20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界知名学者,《新蜀报》编辑。彭云生(1887—1966),四川崇庆人,曾任云南民族文化书院、(成都)齐鲁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教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卢作孚,成为该会历史上全部112名会员之一,成为这个有志于社会改造的全国性青年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尽管少年中国学会只存在了几年,但其“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八字信条,显然在卢作孚的一生都有所体现。

1924年3月中下旬,卢作孚在杨森的支持下被任命为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筹备主任,开始在原少城公园、四川省商品陈列馆基址上,筹建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8月初,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筹建各项工作基本完成,原来一片荒凉之地,“一变而为锦绣之场”(38) 。开馆后,该馆成为成都一项引人注目的新式事业。曾经参观该馆的教育家舒新城曾记述说:“城里各种大集会几全在此地举行,通俗教育馆几字也普遍地深印到一般人民脑海之中,而川中各种可陈列的物品,他们也可以以几行公文不费代价而索得。故此处有不易得之古物,有全川的土产,有各校所不有之模型标本,然而颇不自足……以僻在边陲的内地省会,而竟有如此成绩的通俗教育馆,实亦值得宣传。”(39) 学术界一般认为,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属于成都市政府设立的综合性社会文化教育设施。(40) 该馆的布置,体现了卢作孚在社会改造方面的思考。该馆的成绩,给卢作孚以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激励。后来,卢作孚将该馆相关工作,与北碚试验和民生公司试验一起,视为他主持的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三个试验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在筹办和管理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的过程中,卢作孚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杨森属下师长、成都市政督办王缵绪。他认为通俗教育馆根本是无谓之举,白花了许多金钱。王缵绪甚至听信谗言,怀疑卢作孚在经济上有问题,专门派人进行稽查,结果“全部账目有物有据,分毫不差”。原来,在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筹备期间,卢作孚为保证不出差错,“每晚必审核财务收支”,这一做法后来竟然发生了作用。无端遭人诽谤怀疑,卢作孚感到难以久处,于是萌生去意。馆中同事彭瑞成、赵瑞清为卢作孚的同学、同乡,彼此志同道合,愿意与卢共进退。(41) 深悉内情的郑璧成说:“(民生)公司经营航业,胚胎于民国十三年,是时卢总经理作孚在成都办通俗教育馆,公余之暇,尝同朋辈讨论此问题,并正式会议进行办法。”(42)

1925年8月9日,杨森下令所部施行总退却,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部进驻成都。(43) 杨森战败退出成都,卢作孚深刻感受到“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44) ,婉拒当局的挽留,决心辞去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转而投身实业。卢作孚后来回忆说:“这时候我的思想受罗素的影响很大,又感觉到办教育的人不可靠。你们一班人一下办教育,一下一个电报又去做官了,因此才发起筹办民生公司。”(45) 实业家吴晋航也曾回忆说:“在杨森任四川督理时,他(卢作孚)做过成都市通俗教育馆馆长;工作虽有成绩,却因设备费很多,为人中伤,负气辞职,回合川原籍。”(46) 8月下旬,卢作孚与彭瑞成等人游青城山。之后,一行人从遂宁乘木船下行,沿河测量水深,做造船的准备。耿布诚后来谈到这次调查:“结果由遂宁至合,河水过浅,航行艰难,于是遂合航线,作为罢论,专注意于渝合间航(行)之计划。”(47)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48) 新文化运动的激荡,罗素在华访问时对发展实业的呼吁(49) ,对混乱政治和投机文人的失望,使卢作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的努力方向从传统的文教领域转向了近代实业。就中国知识精英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