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全国性事务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其间,卢作孚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提出解决内忧外患的建议——《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建议认为,应付日本不外乎外交与国防,至少在外交绝望之日,有实力以继其后。日本物资设备及技术训练,绝非中国今日所可与之周旋者。中国与日本作战历史上已有屡次战败,今日则两国实力相距愈远,胜败之数愈明。我们准备时,日人更在竭力准备。就物质建设已有基础,就国家实力,就政府预算等方面看,我国此后准备的速率也远远不及日人,因此去今愈远,则相差愈远,更无可以抗争的希望。与日本抗争既无希望于现在,复不可期诸将来。日本不断地提出要求,其要求的苛酷到最后一定会达到使我国无法接受的程度。因此,“纵在不能与彼抗争之形势下亦不能不为任何时间可以抗争之准备;虽困难亦只有超此困难,虽危险亦只有冒此危险也”(161) 。卢作孚的观点实际上很明白,那就是对日终有一战。

10月3日,翁文灏电蒋介石,陈述对日应付方针:应保持中央政府独立自存之地,此后整军经武及经济建设,仍有自卫御外之完全自由,不受外力干涉,并注意欧美外交及速作军事防御布置。翁文灏日记并载:“卢作孚亦电蒋,请坚持。”(162)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卢作孚也给予积极响应,并提出建议。17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以会长蒋介石名义发出训令,训令云:“案据卢作孚所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摘要》,对于我国目前生产、分配及交换三方面之应兴应办事宜,分条列举,殊可参考,合行抄发原件,令仰知照。”该训令附录卢作孚拟《国民经济建设之一般原则》,全文分生产、分配、交换等三部分,并分别进行条分缕析地罗列指陈。(163)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不断扩大内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22日,宋子文在西安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时提议组织过渡政府,以孔祥熙为行政院院长,卢作孚为实业部部长。(164) 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有关卢作孚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行政关联的最早资料。1936年12月25日,在张学良陪同下,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https://www.daowen.com)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的准备工作得以加紧进行。1937年1月28日,军政部兵工署程润泽为争取民生公司运送兵工器材遵例折价事致函上海兵工厂,谓:“上海兵工厂保管处胡主任天一兄勋鉴:公秘皓电敬悉。兹探悉民生公司与成渝铁路所订运输价格,不论冬夏季,均照普通运费一律六折计算。至本处运件,大概为机器、钢铁、砖砂等类,每件重量超过一吨者极少,拟请援成渝铁路办法,向民生公司交涉为荷。”(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