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失守后的宜昌撤退抢运
武汉撤退以后,沙市、宜昌情形更加危殆。当时运存宜昌的兵工器材、各厂矿的机器原料,不仅堆满了下铁路坝、五龙溪,就连新辟的谭家河也堆满了。到底堆挤的货物有多少,待入川的人员有多少?资料记载的差异很大。数据之一是堆积的货物有7万—8万吨。此时已经是10月下旬,长江上游已经接近枯水期,外国轮船不愿承运,轮船运力严重不足!待运货物之多与运力不足综合考虑,不到1939年9月甚至10月,积压在宜昌的货物难以运完。(207) 数据之二是“当时积存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当时川江水位已经开始枯落,宜昌重庆间轮船的总运量,每月不过六千吨”(208) 。数据之三是“二十七年十月汉口沦陷时,宜昌尚有待运人员三万余人,待运器材九万余吨,各机关皆争先恐后,头绪纷纭,使轮船公司无从着手。当时扬子江上游,尚有四十天左右中水位,可航行较大轮船”(209) 。上述三种有关积压宜昌货物的数据都出自民生公司主办的期刊《新世界》,只是刊出的时间、作者不同而已,我们姑且取其中9万余吨这个中间数值。至于待入川人员,只有3万余人一个说法。考虑到宜渝间主要的现代航运力量民生公司每月只有6000吨运力(210) ,而宜昌有9万多吨货物、3万多名积压乘客,要在枯水期到来前的40天内完成抢运,按普通的办法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艰难任务。
川江轮船实际运力和巨额待运量之间的巨大矛盾,日军疯狂进攻和狂轰滥炸造成的心理恐慌,加上武汉撤退后川江大部分轮船被兵工、军需两署统包,木船为避免各机关恃强抢用,多逗留宜昌附近的黄陵庙附近不肯东行,民营厂矿的器材运输更加困难,这些都加剧了宜昌运输秩序的混乱。混乱又进一步延误运输的顺利进行,时任民生公司代总经理的宋师度后来回忆说:当时“宜昌沿河两岸,堆积如山之公私物资,数十厂之兵工器材无法上运,又值水枯船少,官民军商,惶恐万状,日向宜公司争攘叫嚣不已”(211) 。张嘉璈以交通部部长身份命令民生实业公司调派轮船于宜昌、重庆间,分三段抢运入川人员和军品商货。(212) 卢作孚作为战时水上运输行政负责人及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同公司主干朋友,立即赴宜坐镇,宣告停止争讼,只请提出要求”(213) 。卢作孚乘飞机抵达宜昌,对于当地的运输状况深感焦虑。他后来记述说:“(当时的宜昌)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互相责骂。”(214)
卢作孚以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到宜昌主持抢运,并迅速与各方制订出40天紧急运输办法。该办法包括全面开辟短航,调集木船协运,各机关按照分配的轮船吨位率先送运成套重要器材,木船运输次要的器材与零件,若干器材或须等40天以后另行设法内运等。至于什么机关的器材由哪一艘轮船装运,完全由交通部代表支配。(215) 同时,民生公司把所有能够行驶宜渝间的22艘轮船,全部集中于宜昌,并决定把重要器材运出宜昌危险区域以后再说。斟酌轮船的马力与船壳的构造,划分宜昌到小青滩、小青滩到巴东、宜昌到巫山、宜昌到奉节、宜昌到万县各段。(216) 就是说,从宜昌运出的物资,不直接运往重庆,而是运入三峡沿线的秭归、巴东、巫山,或是奉节各地起卸,最远到万县为止。这一办法可在较短时间内,运出较大数量的器材。同时,汉口船政局也会同四川省船舶总队部,派员到四川各县,征集木船1200余艘,共同抢运。(217)
分段办法确定后,卢作孚在宜昌召集急待抢运相关物资的机关和单位的负责人员开会,宣布枯水期到来前的40天抢运计划和办法。该办法宣布后,运输秩序迅速改善,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民生公司几百职员,几千工友,集中宜昌,以全副精力对付这万难的抢运工作。敌机连日轰炸,公司员工白天仍照常工作,只是敌机来了的时候躲一躲。晚上则是他们加倍努力的时候。(218) 卢作孚在宜昌亲自督导抢运,每晚都要到江边码头视察计划执行情况(219) ,甚至就住在船上(220) 。
卢作孚后来记述说:
(当时所定的办法是由各厂矿)各自选择主要器材,配合成套,先行起运,其余交由木船运输,或待四十天后,另订计划运输,如来不及,或竟准备抛弃。至于何轮装运何机关器材,由我帮助分配。各机关完全表示同意。于是开始执行,效能提高,不止加倍,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那(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由于扬子江上游的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来,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221)
40天抢运期间的11月6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宜昌运接站为难童事致函卢作孚请求在运输上给予帮助。信中说:“兹因时局益紧,空袭频仍,本站滞留宜昌儿童尚有千余之多,早经蒋夫人向各方呼吁,请予协助。风闻军事当局以时局紧张,拟将船只加以统制之说,果属确实,则千余难童均将无从运送。素仰次长热心公益,拯救难黎极具热忱,用特函请次长查明,准予商饬航政当局,在每次船只上驶时,酌予加运难童若干名,俾千余难童得达安全区域,皆次长之赐也。”(222) 在民生公司的帮助下,难童运送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也是在抢运期间的11月13日,由于当局误判而发生长沙大火,随后宜昌等处谣传长沙已经失守。11月13日,卢作孚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征集木船运输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交通部提出加强四川省船舶总队部统制力量案。会议经讨论决议:第一,所有川省船舶无论盐船煤船以及各项船只,均归总队部统一征调。凡各军事机关需船由行营核定后,通知船舶总队部拨交。但盐船得于急需时率先拨用。嗣后任何机关不得自行封扣。第二,前项办法由船舶总队部呈请委员长行营通令各机关遵照执行。(223) 会后,卢作孚返回宜昌。后来卢作孚追述说:“宜昌至重庆虽通轮船,但装载量不大,而堆积宜昌亟待运输之重要器材数量甚巨,于是始想到利用木船装运,以补轮运所不及。在武汉撤退时,运湘器材,约有四五万吨,运川货物约十万吨,除轮船装运外,发动了大批木船,单以宜渝一段,所雇用之木船,计先后数约二千只,更得了木船很大的帮助。”(224) 抢运宜昌器材征调大批木船,致使木船运价骤然由平常的每吨运费30元飙升为190元,担负长江航政的汉口船政局为平定运价,于11月制定了宜渝木船上行下行运输规则以及各城市间运价,并公布实施,这也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航政部门“统制运价之先声”(225) 。
11月14日,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兼船舶运输司令部司令俞飞鹏致电卢作孚等,催促抓紧抢运,谓:“滞宜军品为数尚多,现在局势紧张,非准备多数船只星速赶运难期清理。运川商货固关系民生,惟其重要性究远逊于各种军品,拟请经扶、作孚二兄大力主持,设法督饬疏运。凡属可以缓运商品,似宜令其暂行缓运,俾军品及早运出。是为至祷。仍请电复。”(226) 未等卢作孚复电,11月17日,宜昌五龙坝、民生堆栈一带以及下铁道坝招商局栈房等处,遭到日机疯狂轰炸。(227) 11月20日,宜昌铁道坝招商局栈房等处,也遭到日机疯狂轰炸,损失惨重。时人皆以为宜昌必不能保。(228) 正是在这种极度艰难、惶恐不安的情形下,11月18日,由于无法买到宜昌直航重庆的客票,著名作家胡风在宜昌事先购买了民生公司开往万县的客轮民本轮官舱船票,并于当日登船。胡风记述道:“一个穿白制服的年青服务员领我们到舱里。一看,里面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229) 20日轮船抵达万县,胡风又记述说:“进来了一个很年青的小服务员帮我捆行李。这时我正拿它没办法呢,因为我在铺盖里还得放上换洗衣服等杂物,很难捆好。而在他手里,用棉被将它们一包,用绳一捆,一个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铺盖卷就打好了。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学了一些本领。他很有礼貌地送我们下到划子上,还不肯收小费。我亲身体验到了民生轮船公司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经营方针,如果不是战争,他一定能够击败外商的轮船公司。”(230) 之后,胡风又购买了活动统舱乘船前往重庆,12月2日抵达。从胡风的记述中可以感受到,在抗战运输最为紧张的时期,民生公司的服务依然十分周到、体贴。
11月30日,卢作孚为商量回答俞飞鹏的复电,致函驻节宜昌、时任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字经扶),告以船舶司令部转来俞飞鹏部长电。卢作孚在信中说:以弟所知,轮船早已停运一般商品,在木船未统制以前,尚有由宜雇木船运出者。现经船舶司令部联络各机关统制所有可以入川的木船,也绝不再有商品运川办法。准备从11月1日起到12月10日止,“全力赶运军品及与兵工、交通有关器材,轮船原预算可运一万四千吨者,因缩短航线,彻夜装卸,并利用一切轮船剩余时间,或竟可达二万四千吨。木船正在调查中,亦或可达万吨”(231) 。实际上,这时卢作孚已经实施了1个月的抢运计划。
12月1日,卢作孚召集会议,调整奉节以下航线运输。12月10日,被称为“宜昌大撤退”的40天抢运计划到期,经过40天抢运,“将三万余人全部运完,九万余吨器材亦运出三分之二以上。两个月内宜昌器材全部运竣。参加此役之中国轮船二十四只,其中二十二只为民生所有”(232) 。后来卢作孚回忆起这次紧张但是组织得井然有序的抢运时说:“我们会议时的预算是,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到十二月十日那四十天中,我们可能有运输能力一万四千吨,但是因为一切都上轨道,都有规律,都依照计划,就是中间最困难的几项都能够执行,就办到了那四十天中实际运的是二万六千吨。”(233) 民生公司代总经理宋师度也说:“赖指挥之有力,与全体职工之努力,不数十日而遍布上下两岸无法运走之无量大件重件,均已不翼而飞。外人几疑何人有何魔术,不知全由公司同人,肯用脑力,从万无办法中也要想出办法,不惜劳力,担负不了也要担负终了。”(234) 这次宜昌撤退抢运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奇迹。在参与抢运的24艘中国轮船当中,只有2艘不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可见民生公司在抢运中发挥的作用。在抢运中,民生公司有116人献出生命,有61人伤残,轮船被炸沉、炸伤者16艘(其中11艘无法打捞及修复)。(235) 林语堂后来说:应该有人能写下一个中国的敦刻尔克(Chinese Dunkirk)的故事。他甚至还说:“有着这样服务成绩的人物,在美国的群众也许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喊出:‘举卢作孚做总统!’在中国,让我们喊‘卢作孚做行政院长’!”(236)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沦陷后,招商局撤退到宜昌的大型轮船有江心轮、江华轮、江安轮、江顺轮、江汉轮等。民生公司的周海清船长和民本轮大领江朱玉庭等,向招商局宜昌分公司经理欧阳百达、江顺轮船主黄友士等提议应该研究这些大轮入川技术问题,这一提议受到重视。随后,招商局宜昌分公司经理欧阳百达、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以及交通部、航政局、海关、后方勤务部等部门联合召集会议,研究办法。会议根据周海清的建议,议决先用江华轮从宜昌试航到宜昌上游30里的平善坝。江华轮试航中,船上有民生公司民本轮大领江朱玉庭,招商局江顺轮船主黄友士,宜昌分公司经理欧阳百达,海关巡江司蒙白、荷兰生以及舵工杨大福等。试航取得圆满结果,用时2个小时,来回60里,从而确认招商局的大型轮船有把握驶入四川。(237) 1周后,即1938年11月13日,招商局江顺轮率先从宜昌起航,4个小时后在上午11时之前顺利到达庙河。随后,招商局的江安、江新、江华3艘轮船分3天分别继续上驶。这4艘轮船陆续到达庙河后,江汉轮也安全抵达庙河。其他轮船公司如三北公司、大达公司各轮也跟踪上驶。招商局另有海祥、海瑞2艘轮船且装有满船公物,也安全上驶抵达平善坝。鉴于一批大型轮船停泊庙河易于成为日机的袭击目标,同时锚位也成为困难问题,于是,招商局又与民生公司商借有经验的船长、领江协助设法继续上移。得到民生公司的同意后,招商局的江新、江华、江汉3艘轮船于1939年1月间驶抵巴东。江顺、江安2艘轮船则因民生公司人员认为水尺不宜,只得暂为作罢。招商局又自雇领江谈光福安排各轮继续试上,江新轮于1939年2月5日晨离开巴东上驶,下午安抵夔府。次日招商局又令江汉轮上驶,隔天并将江华轮移泊巫山。此后,江靖轮驶泊青滩,尚有江国、江大、快利3艘轮船于1939年4月从宜昌先后上驶到达青滩。江顺、江安2艘轮船驶上最危险的泄滩。江新轮于6月29日驶抵重庆,江汉轮于8月4日,江顺轮于10月12日相继到达。这3艘轮船之中,江顺船以船身最长不便冒险营运租与重庆商船学校作为校舍外,江新轮、江汉轮等均曾利用航运川江,装运军公物资,“开大轮航行川江未有之先例”。招商局各大轮吨位均在三四千吨,竟能到达重庆,且能往返宜昌、重庆从事营运,被“一致认为航行技术上之奇迹”(238) 。一些回忆资料也称:在宜昌撤退过程中,招商局轮船曾向民生公司借调了一批领江,自己又雇佣了一批,使得撤退到宜昌的10多艘招商局大型轮船得以上驶到重庆。同时,还将三北、大达等轮船公司以及海军、海关等滞留在宜昌的较大船舶和舰艇引航驶入川江,数达百艘以上。(239) (https://www.daowen.com)
宜昌抢运期间,该地还聚集着一批长江中下游避难而来的轮船,由于马力小、吃水深、体积大无法驶入川江。鉴于一旦宜昌沦陷,后果会很严重,卢作孚遂召集有关船东和相关负责人,协商把这些轮船按照船价半数付现、半数入股方式售与民生公司,愿意随船进入民生公司的员工安排适当工作,不愿意者发给遣散费。(240) 用这种办法,民生公司在宜昌及附近先后收购了60多艘轮船。对于这些船只,民生公司原计划对锅炉、机器、船壳进行改造,使其在川江行驶。后来实际上做不到,民生公司于是改变计划,利用拆卸旧船的五金材料,新造用煤为燃料的15艘新船和用油为燃料的2艘浅水船。其中,有4艘新轮是铁壳船,12艘轮船的机器在重庆制造,锅炉由民生机器厂制造。这些船只的成功建造和改造,有力地保证了战时民生公司的正常运营。(241)
1938年是全面抗战中由战略撤退向战略相持转变的一年。在这个战略转变中,民生公司以自己光辉的业绩和牺牲履行了一个民族航运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同时,民生公司也为自身坚持持续抗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民生公司总公司秘书室负责兵差的李邦
在《二十七年兵差》一文中说:
兵差,是秘书室工作的一部分。秘书是拿笔杆的,武装同志是拿枪杆的,拿笔杆的遇见拿枪杆的,比较上要格外的亲切些。因为手上全有杆的关系。所以在二十七年,一年来的兵差,办的比较顺利。一方面固然是公司以内的朋友全体努力帮助,一方面也是各机关部队处处体贴原谅,才能有下列几个数目字,可以向读者诸君报告:
(一) 由重庆运出去
1. 部队人数三十万零九千一百十四人 2. 弹药四千六百十六吨 3. 差煤一千零四十一吨 4. 榨菜五百三十吨 5. 辎重一百七十五吨
(二) 由宜昌运进来
1. 部队人数一万零七百零八人 2. 弹药一千一百十三吨 3. 汽油一千八百四十七吨又一千九百八十八箱又七百三十七大桶 4. 器材一千二百二十四吨又五十件 5. 辎重四百八十七吨又三千四百三十件
以上两个表所记载的人数及器材的吨数,均系专指应差兵轮所在载的数量。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下水送出去的部队占了很大的数目——三十万,而上水送进来的是弹药、汽油、器材,占一个很大的数目——约四千吨。
我们再看看轮船打差向政府所领的差费。因为民勤是长期差船,我们即以民勤为例。民勤一天的成本是六百七十一元一角八分,燃料在外。政府所发的差费每天是三百二十五元五角,燃料费另算。这样比较下来,打一天差,在成本上要赔三百一十五元五角。总计二十七年一年应差的轮船是二十三只,应差的次数是四百零四次,宜渝段每次上水是四天,下水两天。假定这四百零四次完全是下水差,则为四百零四天。大小船平均假定依照民勤轮的例来说,民生公司在这八百零八天的兵差当中,就要赔二十五万五千(元)有零。这样大的一个数目,足可又添五只小轮,或者再组织一个小航业公司。有很多的同志,偶然的不谅解,还要责备民生公司是“唯利是图”。商业机关,谋利本来是原则,不谋利无以对股东。但是这篇账算完之后,仅从兵差一端,吾们就可以看到民生公司对于抗战的贡献。同时也就想到,民生公司如果没有十年巩固的基础,就这二十几万的赔垫,也足以影响民生公司的生存!谈到此处,应有一个特别的声明,兵差虽是秘书室的工作,兵差的成绩,确是公司上下职工全体努力的结果。笔者曾记得在二十七年的夏季正是酷暑的天气,从五月至十一月,这个半年当中,凡是从重庆下水的轮船,差不多全部应差,同时为顾虑船的开期,甲级大船顶多停两天,其余乙级以下的船,一定要今天到明天开出,多赶一天就可以从宜昌多抢进来一部分公物器材,下水也就可以提前多装一部分部队。当时轮船同岸上各部职工好像各人全知道他的工作之重要,昼夜从公,毫无怨怼。也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一批一批的出征战士,星夜开到前线去牺牲生命,要到前线去捍卫国家,那种壮烈耐苦的精神,让人崇敬,让人感动,所以民生公司的职工,纵或有时候挨几句骂,多跑几步路,多费一点口舌,少睡几夜觉,那简直觉得不算一回事了。(242)
资料表明,1938年民生公司从宜昌运到四川的各种器材有9.1万余吨,占从宜昌上运物资的90%以上。同时,民生公司运送31万川军部队到前线,1万多伤兵和15.5万政府职员、难民等到四川。(243) 无论是运量,还是个别货物的重量(有个别单个货件就重达30吨),都创造了川江交通史上的新纪录。正如民生公司职员说的那样:“这一年(1938年),我们没有在后方做生意,实实在在正如前线的将士一样,在同敌人拼命。”(244) 当然民生公司的拼命,不是蛮干。这种拼命,既有全面抗战前10年积累的物质力量奠定的坚实基础,又有为持续抗战作进一步准备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