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业在极度困难中的希望
1946年2月18日,卢作孚乘飞机飞上海,同行者有民生公司经理何乃仁、副经理顾久宽。(137) 此行任务在于调处民生公司上海船员全体请长假问题。26日,卢作孚以到上海调处船员全体请长假失败等因,向民生公司提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请公司另择贤能接替。(138) 辞呈谓:“作孚自民国三十二年回到公司以来,奉职无状,日益增加公司之困难。因为收入不敷支出,连年亏折,同人受尽生活之穷苦,股东甚至无股息可分,若干孤儿寡母、文化事业,战前赖年终分息以为支撑者,今皆断绝生计或经费之来源,轮船则逐年减少,债累则逐年增加。初以为抗战胜利之后,营业可以自由,收入可以调整,股本可以扩充,政府顾念战时之努力,可以给予若干助力,职工生活可以由此稍舒,战时损失可以多少弥补,股东可以多少分红,今皆大谬不然,不但困苦如故,且愈加严重。最近因上海物价激涨,他公司调整船员待遇,本公司在万分无法中,亦正依据调整,但仍不为现在上海之船员所谅,屡经洽商,尚无结果。同时修理及燃料费用,亦复骤增,而各种收入,无相应之调整,实绝无法应付此收支相差太巨之困难。此外所感环境之牵掣,日甚一日,险象环呈,将使事业陷于绝境。此皆由于作孚应付无能,实应引咎辞去总经理职务,务请大会另拣贤能接替。最近作孚累夜失眠,精神亦难支持,自二十七日起,无法再照常办公,并请大会先指定人员料理日常事务。实为公司前途之幸。”(139)
在向公司提出辞呈的同时,2月26日,卢作孚向国民政府行政院、交通部提出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若干原则及办法。要求调整3月票运费,并要求明定今后依照物价指数按月调整票运费原则。《简讯》载:“卢总经理为本公司面临重大之困难,已竭尽一切应付之力,终无济于事,除向董事会坚决辞去总经理职务外,并不忍坐视此已有二十年历史、在抗战期中曾于国家有所贡献之事业,竟崩溃于此复员之际,特向行政院、交通部陈述磋商船员待遇经过及燃料、修理、五金费用激增情形,立予参照过去亏损及物价变动情形,调整三月份票运费,并定今后依照物价指数按月调整票运费之原则。”(140)
2月27日,民生公司董事会在总公司召开第二十届第五次常务董事会议,决定一面恳切慰留卢作孚,请其照常办公,一面再由公司董事会分别吁请国民政府和民意机关予以救助,以减轻公司困难。民生公司董事会发给卢作孚慰留公函,谓:“台端二月十六日函,为应付困难,引咎辞职,请另拣贤能接替,并因精神难支,自二十七日起,无法再照常办公,请先指定人员料理日常事务等因。本会特于是日午后,召开本届第五次常务董事会议,出席各常董佥以本公司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家社会,报效实多,关系极大,纵所损失一时无法弥补,而其功绩决不容如此埋没。目前困难虽益加重,但若共谋解决,究不至陷于绝境。至于上海部分船员之不体谅,多方劝解,必有感悟之时。环境之牵掣,虽日甚一日,然大局逐渐开朗,事业处境,亦将随之改变。台端艰苦卓绝,久为众股东之所信赖,各职工之所尊崇,凡属上开各事项,尤赖大力推动,方易收成果,使事业渡过难关,臻于发皇光大。当经一致决议,‘慰留并请照常任职。一面再由本会分别签请政府及民意机关,予以救助,以减轻公司困难’等语,纪录在卷,相应函复,即希鉴察,照常办公,并盼善自珍卫为幸。”(141)
2月,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迁往上海。重庆改为分会,由卢作孚主持,宗之琥负责日常工作。重庆分会所调度的主要是民生公司的船舶,因此调度组的正副组长、运务组的副组长,都是民生公司派来的。同月,民生公司的太湖轮首航青岛。同年秋,民生公司在青岛设立办事处。
3月1日,卢作孚再次致函民生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142) 正如朱荫贵教授指出的那样,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在国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主导下,国家资本企业急剧膨胀。其中轮船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资源委员会工矿电企业、中国粮食工业公司等,资本和规模都有几倍、几十倍的膨胀。同时,“民间资本企业的实力则大大衰退,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143) 。同一日,民生公司董事会为公司收支不敷,面临崩溃,分别呈国民政府、行政院、交通部、军政部、国民参政会,恳请补贴。(144) 3月2日,民生公司各处室包括秘书室、稽核室、总工程师室、总务处、供应处、航务处负责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题为《与死挣扎急待救济的民生公司》的“最后的呼吁”,呼吁政府救济。呼吁中说:
迄至目前,民生公司更面临了较三十三年五月尤为严重的问题。它的支出不能与之俱增的情形,以今年为最甚。当上海工潮纷起,招商局船员要求按物价指数调整待遇,招商局不得已而按物价指数调整了。民生公司立刻援例调整,但不为它在上海的船员所同意。它现有十只以上的主要轮船在上海,船员相率请假,经上海分公司婉劝无效,总公司派员前往说明亦无效。最后总经理亲往面为恳切说明,并就招商局江轮范围作更大之调整,迄于归来之日仍未获得协议。船员生活诚有甚大之困难,尤其在上海物价剧变的市场中。但原系亏折的事业,更加重薪工的开支,更感无法支持了。总计今年一月份收入八万万余元,照已允调整的数字,仅薪津膳一项的开支,已近五万万元,余下来的还不够煤、油两项的开支,其余的各项必要支出,更分文无着了。而最可惊人的支付是修理费,还不要问在重庆、宜昌、汉口等处修理的和将要修理的轮船。单是现在上海修理的十只轮船,在三个月内就得付出十几万万元,须从一月份起按月摊付。因此它在一月份的亏折已逾三万万元,二月份必将亏折之数,远不止此,以后更难逆料了。如何能够容许它继续存在呢?
它的任务全在国家,但不幸它是一个私人企业,尽管私人没有什么好处,自抗战以来股东没有红利,甚至没有股息,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没有红酬。就在战前,股东分红亦不过等于市场很低的利息;而即此少数红利,多数股东亦未领去,仍被劝转为股份并再加股份。职工分红,向为上下一律,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绝未特殊提酬。除二三银行股份外,没有任何大股东。董事监察一部分代表事业,另一部分代表一群朋友,没有一个是代表自己资本的。自创办以迄于今的总经理,亦至今是一个穷汉,没有置得任何私产,商场没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银行没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来。他现在就是为了亏折得太厉害,没有方法可为弥扑,环境的困难太大,没有方法可以克服,被迫得辞职了。如果终于无法挽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净人。这正可代表了这个事业,对国家社会服务的一种牺牲精神。民生公司这样的一个私人事业,实在是牺牲了一群私人,尤其在抗战八年中,一方面牺牲了股东,另一方面牺牲了职工!但它对于国家,又确是有过不小的帮助,不仅它本身,乃至它投资有关的事业,如像天府的煤,渝鑫的钢,恒顺的机器,大明纺织染厂的布,都是对于国家战时有帮助的,尤其是天府,大大地帮助了战时的首都,战时的工业和交通!
但它却在国家战胜以后的今天,面临生机立断的最后关头!每月要亏折到数万万元,绝对无法自救。迫得它不能不最后哀鸣,不得不向政府呼号求援助了!它的成本如职工薪津、燃料、五金、器材、修理费和一切必要的开支,受上海、南京、汉口的物价激涨而增加。但它的收入:差费、运费、票费仍不能比例的增加。它没有要求合法利润,只希望最低需要的收支平衡!它所最感困难的问题是主要的收入在重庆,而主要的支出乃在物价奇涨的上海。偏在此时许多轮船必须到上海去修理,若干器材也须从上海去购置。修理抗战八年来创巨痛深的轮船,每只动逾万万的费用,这绝不是它自身的能力所能胜任的。它真被迫得不能不向政府呼吁了。如果政府不体恤它,不援救它,它将立刻全部陷于崩溃!虽然一桩私人企业的失败不足惜,但它究竟曾于国家多少有过帮助,而且现在仍有帮助。它是为了帮助国家而走到今天这样绝境的。万望政府在它尚有最后一息的今天,给予可以起死回生的援救;对它的巨大亏折数额,及巨大修理费用,予以补贴;对它的差运票费收入,确定适应开支适应物价指数调整的原则,不再一成不变的数额。假如没有如此彻底的救济,它立刻无法支付薪工、膳费、燃料、修理各费及其他各项开支,只有立刻全部崩溃了。
同人等非为自身工作于民生公司之故而呼吁,实为爱护此一国家需要的民营企业而呼吁。此一事业缔造不易,在国家抗战中已有一段光荣历史,原已为我政府及社会各方面所顾惜。我政府当局必不忍听其崩溃于国家正准备开始建设之顷,必予援救,并加扶持,以劝未来从事民营企业者之努力。
同人等故敢作此最后的呼吁,惟我政府当局及社会人士共鉴察之!(145)
3月3日,《国民公报》报道民生实业公司困难严重。报道说:抗战结束后,复员开始,该公司主要轮船70%以上应差,有时竟全部应差,而免于应差的轮船,亦90%载运公物及公务人员,对政府的贡献不可谓小。目前国家可以整个接收敌伪轮船,大批购买轮船,若干新发起公司,新集资力亦可购买或订造新船,而该公司反而一筹莫展,本身既无力增添新船,亦无力恢复旧有轮船,本年1月亏折已逾3亿元。以后更难逆料,政府如不加援救,“势将陷于全部崩溃”(146) 。
3月4日,民生公司董事会用公函形式复函卢作孚,请查照2月26日董事会公函,照常任职。(147) 3月6日,卢作孚以民生公司总经理身份呈文行政院、交通部,要求调整票运费。(148) 在呈请报告中,卢作孚说:“按物价调整票运价一节,实为根本救济商公司以后生存之唯一办法。因鉴于以往请求调整皆在物价大涨之时,自请求以迄核准,恒需相当时日,其间因物价上涨所生之差异,累积而成无法弥补之差额损失。”(149) 3月22日,民生公司为海员待遇等事呈文行政院、交通部、社会部,对政府主张提高工资表示反对。呈文中说:“公司于国家八年抗战中艰苦服务,兹又竭其疲惫垂绝之力,服务国家复员之繁重工作。当此生死关头,不要求合法利润,乃至不要求股息。不顾及生产工具之折旧提存,仅求收支勉可相敷,以尽其奄奄一息之力量于国家社会。乃复遭遇不断之牵掣,必使其服务之最后精力,为意外工潮所消耗,终亦将于最短时期,被迫歇业。”(150) 3月28日,民生实业公司举行董事会第二十届第六次常务董事会议,公司董事长郑东琴主持会议。董事会报告慰留总经理卢作孚继续任职等案。(151)
4月17日,《国民公报》以“复员运输大成问题,民生公司负荷奇重”为题,报道复员运输中的民生公司负担沉重。该报道说:目前渝京之间,除川陕、西南的2条公路和十分有限的空运外,主要还是依靠川江水陆航运,这个责任大部分又套在民生公司的头上。民生公司的负责人谈:“目前民生公司开行渝宜间的复员船,总数不过十一只,而其中几只还是被拉着当差船的,实际包括公教在内的民运复员船只有八九只,每只每月来回跑三次,每月不过运走四五万人,若靠这样的川江航运,整个迁都的完成,将不知要到哪年哪月。自从最近开始还都,各机关到民生公司登记包船的已有三十四起,普通登记的有一万一千人,因之政府最近去交涉两百个国大代表赴京的位子都不可能。”(152) 宜昌以下开行的船很少。川江运输困难的原因,民生公司方面认为:一是江水没有上涨,不能开大船;二是用煤的缺乏,渝汉间航行的用煤,完全要从重庆向下带。这些困难怎么解决或改善?民生公司认为,4月底在上海修理的船可能有10只陆续出厂参加复员航行,但是若要自行从黑市购买船用燃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黑市煤价上海每吨50万元,汉口、南京每吨需20万—30万元。民生公司的感觉是“在官营资本压制下的民航业的今天,要想担负这样一个艰巨的复员运输工作,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53) 。国民政府胜利后接收的敌船有2300艘之多,却没有1艘分配给民生公司。政府自己航行的不过710艘,而拨交招商局的就有230艘。但招商局也没有负起这个运输责任。招商局的船大、船多、用人少,民生公司船小、船少、用人多,又不能使用官价煤。民生公司目前完全靠借债来支持,4月预借后方勤务部4亿,四联总处6亿,中央信托局数亿。这样的借债来支持,实在不能算办法。目前每月收入是16亿—17亿,支出需22亿,每月相差5亿—6亿,因此民生公司曾向政府呈请不航行,但为目前的需要政府不批准,只给了一点补助费,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154)
1946年4月29日,交通银行委托联合征信所作关于民生公司调查报告,结论是“民生公司成立有廿年之历史,其规模及资产,逐年均在膨胀中,实为主持人苦心经营之成绩。在股东方面,历年分红甚少,间有微言。战前公司船只,管理完善,接待周到,久为社会所称誉,公司亦因此而压倒川江各航业。惟抗战以来,因船只增多,及供不应求关系,设备、管理及接待等已大不如前。又以组织庞大,员工众多,人事与工作亦不免染有一般社会之恶习。卢氏亦注意延揽干练人才,以增加公司新血液,惟旧势力甚大,少壮派欲言革新,亦殊不易。公司有目前之基础,此时修理旧船,增加新船,亦不遗余力,一俟航运恢复自由,再辅以其他部门之发展,在我国民营航业中,自有其重要地位。重要问题,仍在管理与工作效率,目前之周转困难,以该公司对外关系之多,不难克服也”(155) 。交通银行与民生公司的金融联系由来已久,所言大体可信。
5月14日,民生公司自抗战胜利以来,承担繁重的复员任务。《嘉陵江日报》载:“自十月至十一月间。民生公司只能开出甲乙级船只三十余次,下运乘客约一万余人。十二月起枯水季节到临,交通部船舶调配委员会受命统筹东下船只调配事宜。渝宜段调有乙级船十七艘航行,其中十四艘为民生船舶,估计全月可下运乘客一万余人。宜汉段调有甲乙级船只十艘,其中多数为(民生)公司的轮船,估计每月亦可下运万余人。以后数量可能增加二三倍,而以后方待运人、物之多,即水陆空三面进行,恐亦需时一年以上,始能将使命完成。故民生公司复员服务工作,恐需继续至三十五年枯水时为止也。”(156)
关于民生公司轮船复员运输的情形,曾经于1946年5月21日至29日从重庆乘坐民本轮前往南京、上海的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切斯特·郎宁有过相关的记述:
死去还魂的民本轮平稳地停靠在远处江水的主流上,做好了开上海的准备。如果它能顺利通过三峡,到了上海立即大修。(https://www.daowen.com)
轮船上旅客上货载的场面,我在汉口和上海都常见,那喧嚣和混乱令人不敢相信。但那天那情景却是我在中国二十年所没见过的。一群群“递漂”的小舢板围满了轮船,舢板上装满一排排的行李和人。乘客们自己用绳往上拽行李,甲板上到处有人在对下面的亲友大声吆喝,发出指示。舢板上的行李上完,人们又开始靠绳索和亲人的手帮忙,往拥挤不堪的甲板上爬。
找不到办法上船。碰巧公司一个代表看见了我,急忙赶来帮忙。他从医院藤椅上扶下了我,雇了一只舢板。我们好容易才穿过迷宫样的小船群,来到梯子面前。
他们答应过给一个澳大利亚人、—个挪威人和我特等舱位,已经收了费,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不但特等舱没有了希望,就连头等舱、二等舱甚至三等舱也是没有希望的了。公司代表陪我们来到锅炉房旁一个五英尺宽九英尺长的舱位。那里有一道窄门通向甲板,没有窗户。因为我发过烧,身体还虚弱,估计还得躺床上,我就选了那两个六英尺长的床位的下铺。挪威朋友睡上铺。留给那澳大利亚人和他的中国助手的就只有那五英尺长的上铺和下铺了。剩下的空间除了能放下个洗脸盆的地盘外,全被大家的行李占据。饭只好坐在下铺上吃。
民生公司的代表抱歉地解释说,我们的“特等舱”舱位已经被蒋介石征用给他的俘虏龙云了。龙云到了南京将要受到监视,不让再回云南。
……送饭了,服务员很有经验。他在一群群的甲板旅客之间巧妙地穿行,把饭、蒸菜和茶一一送上,却没有烫到任何人,这倒是个小小的奇迹。
……
晚饭后大家安顿下来,打起了瞌睡。那位澳大利亚朋友给他的床打了大量DDT,预防臭虫。为甲板乘客和我们准备的厕所在船尾的最后。要去厕所就得在船中部的甲板乘客里穿过或是跨过——他们付的票价说不定比我们还贵。到了厕所就会发现几十道薄木板门排过船尾,每道门通向一个悬在水上的小厕位间。可以从方便的洞口望见奔腾旋卷的江水。谁也不会受到诱惑在那里停留太久的。(157)
郎宁乘坐的这艘民本轮,是民生公司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建造的头号豪华轮船。这艘曾经使民生公司引以为傲的著名轮船,到抗战胜利后竟然老旧破败到如此程度,船上秩序如此混乱,令人感叹。
为敦促国民政府厘定战后航业政策,卢作孚于7月23日致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谓:“近经调查,招商暨民营各公司旧有及新购轮船已逾七十万吨,经交部完成登记手续者亦已逾六十一万吨。在华北各港口货运尚未畅通,大连、朝鲜、日本各港口尚未自由通航以前,轮船将有过剩之虞,万望提前召集航商,确定航业政策,加强民营公司组织,划分航线,并列计各线目前及最近将来恰合需要之轮船及不能容纳之吨量,俾航商明了全部状况,勿再盲目购船,致愈增加未来困难。乞速裁择为幸。”(158) 该敦促函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结果。
7月26日,民生公司召开第二十一届股东大会,董事长郑东琴报告一年来公司经营情况。谓:1945年度民生公司业务仍在亏折中,航业部亏损达140828万元,虽有其他部门盈余及政府所给补贴费与修船补助费填补了大部分,但净亏损仍有2215万元。1946年亏损情形更形严重,一因政府复员及军公运输较战时尤为紧迫,而所给运费远不敷成本。民生公司船舶几乎全部供上项使用,所以损失非常大。二因政府对于运费及客票费继续维持限价。虽3月曾调整票运费一次,但是按照上一年请求时的物价调整,该年物价仍不断高涨,因此收入与成本悬殊。三因民生公司船舶在战时过度使用,胜利后不能不彻底修理,而修理费一项,该年1—6月已达60亿。有以上三种原因,所以该年1—6月亏损竟达47亿元以上,半年亏折到如此程度,此后更不知伊于胡底。7月初,公司在重庆召开董监联席会议,随后又在上海就留住上海各董监召开会议一次,经决议应向政府作紧急呼吁,若无相当结果,则只有停业以待处理。(159) 总经理卢作孚为大会主席,他就1945年公司业务艰难概况、回国后向国民政府呼吁救济的经过以及赴加拿大借款造船情形作了报告。鉴于公司上半年亏损就高达近50亿元法币,宋师度等7人提议,如果每月亏损仍有增无减,“授权董事会,可以随时斟酌情形,宣告本公司停业;再召开临时股东会,商议结束事项”(160) 。该提案经过修正后通过。本次会议还选举了董事和监察人,郑东琴、钱新之、徐广达、戴自牧、何北衡、宋师度、胡筠庄、耿布诚、宋子安、吴晋航、康心如、杜月笙、周孝怀、周作民、晏阳初、黄炎培、张嘉璈、石荣廷、徐可亭、霍亚民、刘航琛、徐国懋、潘昌猷、汤筱斋、浦心雅等25人为新一届董事,推选何廉、邓锡侯、苏汰余、李佐成等12人为监察人。(161)
8月30日,民生公司民众轮从上海首航台北基隆,开辟了上海至基隆的航线。10月31日,民生公司民众轮从基隆开赴天津,开始了民生公司对于北洋航线的经营。12月,民生公司在台北设立办事处,后于1947年7月将该办事处迁往基隆并改组为分公司,先后辟有基隆—天津、基隆—海口、基隆—汕头、基隆—厦门各航线。(162)
9月27日,上海联合征信所《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报告,对民生公司作出最新动态考察,谓:该公司业务范围分航业、机器事业、水电工业、物产及投资五大类,现分述如下:第一,航业。现有轮船90艘,行驶路线上游有渝泸线、渝叙线、渝嘉线、叙屏线;下游有渝宜线、渝申线、宜汉线、宜申线;短航线有渝涪线、渝长线、渝沙线、渝合线、渝碚线、渝唐线、渝寸线、渝磁线、渝鸡线;新辟航线有申台线等。90艘中经常航行者约50艘,其余40艘备修理时替代之用。第二,机器事业。在重庆江北青草坝有机器制造厂1所,专造轮船机器及各种机械。第三,物产。在重庆设有物产部,经营国内外各种物产运销业务。第四,投资。投资有关交通、经济、生产等事业,如四川天府煤矿、渝鑫钢铁厂、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四川水泥公司、上海中华造船厂、上海民安保险公司等30余家。第五,水电工业。合川县办有电灯自来水厂。(163) 该调查报告载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情况:上海分公司部分,自7月1日至9月20日止,货运收入1273175217元,客运收入89372135元,港务收入29225301元。负债方面,向中中交农四行长期借款有10.8亿元,短期借款有46.9亿元。费用方面,自7月1日至9月20日共耗煤斤费148616625元,修理费用计2223316930元。
9月初,宗之琥应卢作孚之邀进入民生公司任总公司顾问。在民生公司,他看到民生公司每日的调船会议和围绕调船会议的一些生产活动保持着朝气蓬勃的优点,同时也看到上层人员有些显得暮气沉沉。宗之琥记述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后来曾和卢作孚交换过意见,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民生公司,没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民生公司所致。”(164)
1946年年底,民生公司船舶总数达到90艘,与1945年的81艘相比增加了9艘(165) ,但供应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1947年3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载关于民生公司消息称:由于国民政府拉差等原因,民生公司在1946年损失60亿元:“在蒋介石去年大打内战中,民生公司船只应差运兵运粮,运费与成本相较,损失达六十三亿余元,被拉差船只经常达四十四艘,占行驶船只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如以应差次数计算,平均每天即有十艘船应差。去年度该公司负债总额共达一百卅伍亿元。该公司只有两个前途,一是倒闭,一是苟延残喘,后者可能性较大,但苟延结果仍是要倒下去。”(166)
事业发展需要整肃风纪,民生公司于1947年3月20日发出通函。通函说:“查本公司服务社会已二十年,其间协助工商,便利人群之往迹,完成后方水上运输任务,曾有不少可歌可泣之事实。此灿烂辉煌之历史,皆为我全体职工奋历万千艰辛所造成。方今建国伊始,未来任务将益繁重,不仅应保持已往精神,更应淬历(砺)奋进、以餮各方之殷望,尤当整肃风纪,使事业日益发皇。往者船员中有极少数分子,曾发生见利忘义之行动,如夹带黄鱼,私设铺位,贩运私货及违禁物品,与乎聚众赌博等项,时日推移,竟及于多人。辗转传播,寝假成风,几置事业于不顾。长此以往,其后果何堪设想。”(167)
3月24日,民生公司主任秘书郑璧成为民生公司各种重要事项致函即将归国的卢作孚,信中列举民生公司迫切需要建树良好风气消灭一切弊端、亟应解决公司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处理政府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情况下的职工待遇、海洋航业恶性竞争、民生公司股本升值、本年召开股东大会等问题。“许久未通信,以为驾将返国也。现阶段重要问题特分列如次:一、事业迫切需要,仍在建树良好风气,消灭一切弊端。返国后如一时不出国,请将此事列入应行办理之重要事务中。盖积非成是,积重难返,颇碍事业进行也。二、收支不能平衡,即今年洪水旺月收支亦不能平衡,此为当前最大问题。一二月亏七十余亿,洪水季平均每月亦至少差三十亿以上。现四月份预算办出,不敷四十九亿余。目前应行办理之事:1.召开业务会议。川江区已经开过会,全部业务会在申抑渝开?请即酌定。现在飞机已复航,无论渝申皆方便也。2.加价问题。渝上游及短航近已调整,长江未准加,此刻似乎不易请准,因政府对经济紧急措施方开始也。3.贴补问题。因不能加价,政府愿即贴补重庆各同业一二月份之损失,已提出本日又由华益用公会名义电催交部。闻政府拟以百亿补贴,招商占百分之四十,民营占百分之六十,其标准如何不得知。又闻川江不管制自由营业,果耳,亦欠公平,盖川江许多航线皆不易再加也。如采用贴补,应请政府一视同仁,并照损失全部贴补。4.差船问题。川江因公司有历史关系,负担最大,即宜昌以下,近来公司差船亦多,枯水主要船来、苏、勤、熙长差,宜昌以下,彝、和长差,其余小船及临时租差者随时皆有,租费又低,收入与支出约为一与四之比。公司亏折期中尚须借贷,以贴差船之损失,政府刻薄寡恩,莫此为甚。应请减少差船,增加差费。三、职工待遇问题:1.政府经济紧急措施冻结生活指数后,规定以后薪资不再增加,上海一部分船员近书面请求增加,公司当然不能接受。惟其函内谓他公司已有黑市办法,此必系摇惑作用,但各公司必有同样情形,请联络以采用一致之态度。2.旬日前川江引管会允引水公会之请,将渝宜向临时送船引水费六百余万加一倍,赵冠先己转向全国引管会请示矣。如此费增加成功,其余引水费亦必援例,政府新公布之办法打破,其他必蜂起,将不胜其扰。已商由华益兄用公会名义反对,当日再电京反对。请促麟伯兄接洽交部及引管总会,对加引水费一倍不予批准。3.香港办事处待遇欲援川康银行例,照法币数改支港币,诸友皆觉其太高,请与少生兄商一合理数字。四、海洋航业竞放水脚,已如民生公司初期之川江情况。联营办法即川江从前之大打官,历史告诉并非成功之办法,最大问题即在今后大家皆不必努力也。目前固不宜反对,但须与政府及同业商讨第二步之办法。五、最高国防会议议决工矿股本皆须升值,民生自难例外,非谓以后之纳税问题,今年股东会似必提出,以慰股东之望也。申各经济事业如何升法,请与研究决定。六、本年股东大会定期何日开会,请即函示。”(168) 真是千头万绪,为此卢作孚曾致函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调查处理。随后,民生公司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使1947年出现了短暂的扭亏为盈的局面(参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