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强化
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首先引起注意的自然是与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之间合作与矛盾的双重关系。
招商局是创办于清末的轮船航运企业。在经过官督商办和商办隶部两个阶段后,1927—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最终把招商局收归国有。之后,其又逐渐加强对招商局的控制。(1) 1933年春,民生公司开始与刘鸿生任总经理的国营招商局就货载联运事宜开始接洽,一时未能达成协议。(2) 1934年4月1日,川江轮船航运业7家公司解散同盟后,各公司跌减水脚,争运货件。到8月初“棉纱一项,已跌至二元一件,较原定
运,只十分之一。其他各货,亦一致减价,致航行川河之轮,无一不受亏折”(3) 。之后,经过反复磋商,1934年6月,卢作孚与刘鸿生在上海拟定了双方合作原则18条,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互助:民生公司宜、万、渝三埠以最低报酬代理招商局各种业务,为招商局提供廉价煤炭并“以极低租金”租给趸船;招商局在宜昌以下各埠以最低报酬为民生公司代理各项业务并以廉价出租趸船与码头。第二,联运口岸:包括重庆至上海等13个沿江口岸和宁波、温州、福州、汕头、香港、广州、青岛、天津等8个沿海口岸。第三,营业范围:规定民生公司不在申汉线与湘江线开展营业活动,该公司在渝、万、宜、沙各埠的转口货物交招商局轮船转运;招商局除现有轮只外,不再扩充在宜汉线、宜渝线的营运业务,该局在申、汉、沙、宜各埠的转口货物除由自有船只转运外,得交民生公司轮船转运。联运的上下水接运点定为宜昌或汉口。此外,联运合同对船只分配、运费价格、各自的经济责任以及结账办法等也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4)
1934年7月17日,招商局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该局与民生公司货载联运合同草案。(5) 7月19日,招商局监事会核准该局与民生公司货载联运合同草案,联运合同正式生效。该项合同的生效,在近代中国航运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招商局史》所述,“这是中国国营航运企业与民营航运企业签订的一次较为重要的经济合同。这一合同的签订,对加强中国航运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增强各自的运输能力,合理调配轮只与货流,特别是对进一步发展川江运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6) 。对于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的联运合同签订,8月4日,《申报》甚至以《招商民生同盟创办江海航业联运合作》为题加以报道,可见此项联运合同及其实施的影响之大。(7) 该项合作的达成,对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双方都是有利的。在之后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的竞争中,民生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这种合作关系,对于竞争中的民生公司当然也是有利的。
考察民生公司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另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民生公司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作用。卢作孚于1934年8月22日在庐山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九届年会。会后访马寅初,并在牯岭胡金芳饭店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等晤谈。在与陈立夫的晤谈中,两人主要谈及并讨论了与新生活运动相关的问题。陈立夫在解释“礼义廉耻”时,打了一个比喻,说:“有了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谓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卢作孚说:“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是更有意义而更好吗!此话怎么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对于卢作孚的上述主张,陈立夫颇为“首肯”,甚至表示要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辞去部长职务,并联络国内贤者,集中精力推动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救国运动,为中华民国找到一条明白出路,使全国人知所趋附。(8)
两人的谈话,实际上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而卢作孚关于“礼义廉耻”的解释和评论,以及应尽可能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以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的主张,对于极力倡导“文化救国”的陈立夫而言,可谓颇具新意,因此得其“首肯”。两人高谈到晚,并一起在庐山清凉饭店用了晚餐。(9) 这是已知资料中,卢作孚与陈立夫交往之始。姑且不论两人议论的高下,但卢作孚的笃实之论,确实是其近十年“现代集团生活试验”中所得感悟的体现。
1935年3月或4月某日,卢作孚与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就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进行了讨论。之后,根据杨永泰的要求,卢作孚拟具了《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4月3日,杨永泰把卢作孚交来的《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呈送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提出拟办意见,谓:“(卢作孚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所行办法,井井有条,确深得新生活运动之精神。拟酌复嘉勉,并将办法抄达交通部,转饬招商局及其他商轮公司切实仿行。”(10) 对杨永泰所拟意见,蒋介石批示“如拟”。4月27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发布第2210号训令,内称:“四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呈递的航轮新生活运动办法井井有条,深得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希各地商轮公司遵照办理云云。”训令后附有卢作孚拟具的《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11)
《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分用人、设备、要求、生活四大项。其中用人一项分取消包办制度、采取考试制度、按年考绩、加紧训练等四项;设备一项分消防设备、救生设备、卫生设备、教育及娱乐设备等四项;要求一项分使客人明了船上设备、船上注意事项、沿途风光及注意事项、尽量服务好客人、及时整理并保持船上清洁、相关事项的规定等;生活一项分工作、知识、技能、联络、旅行等五部分。我们认真阅读卢作孚拟具的这些办法条文后不难发现,这些办法条文决不是虚应故事的凿空之论,而是对民生公司创办以来长期实践(试验)的船上工作和服务事项的条理化,既有现代意义又有很强的操作性。5月6日,交通部汉口航政局发出第2371号训令,要求所辖区域内各轮船公司遵照卢作孚所陈办法施行轮船上的新生活运动。(12) 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新生活运动中最为切实可行的一个行业性办法。
当然,在民生公司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民生公司的差运办法得到当局的首肯。(https://www.daowen.com)
1935年1月1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一行200余人抵达重庆,以贺国光为主任。此后,参谋团组织不断扩大,如增设运输处,以林湘为处长。同时,康泽率领军事委员会别动队2000余人随同到达。(13) 民生公司在参谋团及中央军入川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军运事务,但差费问题却迟迟未能解决。2月1日,卢作孚为中央军入川征调民生公司轮船事,向贺国光呈函,要求解决差费问题。函称:此次中央军入川,“十之八九皆系由公司轮船运输,应差轮船由七只增至十只,向所恃以维持生存之渝宜主要航线及主要轮船全部应差,客货运费几于全绝收入,而公司一切开支则日需万元以上,皆需现款,且大部皆在申支付。恃以苟延生命之租金,至少盼望维持最低限度之开支。顾军政部交通司以差轮经费预算未算入此次川江运输,至今未肯核下。窃念政府财政支出,亦公司所深知。顾川江航业惟冬季水枯货运较佳,赖以补救洪水之损失,兹乃在枯水期间以全部轮船供应兵差,牺牲营业之收益为额己巨,如再在开支上有所垫累,则事业万难支持。三北、招商航线众多,租用二三轮尚不感觉痛苦,公司则全部应租,别无可以救济之路。救国救川皆为亟图,而救公司使其存在,庶有长久效力之机会,亦万望政府扶助。除另急电呈交通司外,拟请钧团更为去电请其查照。中央杨秘书长畅卿代将以上情形转陈蒋委员长,并迳电蒋委员长,恳予转知军政部转令交通司核准敝公司所请转下租金全额,以维本国航业最后一线之生机。不胜迫切,感祷之至”(14) 。3日,贺国光将此事呈报给蒋介石。
3月1日,蒋介石为民生实业公司军运差费事函电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兵工署署长周骏彦,谓:“接贺主任国光宥电称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函称主要航轮十只均以供应军运,总计两月,垫出租金及燃料各费已达十余万元,仅于前月领得三万元,相差尚在十万以上。现民康沉没,民强、民宪各轮均因水枯损坏,损失又达十余万元,务恳转电军部于本月底先发十万元以救眉急等情,除已电复准先发五万元外,希即照发为要。”(15)
参谋团入川的直接缘由是所谓的“剿赤”,直接的结果之一是使四川的政治生态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3月1日,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汉祥为省府秘书长,刘航琛为财政厅厅长,郭昌明为建设厅厅长。新成立的四川省政府宣布废除防区制,实行省政统一。就职典礼结束后,刘湘即赴省会成都成立省政府及各厅处。此后川中各军先后宣言交还军权,省政府将全川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专员区。(16) 从3月起,川军各军军费,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筹核发,四川防区制从此打破,川局归于统一。(17)
4月22日,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何北衡与杨永泰就改进中央军入川军队运输中的川江运输效率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23日,为使杨永泰对于川江差运有更多了解,何北衡致函杨永泰并附呈川江差运惯常做法以备采择。(18) 这个川江差运惯常做法就是附件中何北衡所拟具的《关于军队轮运切实有效意见六项》。该意见陈述川江差运情况颇详,反映了川江差运的一般情况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枪弹、行李、辎重等一律装入舱内,官兵上船,需要对面挨紧而坐。第二,军队应在搭轮当日早晨四时在岸上早餐,六时前上船坐定。每人随带冷饭或干饼一份备作午餐,因为船上只能供应开水。下午六时停船,军队上岸造饭。第三,由于轮船重心在下,大多数官兵需要坐在第一层船舱,少部分坐在第二层船舱。第四,军队必须严格遵守上船时间,以免延误行程。到达目的地时必须立刻上岸,并迅速将枪弹、辎重、行李起提上岸。第五,轮船载运官兵人数标准,民贵、永丰、富阳等轮,每船可载官兵1600名。民主、民宪、富华、永游、永康、江泳等轮,每船可载官兵1200名。民强、民意等轮每船可载700名。第六,严禁带私货、私人。对于此项意见和办法,杨永泰很快转呈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于4月27日批准了何北衡经杨永泰转呈的《关于军队轮运切实有效意见六项》。5月1日,蒋介石还特别致电军政部次长曹浩森转饬军政部所属各级主管人员,以后运兵入川即依照何北衡所拟六项办法切实规定、认真执行。电文如下:“顷据川江航务处何北衡条陈,以川江水浅河狭云云,反行减少等语。查此次中央军运兵入川,因办理人员太缺经验,致原可容载一千余人之轮船,仅载五百名而止,而每次运输亦往往太迟,甚至到达目的地之后,部队留驻船上坐侯十余日之久,如郝师不过六团,几经两个月乃克运毕。该船管理人员调度无方,费时耗财,莫此为甚。兹据何北衡所拟意见六项,以后运兵入川,即依此六项办法切实规定,认真执行,并于运兵时在宜渝中途应行停泊之各要站,预派专人先往布置,必更周恰迅速,以后即其他各处运兵往来,亦应参酌此项办法以期节省时间,多载人数,不可听其紊乱、耗费为要。中正。冬福渝。”(19)
长期以来,民生公司在军队差运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这一套办法在卢作孚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得到四川军政当局的认可,并在差运中实施。如今经过一番有效的沟通,上述办法又以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何北衡条陈的形式,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蒋介石的认可。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中央军入川后的川江轮船差运秩序,初步得以确立。这一差运办法,对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川江抢运中的轮船运输,仍有重要的影响。
民生公司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多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强化,为其赢得即将到来的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的竞争,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