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为中心的撤退运输

从以上海为主迁出的工厂陆续到达武汉地区以后,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委派该会副主任委员支秉渊与其他两位委员赶到汉口成立了办事处,由该办事处负责与当地官商等各方面联络与协调,以解决征地、设厂、临时复工等事宜。1937年9月,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为主,内迁武汉的厂矿代表,在汉口江汉路宁波里18号成立了以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的迁鄂工厂联合会,共同探讨、交流各工厂在武汉购地复工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对于来自沿海、沿江的内迁工厂在武汉复工疑虑重重,地方人士甚至极力反对。林继庸和支秉渊等人认为武昌城郊的洪山是建设工业区的合适地点,并决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出资以适当价格先购买该地,再分配给各内迁厂家在这里复工建厂,建设新工业区。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工矿调整委员会与土地所有者交涉的过程中,每谈一次地价就大幅度上涨,甚至上涨一倍,以致无法购地。工矿调整委员会代表与当地各级政府交涉,也无法解决问题。无法在洪山购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该地出产的红菜苔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著名特产。政府中竟然也有人以洪山出产红菜苔为由,声称在该地办工厂“是助长工业打倒农业”。就这样,购地交涉“变成为工业与农业何者为重要”的滑稽争论。(90) 为此,一部分内迁厂家只好放弃在此地设厂复工的计划,有些厂家干脆继续内迁,逆流而上,迁往川渝。

到1937年11月,随着大部分上海内迁工厂的机器设备等物资先后运到武汉,厂矿内迁的重心也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11月下旬,代表官方的工矿调整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了办事处,林继庸、李景潞被任命为正副主任委员。该办事处的主要职责,在于负责协助内迁厂矿复工,通过迁鄂工厂联合会向各内迁厂分发军工产品订货任务,同时筹划、组织、协调民营厂矿向西、南、北继续迁移的相关事宜。这时,国民政府军政当局开始注意到内迁棉纺织工厂的必要性。12月29日,工矿调整委员会在武汉召集各纱厂代表,商筹兼顾棉纺织业的生产与棉纺厂向后方迁移事宜。同月,工矿调整委员会还特别派人到江西、安徽以及河南等省办理拆迁纱厂的相关工作。(91)

到1938年年初,中福煤矿、豫丰纱厂等重要厂矿也相继拆迁并运抵武汉。部分内迁的机器、电器、纺织工厂,利用寻勘厂址的时间,在武汉临时复工,一方面以此供应前方的急需,一方面也以此维持自身的生存。最终在武汉开工的厂家有60多家。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聚集在武汉的厂家不得不考虑再次迁移。由于各种因素,川渝地区成为这一阶段内迁厂矿的主要目的地,而武汉则实际上成为这一阶段大规模内迁的主要出发地点。

在内迁厂矿负责人和组织厂矿内迁的官方负责人中,不少人实际上早已通过1934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实业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对川渝地区的实业状况有所了解。川渝地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内迁厂矿都持欢迎的积极态度。林继庸在发动上海厂矿内迁时,就与川渝地区横跨政商两界的代表人物卢作孚、刘航琛等人多次商洽入川设厂事宜。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因病于1937年11月底抵武汉治疗,曾专门致电四川籍工业专家胡光麃,嘱到汉口向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的林继庸、李景潞等接洽迁厂到川渝的有关事宜。刘湘向胡光麃明确表示,工厂迁川对四川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需要四川省政府怎么帮忙都可以。在1937年7—8月,胡光麃通过刘航琛等人认识了林继庸。他在12月中旬到武汉后,向林继庸力陈沿海沿江工厂迁到四川设厂的基础条件和各种有利因素,表示川渝兴办工厂所需的电力、水泥、钢铁、煤炭、工人以及产销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完全可以适应非常时期设厂的需要,甚至设厂必须的资金,也可以协助介绍川渝各银行帮忙,唯一的困难是运输和购用土地的问题。(92) 为解决迁川工厂购地这个困难问题,刘湘在病床上委托胡光麃给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发电报,嘱其尽量协助解决。四川省政府方面的态度十分积极,12月28日建设厅厅长何北衡亲自到汉口,对厂家到四川设厂表示热烈欢迎。29日,何北衡还特别与武汉的20余位厂家代表详细讨论了运输、厂地、电力、工人、原料、市场、政策、金融、捐税等与迁川设厂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并向各厂家表示四川特别需要纺织、炼铁、机器、玻璃、制革、造纸、酸碱及化工等类工厂企业,与会厂家代表对川渝地区工商业的情况和当局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后,四川省政府还派重庆炼钢厂厂长杨芳毓到武汉,向各厂家说明情况,并欢迎厂家迁川。(93) 其间,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也特别在武汉两次召集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迁川事宜。经过讨论决定,裕华纱厂及震寰纱厂需迁3万纱锭到四川,申新纱厂需迁2万纱锭到四川。这一时期的迁厂工作尽管仍有一些困难,但是与发动上海厂矿内迁时的情况相比,已经迥乎不同。迁移工厂的气氛,这时已经弥漫于武汉三镇。

到1938年1月中旬,聚集在武汉准备迁往川渝地区的民营工业厂家,计有大鑫、顺昌等41家。内迁川渝的水上运输,以及在川渝地区选购厂址用地,成为摆在负责内迁的行政当局以及厂家面前的严峻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翁文灏派林继庸到川渝地区查看情况。林继庸邀约颜耀秋一道前往,并在1938年1月22日抵达重庆。此时,先期抵达川渝地区的工业家已经有吴蕴初等16人,分别代表14个内迁民营厂家。25日,林继庸在重庆召集各厂商代表开会,沟通和讨论了相关问题,并决定筹组迁川工厂联合会,以便于工业家之间的沟通和联络。1月31日,林继庸到重庆附近的青木关、歇马场、高坑岩、北碚、北温泉等处查看水利和工业环境。2月5日,林继庸和颜耀秋一同到四川的内江、自流井、邓井关、成都、彭山、夹江、乐山、五通桥一带考察工业资源,同时勘察适宜建厂的地点。经过实地考察,林继庸和颜耀秋感到欢欣鼓舞,认为四川物产丰富,如内江的糖、自流井的盐、彭山的芒硝、彭县的铜、都江堰的水利、五通桥的盐及煤,均可以用来服务民生。特别是乐山的五通桥一带,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可以建成化学工业区。加上川渝地区民众人数多而且十分勤劳,“人力物力均可使四川成为后方工业中心”(94) 。到这个时候,内迁到武汉的大多数厂家也逐渐认识到,尽管把厂矿企业内迁到川渝地区路途遥远,运输不易,但是正由于有崇山峻岭作屏障,才使日军难以侵入而获得一劳永逸之效,从而坚定了内迁川渝的决心。鉴于轮船不敷使用,林继庸遂与川江航务处处长何北衡商洽发动川江各地的木船帮参加抢运。3月3日,林继庸在重庆召开了有渝各处木船帮参加的会议,到会的有成都、嘉阳、綦江、合川、保河、渠河、合渝、叙渝等大河帮和小河帮船帮帮长、主席。经过发动和完善相关木船抢运办法,越来越多的木船参加到抢运之中。连同各内迁厂家自行订雇的木船(也称白木船)在内,共有850多艘木船参加了民营厂矿内迁的川江抢运,共计上运各种物资25000多吨。兵工运输同样雇佣了大量木船,抢运较为普通的相关货件。当时宜昌到重庆1300里的航线上,木船4—7艘编为一组,下行需时10—15天。上行需由纤夫在岸上用人力拉动前行,需时30—40天。川江号子,汽笛声声,拍案惊涛,在川江的空谷中汇成民族抗争的强音。为解决工厂用地问题,1938年3月5日四川省政府成立了由重庆市市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商会会长、四川建设厅驻渝代表、建筑专家关颂声、工业专家胡光麃、工矿调整委员会代表林继庸9人担任委员的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该会成立后,给厂家购地设厂提供了很多方便和优待条件。(95) 如准予免收迁川工厂厂地印契附加税3成,之后再减收5成。该会委员胡光麃亲自过问第一批迁川工厂如龙章造纸厂(后改称中央造纸厂)和天原、天盛等化工厂在江北猫儿石购地建厂的事宜,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96) 甚至该会还决定,对于迁川工厂运输“途中所保的运输兵险、平安保险等费用,因雇用木船而增付的保险费用的差额,完全由四川省政府担负,以表示优待和欢迎工厂迁川之意”(97) 。(https://www.daowen.com)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组织机构重组,相关经济建设行政机构合并为经济部,翁文灏为部长。同年3月,工矿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隶属经济部,由翁文灏兼任处长,张兹闿任副处长兼财务组组长,林继庸任业务组组长。工矿调整处根据蒋介石有关布置后方生产的电令核定迁厂地址,“以川、黔、湘西为主”(98) 。截至1938年2月28日,从工矿调整处及其前身协助迁移工厂内迁的实际情况看,其迁移方向主要是四川、湖南。(99) 当时林继庸尚拟具了迁移大成纱厂、申新第四纱厂、美恒纱厂、新民机器厂、工商谊记橡胶厂、新亚制药厂、家庭工业社等大中型工厂,发展云南工业的计划,(100) 可惜该计划大部分未能实现。在此期间,林继庸等人在重庆筹划川渝工业区的有关事宜,其他在汉诸人则进行陕西、湘西、湘南、广西4处工业区的相关部署工作,(101) 并在3月21日召集武汉3镇机器厂家30多人讨论迁移问题。而这一时期工厂迁移已经遍及各处。山东、河南、广东等地也有一部分厂家加入迁厂的行列,但是大多迁到了武汉。6月中旬,长江要塞马当军情紧急,武汉局势变得危急。工矿调整处发动武汉的工厂大规模内迁,并规定了内迁的相关标准。纺织染厂类:第一,中国人自营的纱厂全部拆迁;第二,纱厂所有布机一律随厂拆迁;第三,协助小型织布厂拆迁;第四,染厂的拆迁与重建地点分配要与纺织厂相配合。机器五金工厂类:第一,资产在5000元以上的工厂单独拆迁;第二,设备简陋的厂家可以部分拆迁,自行组合拆迁到一处共同工作;第三,尽量拆迁原动设备;第四,不拟迁移的机器工厂,协助其优良技术工人迁往后方;第五,各厂所有生铁废料,尽量迁往后方。各类其他工厂:第一,资产在5000元以上者;第二,设备比较新的;第三,后方需要的;第四,能与其他工业配合的;第五,技术工人是后方缺乏的。(102) 对于经审查准许迁移的厂矿给予迁建借款。大冶各矿、启新水泥厂等厂矿于是先后拆迁。有些原来心存观望的厂家,这时也行动起来,准备再次迁移。少数工厂负责人由汉返沪,个别厂家如铸亚铁工厂,把全部机器设备出售给工矿调整处。(103) 鉴于工厂器材运川不易,经济部与军政部军需署商定,可以趁平汉、陇海铁路畅通之时,把部分机件尽量设法运往陕西宝鸡等处,并呈请蒋介石批准实施。(104) 于是,内迁西北的厂矿设备利用平汉、陇海铁路特开专车,运送部分武汉内迁厂矿到陕西的咸阳、宝鸡。

如果说上海的内迁厂矿主要是中小厂矿且在当地厂矿总数中占比甚微的话,那么武汉的内迁厂矿就有些截然不同了。不仅武汉的大型厂矿实行了内迁,而且内迁的厂矿所占比例甚高,几乎把武汉搬成一座空城。其中,汉口的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在内迁中曾经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有资料赞誉道:“申新的内迁,使汉口的内迁蔚为风气,故后方的厂矿十九来自武汉,这股潜流,是申新无意中发动了的”(105) 。约在1938年7月底8月初,宋美龄到汉口申新纱厂察看并表示:“工合的手工锭子,一千锭,未必抵得了一个机纱锭子!”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当场表示,申新纱厂现在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如何搬的问题,并明确提出具体困难有三个:一是搬到何处,二是运输问题,三是经费。对于搬往何处,宋美龄也不免困惑。章剑慧表示可能的地点有重庆、宝庆(湖南)、宝鸡。宋美龄说:搬重庆是不可能的,宜昌还滞留了10万吨物资,还是搬宝鸡吧!对于内迁十分积极的章剑慧又申述了机器与军火同样重要的道理,宋美龄听后颇有同感,尝言:“一个纱厂可以养一师兵,不容不搬。”返回后,宋美龄立即召集武汉市市长吴国桢以及正在武汉从事工合筹备工作的新西兰人艾黎和刘广沛等人动员协助纱厂内迁。蒋介石知道后,向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询问为什么不赶快内迁。于是,在1938年8月5日,经济部和武汉市政府联合在武汉召集大型厂矿负责人开会,会议主席吴国桢表示:“今日召集各位代表谈话,系奉委员长谕令,以现值抗战时期,武汉各工厂应迅予迁移至后方安全地带,加紧生产,增加抗战力量,倘犹豫不迁,万一有失,如上海、河北之例,恐厂主既不能保全其产业,则必资为敌用,政府不得已时,惟有予以毁坏,总以速迁为宜。”(106) 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副主任委员张兹闿在会上强调:“今天不谈搬不搬,只谈如何搬!”会后,章剑慧到运输司令部,争取到20多节车皮。章剑慧利用这20多节火车皮,装载1万多吨物资,经平汉、陇海铁路西运到宝鸡。其中包括2万纱锭、4千袋面粉、部分织机、4千千瓦的发电机设备。另有1万纱锭租用轮船和木船运到重庆。到1938年10月22日,章剑慧见各种物资或北上或西运,才乘飞机飞离武汉。(107)

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止,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及登记,经过武汉或由武汉起运的内迁民营厂矿计有304家,机器设备等物资51182.5多吨,技术员工1万多人。这304家厂矿分别迁到了四川、湖南、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等省,其中川渝地区为主要的迁移目的地。就业别而言,这304家内迁企业中,有122家属于机器五金业,71家属于纺织染工业,31家属于化学工业,22家属于印刷文具工业,17家属于电器无线电业,15家属于食品罐头工业,10家属于陶瓷玻璃工业,7家属于煤矿业,9家属于其他工业。(108) 这一时期的内迁,除拆迁有关军需各厂外,民生有关的厂矿内迁也得到重视,迁往区域“由侧重四川而扩至湘西、陕、桂”(109) 。除民用器材外,“所有战区附近兵工厂重要器材,约有八万吨,亟待运出。兵工器材,类皆笨重。迁建工作,尤感困难。先有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联合其他轮船公司,共同承运。并利用仅存之十六艘海轮,装载笨重器材。自二十七年五月下旬起,陆续运输,直至武汉我军撤退时,方行运毕”(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