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观于人”的屈辱

汤颐琐提议公开展览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这个提议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他对于全球脉络的体认，亦即，中国就是在全球脉络里发现了自我的国族定位，同时也意味着，他意识到视觉性在国际交流里日益显著的重要性。成为视线的对象，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换来的通常是屈辱的感受。尤其，中国男性知识精英对于身处国际世界的体认，就是体认到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唯有在先进国家受到当地人群的审视之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才变得格外刺眼。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第一代动员集体力量反对缠足的本土改革者，总是那些曾经远游海外，或是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我们已经谈过叶牧师对于缠足习俗感到尴尬的心情，而他正是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厦门教会同事。更显著的例子则有王韬（1828—1897）和郑观应（1842—1922）。 (47)

因此，这些改革者的反缠足论述拥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的观点酝酿自中国域外的文化土壤；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站在中国之外，向内望着中国，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回头望向俯视他们的西方人或日本人。这种观看政治是“国际”的，而视线——实际的和比喻的——则是一种必要的配备，否则无以在全球脉络下想象一个全新的中国认同或族群认同。就像人类唯有在太空中才能看见飘浮于宇宙中的地球一般，现代中国的国族意识，在定义上便已含摄了一个跨国的坐标；它的源头，来自一种由外向内望的凝视。 (48) 其后萌生的叙事，便是能够创生出一种超越国族界限观点的“巨型”叙事。

若说反缠足的修辞源自一种来自域外的优势地位，对于辜鸿铭（1857—1928）这位最著名的缠足“拥护者”所迸发的热情，我们也必须通过相同的跨国脉络才能够理解。辜鸿铭成了一个典型，亦即所谓“莲迷”或“莲癖”的老古董，因为在当代世界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有这种古怪的品味。辜鸿铭对于小脚的喜爱，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其国族主义的独特表现，据说他还把缠足称为中国的国粹，更不用说他那尤其独特的外表了。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时，教过的一个学生，就这么回忆他：“我们由民国以后来看辜鸿铭，他委实在表面上是一个顽固者！他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又穿了乾〔隆〕嘉〔庆〕道〔光〕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 (49) 这种打扮所显露的，是他在清室覆亡之后刻意选择的认同，也就是一般所称的“遗老”。他的国族主义，便是以“缅怀先帝”的形式来表达。

几个世代以来的中国学人，不知道是出于疏忽还是恶意中伤，当他们在谈论辜鸿铭的老派品味时，甚少探究其真正的含义：在他们眼里属于不合时宜的旧式装扮和古怪品味，对于辜鸿铭这么一位外来者而言，其实宛如印有正字标记的徽章标记，具有自我标榜其文化道地性的作用。辜鸿铭的批评者也好，仰慕者也好，往往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亦即，辜鸿铭是一位从海外归国的“华侨”——本来是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地臣民——他的“中国身份”，并非与生俱来，不仅必须被养成、必须被检验，而且必须被佩挂在衣襟上。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之前的几代祖先都是专业精英，曾在英国殖民统治者麾下任职。辜鸿铭一直不愿多谈他的母亲，因此我们所知有限，只知坊间流传说她是欧洲　

人。 (50) 辜鸿铭从13岁到22岁期间，在欧洲接受教育（主要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从不知自己的“母国”或“母文化”为何，直到1879—1881年间，他才狂烈拥抱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爱国主义观念。辜鸿铭将此一转捩点比作“返祖归宗”，使他“再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51)

辜鸿铭用了“再次”这个词，仿佛是说他在求学欧洲之前，曾有过坚实的中国认同。这其实是一种误导。那时他对于中国语文和文化实践的掌握，都只有初级程度。虽然他在小时候就会说“峇峇人”（the　“Babas”，译按，即马来亚华裔居民的俗称）通用的厦门方言，但他完全不认得中文字。辜鸿铭是个语言 (52) 天才，年纪轻轻便已通晓马来语（他的母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希腊文和拉丁文，却直到30岁成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担任协办涉外事务的“洋文案”之后，才正式学习汉文。 (53) 根据一些传说，张之洞为他聘请名师教授《论语》，以之作为他的初级汉学读本；还有人说他为了精通汉文而背诵艰涩的《康熙字典》。他的学生在几十年后回忆道，辜鸿铭在黑板上写的中文字，常常不是少了就是多了笔画。大家认为他是汉学家，他也自觉当之无愧；有一回，他的仰慕者依传统的致敬方式请他挥毫题字，他不客气地写了，结果把对方吓了一跳，因为他的字，比例感和空间感都让人无法恭维。 (54)

事实上，辜鸿铭的养成教育，承袭的是欧洲经典的文化传统：师承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他，英文写作水准据称直逼阿诺德（Matthew　Arnold）。最令中国读者感到亢奋的是他的一些事迹，包括他与托尔斯泰（Tolstoy）的书信往来、他接受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访谈，以及他风靡欧洲的学界，德国人甚至还成立了诸如“辜鸿铭研究会”和“辜鸿铭俱乐部”等专门研究他的社团。在一些野史趣闻里，辜鸿铭能够在西方人的文化主场里一挫他们的锐气，令对方刮目相看，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例如，德文程度高到可以译介歌德（Goethe）到中国的辜鸿铭，据说曾经在欧洲火车上将一份德文报纸倒过来阅读，因为他觉得德国文字太简单了，若不倒着读，实在没什么意思。又据说他的英文本领之大，竟曾把《失乐园》（Paradise　Lost）倒背了50遍。在这些故事里，本来冒冒失失地嘲弄他的外国人，最后莫不羞愧难当。 (55) 于是，辜鸿铭的西方学养，在国人眼里代表了一种民族骄傲。他对古典中文的捍卫，表现在他反对引进白话文学；这个立场虽受诘难，却说明了一个混种的文化浪子，如何表白他的文化赤忱。北京流传着一句称颂他的话，正足以表现这种国族情结：“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56)

辜鸿铭的个人经验使他极为敏锐地感受到，在国际社会里，视觉观感如何与国族荣辱联系在一起。胡适这位自由派学者是辜鸿铭的北京大学同事，根据他的转述，辜氏曾说他早年在苏格兰生活的时候：“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还有一个故事说道，当辜鸿铭初到英国，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下船到了旅馆，一位旅馆女侍看他留着辫子而误以为他是女孩子，曾试图阻止他进入男厕所。日后，仿佛是向欧洲人挑衅似的，辜鸿铭刻意留起辫子，作为一种表明其中国人身份的“徽章标记——近乎一种宗教符号——就如同中国的国旗一般” (57) 。“中国身份”是辜鸿铭有意识地拥抱的认同，是他对于早年受到嘲弄的一种反应；批评辜鸿铭的人，谴责辜氏支持帝制、蓄妾和缠足，却很少探究他的心路历程。本章下一节会再谈到辜鸿铭的极端保守主义，此刻比较要紧的是，对于他如何区别“观人”与“观于人”，我们应该有所认识。

辜鸿铭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张令他大为光火的照片，当时为清朝末年，照片里是某位官员盛装打扮的样子，其神情踌躇满志。他为此写了一篇短文，里面讲到一段关于外表的往事（也许是杜撰），那是年少时期的他在英国念书时学到的教诲。有一天他目睹一位达官贵人，装束极为华丽，衣衫镶着金边，帽子饰以花冠，坐在一辆气派非凡的马车里。正当他目不暇接时，一名仆人自市场中出来，登车扬鞭而去。后来辜鸿铭向他的房东述说他看到的景象，没想到后者告诉他，那位衣着光鲜的绅士其实是仆人，身穿旧衣的那位才是主人：“高贵的人只想观察别人，不想取悦于人，所以衣着朴素。”辜鸿铭在结尾时将这个故事套用到中国的现状：“我们中国风俗，一向贱视优伶，正是因为优伶总是以‘取观于人’为日常功夫。” (58) 政客夸炫其相片——或者说，想要取观于人——也就是不知贵贱之分。对于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辜鸿铭可说相当敏感，这也是何以他要特别突显二者之间的阶级差异。

辜鸿铭虽然强调隐藏或低调，但我们不必把他的话太过当真，毕竟，他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因为招摇夸示他的辫子而名扬中外。有人认为，辜鸿铭生来就爱唱反调，喜欢做出违逆潮流的举动，尽管引人挞伐，他却乐在其中。他之所以喜爱小脚，或许有部分就是出自这种心理。不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体现它的优秀女性特质，辜鸿铭的捍卫背后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国族主义逻辑。在两个重要的面向上，辜鸿铭与那些拥护天足的新文化运动者，其实并无二致：首先，他们都相信，女性地位乃是评判一个国家文明高下的指标；其次，对于单方面成为凝视的对象，其中的屈辱含义，他们都有着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