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的“西征”

以香艳宦游为题材的叙事，出现了一个主人翁，他的名字是汪景祺（1672—1726）。1724年2月，汪景祺这位52岁的幕友，为了投奔权倾一时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1726年卒），由北京西行，穿过太行山到山西，途经汾河沿岸的一连串城镇聚落，越黄河，抵陕西，直奔古都西安，那里正是年羹尧的大本营所在地。 (31)

汪景祺在历史记载里，是个倒霉透顶的人物，他的文字惹恼了雍正皇帝，成为短暂的雍正王朝里，四件文字狱里的头一桩。雍正的主要目标是大将军年羹尧，虽然他曾是雍正的爱将，但他的跋扈行径和强大军权，随即成了皇帝背上的芒刺。 (32) 年羹尧在被捕的前夕，理应烧毁所有文书资料，却不慎遗漏了汪景祺的书信，这些文件装订成两册薄书，夹杂在一堆零散的纸片之中。汪景祺在书中对雍正的父亲康熙皇帝有所讥讪，狂怒至极的雍正，甚至在第一册的封面上，以非常潦草的字迹写道：“悖谬犯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结果，汪景祺与他的儿子在1725年被斩首示众，妻子发配边疆为奴；兄弟、侄子，以及五服以内的族人，皆受到相当的惩罚。整整两个世纪之后的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离故宫，奉命点查故宫物品的专门委员，在懋勤殿一个上锁的箱子里，发现了汪景祺著作的第一册，以及第二册一小部分。 (33) 这个文本正因为曾两度遭到遗忘，得以奇迹式地流传后世。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汪景祺的书信——1928年以《读书堂西征随笔》之名刊行——与其说是煽动叛乱，还不如说是煽情香艳。汪景祺在1714年取得举人功名，但是就气质和品味而言，他似乎更像是个冒险家，而不像学者。他现存的35则杂记，大多写就于旅途之中，日期署于1724年的2月6日至5月28日之间，包括一小部分信札、序文和诗作——对于官员来说，这些都是必备的公务应酬文类。比较不寻常的是有关高官、妓女、女贼，以及兵卒的轶事，处处点缀着猥鄙不入流的幽默。例如，他写了一则关于扬州男妓汪思忠的故事，这个人因为靠着他的恩客为他行贿，而被拔擢成为通判。又如侍郎张鹏翮的故事，这个人曾被康熙比作戏子。在汪景祺的描述里，张鹏翮除了脂粉敷面之外，还有许多离经叛道之举：有一天，他下了早朝返回家中，连朝服都还没脱掉，就直奔一仆妇房中，把她压倒在床，剥去她的衣裳，将她的脚搁在他的肩头，当这个急色鬼正在兴头上时，他的夫人提着鞭子出现了。为了让整个场景更为不堪，汪景祺特地强调，仆妇的“双足长尺”。 (34)

这类故事通常是几个朋友在酒过三巡、杯觥交错之间，乱语噪聒的八卦助谈。汪景祺很喜欢揭露官场百态，尤其是进士出身的高官生活里，不堪闻问的一面：不仅是他们的贪腐，还有他们那些下流到连尊贵的朝服都可以弃之不顾的肉欲横流劣迹。他可能不假思索地就向年羹尧讲述这些故事，似乎相信年大将军能够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属于笑料题材。 (35) 此外，他可能认为，除了年羹尧的心腹之外，没有其他人会见到他的文稿。于是，汪景祺的记述里，杂糅了男厕黄腔、臭味相投感，以及争强好胜心等元素。就在这样的文本氛围底下，我们竟然读到了他与大同名妓“步光”以及红石村三名神秘女子邂逅的故事。

步光的出现，在汪景祺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她是他途经候马驿歇脚，百般无聊时，客栈主人向他推荐的名妓。汪景祺曾不厌其详地列举了山西十处州县，“皆名倡所聚”，不过，候马驿并不在其中。 (36) 汪景祺坦承他“素好狭邪之游”，因在1721年生了一场大病，“遂不复为之”。但“客途寂寞”，于是放任自己受未知所惑，“借此以解羁愁”。步光的出场，同时展现了纤弱和刚健的气质，突显出一种自相矛盾的形象。猝不及防地见到了步光高傲的神情，汪景祺以出言不逊的方式回应：“卿既失身风尘，宜少贬气节，往来皆俗子也，不徒自苦乎？”她想了一会儿后，仰头笑道：“君似知我者。”后来她瞥见汪景祺挂在墙壁上的弓箭，反唇相讥道：“文人携此何为？”他回答道：“闻卿雅善此技，可一见乎？”她答应了，然后拿了弓箭至后院，竖立标靶于数十步之外，射箭三发皆命中。语言上和肢体上的针锋相对，成为他们当晚的互动主调。步光弹奏琵琶，唱了一首自作的哀怨歌曲，并告诉汪景祺她受到一名江南出身的进士及第者变心背叛的故事。她还演唱了另一首歌曲，两首曲子同样都以流泪哭泣结束。汪景祺和步光挑灯夜谈，直至天明，方才怅然道别。 (37)

引领汪景祺与大同名妓邂逅的这趟旅程，与50多年前李渔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谋职与冒险的原因，在一连串城镇走走停停的宦游旅程。步光出场的姿态，就如同我们从李渔的品鉴指导中可以预期到的：灵活敏捷——不仅人如其名，而且还惊人地展现矫健的弓箭身手。同样熟悉的，还有她那文武双全的角色刻画，这是我们从赛脚会记事中已然注意到的美学手法。不过，汪景祺的风言风语，更不用说那一汪泪水，都传达了一种口头对讲的和情感泛滥的调戏行为，这与李渔强调的眼神挑逗，以及对“柔若无骨”小脚的无言抚摩，恰成对比。相较于我们先前描述过的大同名妓，步光的不同之处，令人讶异地彰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汪景祺完全没有提过她的脚。如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汪景祺并非什么正经八百的人，何况他又对女人的脚情有独钟；可是，步光这位大同名妓，对他来说，象征了另外一种地方情欲，她的形象所体现的，并不是极致的欢愉，而是长久以来遭受“江南”迫害的他者。

汪景祺为钱塘人，出生江南的他，一开始便已注意到步光不同于南方女子的北方特质。他借用“姑射山”此一当地名山来表达他对步光的第一印象，说她有如“姑射山神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38) 当然，“姑射山神人”是形容美女的典型辞藻之一，汪景祺用这个词，或许只是为了卖弄他的文学造诣，别无他意。不过，就汪景祺对于南、北方在地理、文化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差异性所表露出来的敏感度而论，此一典故，可视为他一连串符号运用中的第一个。

名妓步光对于南北差异，同样深有所感。最鲜明的反映，在于她所填写并演唱的三首曲子，汪景祺在文中一字不漏地抄录了这些曲词。歌词搭配的曲调为《正宫调》里的《叨叨令》，其中满是叠声词（叮叮咚咚）和语助词（儿、兀），清脆的音响在南方人听来格外刺耳。年方二十出头的步光，对于她的北方出身，感到有些歉然。她说父亲为朝廷派驻滇南的武官，在她9岁时，父亲亡故于任上，嫡母与生母带她返回大同。后来她的生母亦亡故，嫡母于是将她卖与娼家。“顷所歌者，乃北鄙之音，幸勿见笑。” (39)

步光向汪景祺倾诉了身遭一名“赐进士”背弃的伤心回忆，在这段往事里，“大同　/江南”之间的差异，反映于“在地　/京城”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名一直被称为“某郎”的文人，当年北上候选补官，假道大同，投靠任官当地的亲友，却遭拒绝，顿然流离失所。步光时年16岁，爱上落魄的“某郎”。她不顾妓院假母的责骂，不但收留了他，还许以终身。一年后，他必须远赴京城应选，可是“贫不能行”，步光于是尽其所有，倾囊相助，资以衣装盘缠。一别两年，音讯杳然。后来步光打听到心上人已任职河南省某县令，便请人递信，重提鸳盟，却换来“某郎”的薄幸之语：“身既为官，自惜名节，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娼为妾者？” (40)

步光的幽怨吟唱，触动了汪景祺的心绪，他涕泗交颐，痛声道：“是将江州司马，我也。”他的同情，投射了自己在男性官场的边缘性：他虽然出生于南方，却又不得不在北方一路鞍马劳顿。虽然汪景祺的父亲官拜户部侍郎，大哥又是赐进士出身，但他本人的举人功名实在太过微鄙，难以使他获授正式的官职。 (41) 在《读书堂西征随笔》里，他一再表达出对“赐进士”的不屑：“呜呼！某郎一措大耳，步光所赠金帛，皆从床席中得来，乃以此得官，以此赴任，以此赡其父母、妻子，以此别纳宠姬二人……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某郎不欲言其姓名，盖居然赐进士出身者，可胜慨哉！” (42)

正当汪景祺首途前往旅程下一站闻喜县时，步光也愁苦地表示，她必须返回大同，因为官方查禁乐户甚严，不可久留。大同之于名妓，并非一处使人流连忘返的逸乐花园，而是人生回路上的一个死地，一个没有慰藉、没有出路的“家”。虽然汪景祺仕途不顺，但他能南北来去自如，终归是江南书生享有的特权，这一点在汪景祺的下一段旅程里，甚且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