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变迁与知识传递
在17、18世纪，妇女足服的生产，处在市场经济与家庭经济的交叉点。根据传统的“妇工”训示，在家里自制女鞋，乃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基石；然而，高底的出现打破了这个传统。理论上，一双棉鞋、麻鞋或丝鞋，应该从头到尾都出自家中妇女之手，不需要经过市场交易机制。木底的制作，却有赖木匠的技艺，因此只能购自闺阁之外。据说，晚明名妓柳如是（1618—1664）曾延请著名匠师为她雕制木底，包括当时最为炙手可热的苏州治竹名家濮仲谦。 (63)
由《金瓶梅》的做鞋情节里可以看出，家庭妇女并未停止做鞋。就日常足服而言，身上有闲钱的都会家庭妇女，可以先购置配件——木底和素鞋面——然后在家中组装。同样也有证据显示，大户人家雇请的家务帮佣里，至少包括了一组缝纫团队，他们在大宅院里工作，供应家庭成员之需。 (64) 至于特殊场合所用的鞋子，例如新娘穿着的喜鞋、赠予姻亲友人的礼鞋，以及酬神的还愿鞋，虽然不属于花俏时尚的范畴，但仍是身体自我的延伸，因此，其制作不可避免地要由待嫁女子或还愿者自己一针一线地包办。 (65) 商业生产的泛滥，更衬托出亲手制作的别具慧心，因此，在西门庆大宅里，鞋面花样的设计和绣制，对比于缝制布鞋底，更被认定是高尚的身份象征。
晚明时期，通过未剪裁的绣花鞋面，市场品味逐渐入侵闺阃。我们并不清楚，西门庆想买鞋面给蕙莲时，能够有哪些选择；不过，从过度装饰的风格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市集、青楼，以及闺阁品味之间，显然互有影响。宋代和元代缠足鞋式，以单色为主，例如柔和中性的淡黄色，并以同色的丝线绣制花样。孝靖皇后的淡红色高跟鞋，尽管较为醒目，但同样是单一色调。总之，早期的女鞋，有时以纹面锦缎制成，上头饰以小小的蝴蝶结，然而就算如此，它们依然维持着朴素无华的调性，以及典雅细致的美学感性，人们只有从丝线的反光闪烁，才得以窥见它们在质地上的微妙差异。
西门家女主人们的手工作品，则呈现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她们以主要色系为鞋面底色，然后，调色盘似的在鞋面上搭配种种华丽的色彩：大红或黑色的鞋面，对比着白绫鞋底或绿提跟儿；紫色的鞋面上，缀饰了金色扣花。桃红色鞋面上，还有“羊皮销金”的滚边。田艺蘅（1609年在世）肯定地指出，在他的时代里，“羊皮销金箔”是一种新式的材料，大量出现在女鞋的制作上。 (66) 随着时代的发展，配色愈见驳杂，用色愈见大胆，到了清末，以对比色调表现刺绣的层次，已成为常态性的作风。
清代物质文化无所不在的吉祥图案——从瓷器、绘画，到织品和服饰——在鞋面设计上，也同样显眼。图案的吉祥双关语，变得愈来愈繁复；寓意“福”的“蝙蝠”，已经不够。多子多孙和恩爱良缘，这两种热切的渴望，以一幅幅色彩鲜艳的绣花图案，具体地表述在鞋面和鞋底之上：莲花、蝴蝶、石榴、双钱、瓜蔓、金鱼、桃子、八仙，等等。帝制时代进入尾声之际，仿佛是要从满溢的祝愿中，寻得一个喘息空间似的，鞋面商品上的图案渐渐变得稀疏、含混与抽象。平整而专业的缝制手法，加上制式化的花卉图案设计，成为晚清绣花鞋履成品市场的大宗，说明了足服终究是凡俗商务的一个项目。1904—1911年间，刺绣已然变得过于麻烦，彩绘花样于“浆而砑光”的布鞋面（名曰“京漂”）上应运而生，量产出一种新的景观（见图七D）。 (67)
在家中组装自外购得的配件，仍是清代缠足鞋履制造的主要模式。在19世纪，职业木匠制作标准化尺寸和样式的木跟和木底，再由男性小贩带着它们和鞋跟底板，以及其他缝制用品，沿街叫卖，一边走一边喊：“买木头底子呀！”（见图七E）。在江苏，木底贩子随身带着凿刀，视顾客需要进行修改，这个步骤称为“车木底”（或“锉木底”）。在天津一带的村镇里，用以微调木底的锉刀，乃是家家必备的工具。有关晚清时期河南、山东一带的木底交易，《采菲录》里的一份罕见记载指出，市面上供应有三种现成木底，按销售情况，由多至寡依序为：鞋跟底（“半截底”）、鞋尖底（“前底尖”），以及由跟至尖的全底（“通尖底”）。 (68)
木底的标准尺码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引，使我们对缠足的平均尺寸有所掌握。全底尺寸标号为一号（7.6英寸）至十号（3.3英寸）。鞋跟底由鞋跟向前延伸至鞋中心，尺码亦分十个号次，每增一号，其长递减零点3英寸：一号为4.8英寸，二号4.5英寸，以此类推，到十号则为2.1英寸。木匠以每串十双鞋跟底整批卖出，每串均包括一号至十号尺码各一双。不过，零售商贩可拆开贩售，尺码愈大者，定价愈高。三至七号的中间尺码（4.2至3英寸，转换成鞋长则约为8.4至6英寸），货源最足，最易购得，而最大的一号和二号尺码木底，最快售罄。
木底的价格，至少就资料所载的华北地区而言，同样具有标准化的结构。零售商向木匠批发木底时，若想多要一号和二号尺码，需额外加价四成。木匠也可依顾客指定，特别制作非制式的木底。如果指定的样式和尺寸，需要另行车改标准尺码的上、下、旁三边，其索价为原批发价的五倍；如只车改其中一边，加倍即可。在江苏各县，标准尺寸的木底零售价格，在19世纪80年代，每双四文钱；到了20世纪头十年，价格上涨一倍，每双高达八文钱。但随着反缠足运动的开展，这项行当也迅速没落了。 (69)
至于鞋面的制作，较不那么商业化。现存最早有关机械化再制鞋样的例子，出现在一部名为《坤德宝鉴》的家庭日用类书，刊印年代为1777年。 (70) 该书最后两卷（卷八、卷九）所载录的，是极其丰富的缝制和绣花图样，均以实际大小呈现，内容涵盖了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各式日用品。卷八以馈赠男人留念的物品，以及送给小孩的物品为主：男帽、童帽、四款荷包、牙签筒、扇络、针插、粉铺、纸袋、枕顶、童鞋（图二十A）、男鞋。卷九则着重在女性衣物：冠髻、手巾（“妇巾”）、女童发箍（“童花箍”）、衣领（“花领”）、翻领（“花眉”）、大袖、小袖、裙片、裤腿、鞋面花绣样（“鞋花”）、鞋面云绣样（“鞋云”）、靴筒云绣样（“靴云”）（图二十一A）、鞋帮嵌叠云绣样（“查云鞋式”）（图二十一B）。 (71)
这部类书的前七卷， (72) 属于“回收型”的资料，内容完全摘自两种传统文献：道德训诫书类，以及如同《事林广记》和《居家必用事类》这类的实用家庭百科全书。 (73) 编纂者坛眠道人这么说明他的编纂目的：“用做香阁清供，使置于绣箧之旁，昕夕相伴。或者目触心惊，庶知三从四德。井臼针黹，非徒贫贱家所当务，即富贵女，亦断难忽略者也。”通过这番修辞，他将《坤德宝鉴》定位为一种传统的女训文本，目的在于劝谕妇女恪遵其家庭天职。乍看之下，这部类书似乎是在指责商业时代带来的堕落；长久以来，女人忘却了如何操作必需的女红，所以才需要重新教导她们描绘绣样的技巧。
然而，说归说，《坤德宝鉴》在骨子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它与家庭道德的关系，远不如它与市场文化的关系密切。由印刷业者刊行的这部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商品。缝式和绣样，说不定确有启迪闺秀的效果，不过，它们更大的用处，可能在于帮助一群粗识之无的女子。她们一心想要制作有附加价值的物品，以便拿到市场贩售，却苦于欠缺技艺方面的教育训练。这也是为什么书中绣样全是小型物件，图案设计多属祥云花鸟之类。荷包、扇络和童帽等小型佩戴物件，在市场上的需求量相当庞大，它们全都是用以馈赠友人和陌生人的典型手信，称得上是恰当的社会润滑剂。翻领和衣袖滚边等小件织品配件，则是“绣庄”的销售大宗，专供忙碌的主妇或裁缝购回组装成衣。
若依作者宣称，《坤德宝鉴》肩负着复兴家庭织作的使命，不过，在实际上，这部书既见证了市场入侵家庭织作的情形，也说明了那些让人颇感乏味的制式化拼装设计，究竟由何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鞋面刺绣充斥着花样和云样设计图案，书中却不见鞋子本身的描样。后者只有在清代最后十年才以图绘的形式出现，这个现象意味着，直到那时，设计、剪裁和组装缠足鞋式的技巧和知识，都还停留在女裁缝之间的“私相授受”；换言之，它们仍属于一种依靠身体具现传承的女性知识。
《坤德宝鉴》想必大受欢迎，供不应求，因为一直到19世纪，都还看得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抄复本，在其中，两卷绣样是用超细小楷毛笔精描原样而成（图二十B、二十一A—B）。事实上，这个特地以手工描制的复本，比原始版本更细腻，其绘制想必极为耗时费神。 (74) 或许，这是毋庸置疑的：物质生产或再制，如果像这样承载着身体轮廓的触觉铭印，都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映照出妇女们以针线创造整个锦绣世界的昔日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