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身体：女性的呐喊
既然化为赏玩家、作者、读者，以及妇女的同情者等身份的男性，在论述场域具有霸权式的地位，当我们聆听《采菲录》里出现的女性声音时，自须考虑到此一背景。虽然若干来函和诗歌看起来的确像是出自女性手笔（其作者署名均加上“女士”此一性别称谓），但是绝大多数的“女性声音”，是以证言的形式呈现的。 (47) 在这些关于缠足经验的“第一手”叙事里，“痛”乃是最根本的关怀，甚至可以说是架构全文的核心原则。
通过“痛”，女性身体取得了叙事文本的发声空间。《拗莲痛史》即为一典型的证言，在这篇文章里，当事人阿秀女士抒发她对旧式文人的抱怨，说他们对小脚的喜爱，“目为珍玩，不惜舞文弄墨为之点缀”（采初：第255页）。“在吾辈女子身受者，实无异罪犯之受桎梏，甚或过之。谚云：‘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即此可见此举之惨。侬亦过来人，不惜以予当年所受断筋折骨之痛苦，形诸笔墨，以期唤醒世上一般爱莲君子焉。”（采初：第255—256页）舞文弄墨的“男性”与身受剧痛的“女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强而有力地诉说了权力不平等的性别化本质。
这位女子虽被“目为珍玩或古董”，然而一旦她将亲身经验形诸文字，就等于是在抗拒她的客体地位。我们不清楚“阿秀女士”是否真的是一位女性或女性作者主体。 (48) 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过的，像蔡爱花这样的女孩，确实曾在学校集会中上台发言——尽管是在她哥哥的激励之下——而且她们的话语有时也会由男记者刊载于报端。然而，若想分辨出真正的女性声音或纯粹的女性观点，将会徒劳无功，白费心血。阿秀女士证词的重要性在于，“缠足妇女作者”此一身份属性及其有关身体感觉的叙事，都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作为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女性的证言戳破了文人靠生花妙笔烘托起来的缠足光环。发自体内的声音听起来沉重又平实，相形之下，天花乱坠的男性特权声音，开始有些刺耳。
反唇相讥的妇女，具有一种颠覆的潜能，这可由阿秀女士使用“古董”这个赏玩家们常用的词汇看得出来。据她所说，在民国初年，当时还是少女的她进入一所女校就读，但以缠足之故无法参加体育课。“同学目为古董，时加讪笑。”（采初：第257页）从陶报癖到胡也频，再到阿秀女士，“古董”的比方数度易手，终于，“行将消逝者”获得了发言的空间，也撕去了古董化客体的标签。如此看来，陶报癖的名句“现有者而加以欣赏，似无不可”，再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或无懈可击了。
女性的声音并未述说新鲜的内容——不外缠足是痛苦、过时和不可逆的等老生常谈——也不曾在男性开启的古董论述之外，增加什么新的词汇。但是，这是发自女性体内的感受，因而启示了另类的文字书写，同时也成了经验和真实的泉源，就这样，女性证言引领我们进入揭露模式的最终阶段——如前一章讨论过的，揭露模式代表着缠足论述在现代的断裂。19世纪以前，在文字与视觉的遮蔽之下，缠足得以维持不坠的文化声望，但是历经现代的种种揭露之后，如今正式宣告烟消云散。
阿秀女士用以记述其“痛史”的语言，平淡无奇，包括过度频繁地使用“痛”这个名词/形容词。有一次她使用了一个老掉牙的形容，“其痛乃如刀割”（采初：第258页）；但到了文章最后，她又坦言道，“且纤足者当雨后霉泛，其痛楚更不能形诸笔墨”（采初：第258页）。其后收入的另外两篇女性声音，以口述记录的“自述”形态呈现。虽然，比起阿秀女士的写作，这两篇的口语性和表达性较为丰富，不过就语汇的创新性而言，三者相差无几，并未出现特别的用字遣词。其中一篇的自述者名为金素馨女士，她先是以“双足火热”形容初缠的感受，然后，当她描述在外婆家的紧缠经验时，再度使用了“火热”的意象：“双足渐感膨胀，继而火热（发）作，陆续刺痛，辗转不能成寐。虽然，宁死决不稍松予之脚布。有时痛极饮泣，惟有咬定牙根，强忍过去。”（采初：第259—260页）半个月后，她另行更换五尺长的裹脚布，并制软底睡鞋，夜间缠裹后，用以套着双足。然而在接近成功之际，两脚小趾却都红肿化脓；她用棉花将患处拭净，再以贴上少许棉花，然后继续缠裹，“缠时痛彻心腑，身躯为之抖颤”（采初：第260页）。过了一阵子，痛楚“似稍可忍”，因为双足已然“麻木无知”了。
金女士铁石般的意志，至少有一部分是受到幼时经历所激发。那是在11岁左右，有一回她随母亲到外婆家祝寿，来宾中有一对年龄相仿的张姓姐妹，她们的双足皆瘦不盈握，赢得众人赞赏，金女士的舅父更以之相比，笑说人家的脚儿“又小又正”，而她那双还不够小的脚儿“又大又肥”，其他来宾闻言视之，亦相与嘻笑嘲谑。此事给了她莫大的打击，从此暗下决心，“纵受任何痛苦，誓死加紧缠足，以雪此耻”。为了紧盯自己的进展，她疯了似地量脚，一旦脚变得稍小，鞋子变松，便立即赶制更小的鞋履。本章前面曾提到赏玩家执着于精确测量，象征着科学主义的大获全胜；如今我们又看到金女士也有同样的执着，但她的执着却表征着女性对于自己有能力改造身体的喜悦。在缠裹的过程中，妇女对于身体因自我意志而改变的满足——以及因而产生的能动性感觉——与我们在前一章谈到的身体顽强性，以及放足过程的徒劳无功，恰恰形成强烈的对比。 (49) “第五小指，与足踵距离日近，量之为四分。足心足踵间之缝，亦日益深下，量之约八分。……缠至三十天，予足已小至二寸九分，较前又缩去九分。”这篇自述的最后一句话，是一段自傲的叙述：“远近数村诸姐妹论足，已推予为魁首矣！”（采初：第260—261页）
金女士并未发明新鲜的形容词来描述她的痛楚，但是通过反复述说测量结果，她的自述产生了一种累加性的力道，使读者一瞥她肌肤之下的身体。她的声音相当生动，动机也值得采信，不过最令人动容的，还在于她对于痛苦的忍耐力，彻底表露出她的能动性。听到这段声音之后，我们开始理解，“痛苦”在女性的动机与欲望结构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至于它是否为“真实”女人发出的“真正”声音，我们可以暂且不予追究。不论如何，在我们听来，它就像是女性的声音，截然不同于男性赏玩家的话语，因为，古董和科学测量这两种常见的主题，在这些有关女性身体经验和疼痛经验的创造性叙事当中，获得了崭新的喻义。
阿秀女士的声音引来一些仿效者，因为就像一位署名“觉非生”的作者所说的：“《采菲录》内诗歌多，记实少，只阿秀女士《拗莲痛史》等三四篇，可谓棒喝。”（采续：第50页）这名作者的“觉非生”笔名，以及他所使用的禅宗“棒喝”典故，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毕竟这些都是帝制晚期情欲小说中常见的元素。在这些小说里，男主角到最后大多痛改前非，像这种极具宗教性质的醒悟，总是扮演着遮羞布的角色，试图遮掩小说前段有关男性欲望与性需索方面的煽情叙事。“觉非生”的《莲钩痛语》收录于《采菲录续编》的“劝戒”单元（采续：第50—57页），它显然跟前面提到的“莲教信士”的“姥”访谈录一样，都属于男性叙事的范畴，同样也并接了女性对于自我身体的欲望，以及男性对她的欲望。至于声音性别游移不定的问题，则不存在于这个例子，因为女性经验的呈现，在此完全表述为向男性亲属诉说的证词。这使得“觉非生”能够以第三人称写实地叙述女性的痛苦经验，原先的情色遐思，也在男性制式化的“觉今是而昨非”说词之下，有气无力地熄灭了：“不禁想裹脚恶俗，荼毒女子太甚，平日爱莲之心，顿然消尽矣。”（采续：第51、63页）
事实上，“觉非生”挂名作者的《莲钩痛语》，共有三篇（其中一篇名为《莲钩痛史》），分别记述了他的妻子、妹妹，以及北平（今北京）一位邻妇的证言。 (50) 对于妻子的缠足回忆，他的记述颇有创新之处，因为这篇文章完全意识到时间的过滤作用：“予妻生于河北通县，沿于习俗，年七岁即将双脚缠裹。当其初缠，所经痛苦，以年久日深，率多忘却。独有二事，至今犹能追忆。”其中一件事与她母亲的大意有关：有一次缠脚结束停当之后，她母亲为她密缝裹脚布尾端固定之，却不慎针穿她的脚趾肉，不过母女二人当时都不知此一意外的发生；女孩虽感剧痛，但在母亲严命之下忍痛穿鞋，蹒跚而行，直到数日之后才发现，大拇指左侧已与裹脚布缝连。第二件事是在她14岁时，为了矫正“足背不正”的问题，她毅然决定忍痛，下了一番苦工。其方法为盘膝而坐，脚心相对，以衣砧压在脚上数小时，然后再用窄带束缚隆肿之足背，“如是二月，非独歪背改好，即足跟足趾，亦平偏许多”。（采续：第50—51页）将焦点锁定在这些痛苦事件的叙事策略，确实有其效果，因为它借由身体内在的记忆思路，突显了女性身体的独特性。每当这名中年妇女回想起这些事件，残存的痛苦记忆便袭上心头。而且，一旦脚部发炎，她便会以豆腐皮或菜叶覆盖在缠足患处之上（采续：第51页）；她的身体同样记得这些痛楚。
“痛语”书写变成了一项产业。一些带有仿效性质的证言陆续出现，它们或者使用“书莲钩痛语后”的标题（采续：第51—54页），或者干脆套用“莲钩痛语”四字（采续：第57—59页），不过这些文章是以女性第一人称的声音呈现，而且作者署名也是女性名字。这类“痛语”文献，有的侧重在放足痛苦的描写，因此对于“采菲”赏玩家一再吁求“不妨稍加宽容，以免重受活罪也”，尤其感到心有戚戚焉。也有人也开始访谈妻子（采续：第65—66页）或年长佣妇（采续：第59—63页），不过，不论是疼痛这个主题，还是用以描述痛楚的语汇，都已弹不出新调。后来，这些证言听起来就跟缠足习惯本身一样，已到了乏善可陈的地步。
诉说疼痛的语言，直到1941年才又出现了一番新局面。在这一年，姚灵犀付梓了最后一部《采菲录》（即《采菲新编》），里面收入了一篇题为《缠足经验记》的证词型叙事，内容为一位“海城王家大姐”的疼痛经验谈。这篇文字的描述手法，采用了精确的、层次分明的生物医学论述，包括尝试着以解剖学名词来指称身体部位。对于女性身体疼痛的形容，既按时间序列详述极痛时期两年间的情况，又依痛楚的轻重程度和时间长度分别说明，此外，还细心地区别了疼痛的性质：“酸痛”抑或是“发涨撅痛”（采新：第22—24页）。
这篇女性证词是一篇长篇叙事的附录。这篇叙事的标题为《缠足概说》，属于一篇综合性的文献，其中收录的内容，从赏玩文学到家庭日用类书，各种元素应有尽有：民俗志、起源论述、儒家礼教、功用、方绚、女性证言、食补偏方、制鞋法、缝制膝裤法、手脚举动法、闹房戏乐、劝说教育与工作生活等（采新：第1—43页）。尽管单独来看，这些元素和资料都是撷取自过去既已存在的论述材料，不过，就其广博性和运用生物医学词汇的角度来看，此一长篇叙事，完全是现代才有的新鲜事物（采新：第10—11页）。更令人惊奇的是它竟然“标新立异”地认为，女性的教育与工作，与缠足不相冲突，可以并行不悖。文章作者在交待过缠足女子的举止法则、足服缝制和闺房乐趣之后，随即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评论道：“那脚痛苦时期，已经过去，这就当要她读书识字，受些相当的教育。”（采新：第42页）散步、打太极拳之类的体能活动，也都在建议之列。整篇叙事在结束之前，还摘录了著名的曾国藩家训中的妇女功课单，以供家庭妇女日常作息和劳动生产活动之参考（采新：第43页）。
这篇叙事以一种文化相对论的主张为开场白：“人工美容术：即用人力变更常态，如美洲土人的头部变形、牙齿造形术、指爪和鼻之变形、欧洲妇女之细腰，以及我国妇女之缠足是也。”（采新：第1页）像这样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并列齐观的看法，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它早已蕴涵在晚清以来笼罩在国族主义巨型史观之下的反缠足修辞。不过在这里，语气不太一样，因为在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刻，中国人早就不再为妇女缠足一事进行辩护。所有针对缠足的批判，都已变得多余和无谓。缠足已成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全知角度的叙事观点——从女性身体之内与之外；从中国内部与国际世界——标志着客观主义的胜利，终而使得赏玩文学为之改观，同时也消除了旧式文人局部的、回望的视野。即使是缠足妇女的主观身体经验，如今也能以一种客观的语调来描述。这篇文章的作者化名为“保莲女士述、喜莲生撰”（采新：第1页），虽然让人联想到赏玩文学常见的作风，但是“男性选述女性经验”的合成声音，在一个只能玩弄叙事声音和视点的世界里，已没有什么噱头。关于缠足，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它的的确确已经“死亡”，也因此，我们总算可以将之“放生”了。
《采菲录》的编纂，源自想要掌握全部知识的乌托邦式欲望，它因而造就了一种广义上的，有形无形的“档案”（archive）。Thomas Richards告诉我们：“档案既不是一栋建筑，甚至也不是一套又一套的史料，而是所有已知或可知的事物，通过集体性的想象所产生的一种汇合。” (51) 档案之所以成为档案——既要广博又可归类整理——就必须维持明确的界限。唯有在民国初年，缠足不再保有文化背书的发展能量之后，缠足档案的收束才成为可能。然而，即使档案所记录的缠足习惯已然消逝，档案本身依然无法完全关闭。总是有可能因为在某个尘封阁楼里发现逸失的文本，或是在某地出土了一只前所未见的莲鞋，结果又有新的知识注入。促使姚灵犀等人编写《采菲录》、享受传播缠足知识的动机，不单是怀旧情怀，更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冲动。
《采菲录》的内容，主要是“回收”或摘取旧有的零散文献，再加以拼凑组装，尽管如此，它仍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文本，亦即，它成功地创生了崭新的文本形式和意义。这个创新性，部分可以归功于它那些模拟旧式文人的现代编辑者的自我呈现。第二个理由则是主宰20世纪30年代通商口岸市场经济的利润动机。瓷窑作坊和鞋匠制作了大量的鞋状物品，它们的形制，通常是依照愈来愈富于想象力的语言描述。陈列在各大商场架上的这些物品，则又重新引发了宴饮场合里的诗词题咏。结果，经由这套“文字—物件—文字”的循环再生机制，不管是档案还是商场，都杂七杂八地充塞着冗赘而且全然属于现代发明的文字和事物。文字也好，物品也好，它们都是“实物”——至今仍然藏于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不过，它们既不值得相信，也不曾直截了当地表明缠足的“真相”。
大量的文本、物件和意义因《采菲录》而被发明出来，这个现实使得我们身为历史学者的任务更加复杂。档案如同一座装载着各种欲望的库藏，它并不是任令我们随意采集的中性史料汇编。进入《采菲录》的世界时，不应把自己当成公正客观的事实调查者，相反，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要领略其中的夸张感情和逸离矫情，因为正是这些情绪架构了男性的金莲异想世界。征引和重述固然可以衍生出新的意义，但是我们最好记住一件事，相同的讯息，就算出现了三次，也并不表示它就正确无误。把《采菲录》里的偷窥男人和缠足妇女的第一人称写实叙事，视为男性欲望与女性痛楚的直接陈述，确实非常诱人。但问题是，缠足经验的“真实”，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档案之外，一个尚未整理归类的世界里。
(1) 姚灵犀一家人在天津的住址为英租界孟买道义庆里58号。Ruth Rogaski告诉我（2000年12月间的私下讨论），这一带的居民主要是中低阶层的华人。我们对于姚灵犀（笔名训祺、君素）的生平所知有限，现有文献提到的，大抵不出他在《采菲录》里提到过的讯息。不过，我有幸检阅台湾柯基生医生私人收藏的姚灵犀诗文书信手稿。关于姚灵犀的资料，柯医生的收藏无人能出其右。从这些手稿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灵犀依然活跃于文坛，并曾写过庆祝“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等诗作。根据他的朋友徐振五写于1961年的一首诗，姚灵犀出生于己亥（1899）11月30日。姚灵犀的最后一首诗作，写就于1959年。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柯医生慷慨借阅他的收藏。
(2) 《天风报》刊行于1930—1938年间，《天风画报》则刊行于1938—1939年间。感谢关文斌帮忙找出包括这一则在内有关天津的材料。姚灵犀原计划出版上、下两册《采菲精华录》，不过下册始终未曾付梓。我尚未发现销售量方面的资料。《采菲录（初编）》（1934）定价国币一元五角，大约是一般书价的十倍；虽然价格不菲，却相当畅销，并于1936年元月再版（再印），而且，《初编》再版后一个月，《采菲录续编》（1936）即已出版，定价一元五角；接着出版的还有《采菲录第三编》（1936），定价一元二角；《采菲录第四编》（1938），定价一元五角；《采菲新编》（1941），定价三元八角；以及《采菲精华录》（1941），定价三元五角。
(3) 《采菲录》各编的单元，大致包含如下类别：“序文”“题词”“对于《采菲录》之我见”“考证”“丛钞”“韵语”“品评”“专著”“撮录”“杂俎”“劝戒”“琐记”“谐作”“附载”等。这个分类缺乏明显的逻辑，各单元出现的顺序也不固定。因此，就其格式而言，《采菲录》与传统的丛钞或笔记相似，都依取得的材料进行增删编纂。
(4) 陶报癖娴熟多种文类，著作颇丰。他有一篇谈论缠足赏玩文化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各地缠足风格和习俗相当熟悉（采初：第127—134页）。亦见他的诗歌作品，这些可能是朋友之间的饮酒戏作（采初：第100—109、116页；采四：第82页之后）。据说他写了“百万余言”的《莲史》，但在他死后，手稿就被妻子烧掉了（采初：第290—291、355—356页；采三：第185—188页）。他也写过一篇书评文章，名为《前清的小说月刊》，收入1922年出刊的《游戏世界》杂志。
(5) 邹英是朱承与的笔名。在《采菲录》团队之中，他是撑到最后的成员，1949年后，继续留在上海。退休时，他是一位店铺店员。遗憾的是，他已于2001年过世，我因而失去了访谈他的机会。感谢杨绍荣先生告诉我有关邹英的生平。
(6) “采菲”一句出自《诗经》里的《邶风·谷风》。Arthur Waley 如此英译此一诗句：“He who plucks greens， plucks cabbage/Does not judge by the lower parts.”（The Book of Songs， trans. Arthur Waley〔New York：Grove Press， 1996〕，p.30.）历来学者普遍认为，这首诗歌表达了弃妇的哀怨。不过，这两种蔬菜较受重视或轻视的部分，究竟是根还是叶，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关王夫之的文本解读和评论，见金启华译，《诗经全译》（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第76—79页。“下体”解做阴部，提倡者为李渔，见他的《闲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46页；亦见周作人的引述，见舒芜，《女性的发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第240页。方绚和李渔都操弄了“采菲”一词的暧昧意义，游戏于猥亵性和经学正统加持的神圣性之间。
(7) 关于20世纪20年代实证科学主义的大获全胜，见D.W.Y.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以及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93。亦参见《采菲录》的警告：“自己的两双眼还靠不住，何况旁的事物呢？”（采初：第9—10页）
(8) 每一册《采菲录》都像是一种“引述回路”（loops of quotations），让人想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语录”（collection of quotations）阐明了语言的无尽的、再生的连载性（seriality）。见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6。
(9) 《采菲录》的专栏和选编，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亦有所改变。起初，较多的篇幅用于传统文献的汇编，以及科学性的调查，里面刊载的文章也有较高的水准。不过，可以理解的是，优质材料终将穷尽，滥竽充数在所难免，后来收入的文字，就其调性和内容而言，愈见浮泛，而且，也有愈来愈多的第一人称叙事，里面常常充斥着性描写。访莲社的成立，可视为编辑者的努力，一方面可以扩大读者群，另一方面也想要借此提升来稿品质。根据访莲社的一份启事，该社欢迎“现仍缠裹或已解缠的妇女”（“过渡时代的女同志”）借来信询问有关“莲足内部之整形或外部之修饰”方面的问题，并且说道，有位名为陈静筠女士的专家，将会专函答复（采四：第366页）。至于是否真有妇女去信询问，我们并不清楚。
(10) 姚灵犀委婉地表示，不少年轻读者确然因为他的专栏而心生缠足的念头（采四：第343页）。其中包括一名久病不愈的男学生，希望缠足以产生护身符的作用（“厌胜”），向姚灵犀请求软骨药方，姚未答应，但约见对方，姚并请一位医生朋友同往，不过该生并未赴约（采初：第220页）。另一个例子是一名15岁大的女孩，她写信给姚灵犀，请教能够使双足在最短时间内缠小的速成方法，以宽慰她那位在异乡工作、即将返回的守旧父亲。姚灵犀原本怀疑这封信是恶作剧，后来又接到来函，为信中内容所说服，相信确为女孩手笔，于是将女孩的问题转介给他的朋友，以求集思广益之效，他后来也把相关信件和友人函复都刊载出来了（采初：第356—361页）。这是有关女性声音的一个极端例子，在此，她的文本被认定是真实的，但她的请求在本质上，在拒认年代里显得如此捍格突兀，以致令人怀疑。关于《采菲录》里一系列的女性声音，以及其中的真实性问题，在本章后面还会有所讨论。
(11) 在晚清小说的世界里，“游戏”与“消闲”的风格模式，不但位居主流地位，更是发行于苏州的《礼拜六》周刊的编辑宗旨。《礼拜六》这个名称乃是仿照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它常被视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本营，这类小说是一种流行的都会娱乐形式。另一位小说作家、自称“游戏主人”的李宝嘉（1867—1906），于1897年创办《游戏报》。同年，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小说家吴沃尧（1866—1910）也创办了《消闲报》。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闲谈》（京都：法律文化社，1983），第5—8、252页。
(12) 正如Susan Stewart提醒我们的，“微型”（miniature）与对童年的怀旧乡愁有关。体积小的东西也让人觉得易于驯化和操弄（On Longing， p.69）。
(13) 晚清小说是一种巨型文类，里面也包含了戏剧和诗歌，它与传统小说文类的差别，主要在于其文稿付梓面市后，在书报摊上销售的速度（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第239—256页）。王德威认为，晚清时期乃是中国“文学现代”的开端（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陶安化（即陶报癖），《小足捐》，《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六号（1907年2月），第177—186页；引文摘自第177页。《月月小说》杂志创刊于1906年9月，1908年12月停刊。陶报癖的这篇短篇小说刊载于1907年2月，当时的杂志主编为吴沃尧（见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闲谈》，第13页）。陶报癖本籍湖南安化，便以“安化”为笔名。
(15) 根据这个税捐构想，“六寸”成为判定是否缠过脚的标准。“小足捐”的构想来自一篇名为《天足会陈词》的文章，刊载于《万国公报》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号；该文亦收入李又宁与张玉法合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第854—856页。
(16) 正如小说情节模拟了现实生活一般，现实生活有时也与小说故事若合符节。根据姚灵犀的记载（采四，第155、171页），显然有一名徐姓湖北候补官员（听鼓鄂省）曾经拟了一篇“条陈”，建议开征小足捐，论寸计捐，一如陶报癖小说里所描述的。但未知陶、徐二人的说法孰先孰后。〔译按，姚灵犀在记载里所说的“徐姓候补官员”即被誉为中国近代兵工业先驱的徐建寅（字仲虎，1845—1901），他曾与傅兰雅合译《电学》《兵学》等西书，历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建船政提调等清末工业机关的职务，也曾以参赞身份出使德国，后为张之洞招揽，赴湖北担任汉阳钢药厂总办、炼钢厂总办候补道，1901年3月间实验无烟火药时，发生意外，当场殉职。1899年冬，天足会在上海工部局练兵堂召开大会，包括徐建寅在内的中外官绅名流150人获邀参加，席间徐建寅曾有开征小足捐的议论，其讲辞经《万国公报》编辑蔡尔康删节后刊登，即前注所说的《天足会陈词》一文，而陶报癖写《小足捐》，便是讽刺徐建寅的这篇陈词。至于姚灵犀说徐建寅曾撰写奏章性质的开捐禁缠足“条陈”，而非会议发言性质的“陈词”，或属误会。〕
(17) 以此而论，《小足捐》可归于晚清的谴责小说一类，对于气数将尽的晚清官场丑态，极尽揭露嘲讽之能事。这个文学类型在20世纪头十年特别突出，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了几部知名度更高、篇幅更长的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连载）、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1904连载；1906—1907续载），以及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连载；1906—1910续载）。
(18) 我在一篇稍早的论文里（“Bondage in Time： Footbinding and Fashion Theory，” Fashion Theory： 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1， no.1〔March 1997〕：3—28）曾指出，像这种形式与内容——或者说，再现与内在真实——之间的分离，肇因于一种现代的观看形上学。Timothy Mitchell认为，这种分离正是“殖民权力”发挥作用的主要模式（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9) 这种文本对称性亦可见于一份早期的反缠足文宣：上海长老教会于1894年刊印的《劝放脚图说》。根据姚灵犀的描述，这份文宣包含了十八“叶”，每叶由两页组成，一页绘图，一页解说。前九则图文的主题与赏玩有关，如“古时美女”；后九则的主题则与反缠足有关，如“缠脚痛苦”等（采初：第239—240页）。《采菲精华录》收入了其中一组图文，即“窅娘缠足”。第三个例子，见贾伸的《中华妇女缠足考》（北京：香山慈幼院，1925）。第四个例子为邱炜萲的《缠足考》（文后即为《天然足考》），收入他的笔记作品《菽园赘谈》（1897；《香艳丛书》第八集第三卷收入其节录本，题曰《菽园赘谈节录》）。
(20) 像这种在反缠足文献里逐字引述赏玩著作的现象，也见于若干宣扬反缠足的作品，它们公开宣称的标题为《缠足研究》，而非《天足研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贾伸的《中华妇女缠足考》，另一例则为周颂尧的《缠足》，二者为最早以书籍形式出版的反缠足论文。不管是标题还是部分内容，都不是作者的立论旨意。还有许多诗作采取了《咏美人足》或《咏女子缠足》之类的题名，但诗句里充满了诸如“赤双趺”或“男女平权”的国族主义口号。（采初：第96—98页）
(21) 关于回收历史作为一种现代的和创新的怀旧形式，见董玥的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2) Susan Stewart注意到，对古董和奇珍异品的着迷，意味着一种对于童年和童玩的回归心理（throwback），而这种着迷也与收藏事物的动机相似，均出自一种想要主宰生死的欲望（On Longing， pp.75—76）。不过，整组收藏与单一古董之间， 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异：在整组收藏里，所有收藏品各自的由来脉络，都已瓦解，代之以收藏者的时间序列；亦即，依Stewart的说法，分类取代了起源（p.151）。相反的，单一古董“本身即呈现了一种起源之谜”（p.76）。它体现了对于源头的乡愁，以及对于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沉迷。
(23) Judith Zeitlin， “The Petrified Heart： Obs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t， and Medicine，” Late Imperial China 12， no. （June 1991）：1—26.
(24) 这两部丛书分别为《香艳丛书》和《说郛》。以《说郛》为名的丛书选编，版本众多，不同朝代都有。收入方绚作品的版本，其编者为晚清的吴兴文人王文濡，据他所言，该选编只收入江浙一带可靠的珍本或钞本。王文濡的《例言》日期注明为1915年。方绚的著作总其名曰《方氏五种》（《说郛》〔台北：新兴书局，1963〕，第1241—1255页），包括最常被提及的《香莲品藻》，以及知名度较低的《金园杂纂》《贯月查》《采莲船》和《响屧谱》。最后的《响屧谱》是一种棋戏图谱，这种博戏使用鞋子形状的棋子；题为宋代的杨无咎著，清代的方绚注。“响屧”的字面意义为“发出声响的鞋子”，引申为当一个美女穿过走廊时，脚上高底鞋发出的响声。前四种作品也收入一部年代较晚的丛书：高剑华编，《红袖添香室丛书》（上海：上海群学社，1936）第二集，第108—153页。高剑华为许啸天之妻，许啸天则写过有关方绚著作的品评文字（采续：第292—296页）。
(25) 方绚，《金园杂纂》，《香艳丛书》第八集第一卷（上海：国学扶轮社，1914），第2027页。“金园”为方绚的别号。
(26) 方绚，《香莲品藻》，《香艳丛书》，第2069—2070页。
(27) 方绚，《香莲品藻》，《香艳丛书》，第2067页。平山堂在1736年重建时，园中种植了一百株桂花树（赵之壁，《平山堂图志》〔京都：同朋舍，1981〕，卷一，第4b页）。感谢梅尔清告诉我这则资料（私下交谈，1998年7月）。在方绚的作品里，像这样提及具体地名的句子，并不多见，但这项资料并未提供有关他的时代和其人真确存在的决定性证据，充其量暗示着他是乾隆时代之后的作家。方绚在此所说的“仰窥”，应该是仿效李渔的说法（见第五章）。
(28) 《香艳丛书》指出，它所收入的方绚作品，出自安徽南陵徐氏收藏的钞本。南陵徐氏的收藏，多为女性赏玩文学方面的文本。拥有者为徐乃昌（1862—1936），他在1895—1896年间刊印了著名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内中选编了一百位“闺秀词人”的作品；1909年又续编了《闺秀词钞》。这两部词集盒装在一起，并以前者的标题印行（未注明出版地，或许为南陵：小檀栾室，1895—1909）。
(29) 方绚，《金园杂纂》，《香艳丛书》，第2086页。
(30) 见许啸天对《金园杂纂》所作的评论（采续：第292—296页）。《采菲录》里出现引述方绚文句的例子，见采初：第131页；采续：第230、234页及第291页之后；采新：第8页。
(31) 邹英是“葑菲闲谈”单元的编辑，根据他的说法，他的编辑原则是，对于作者所描述的现代情景（例如女性按摩或“捏弄”自己的脚），“事事以对证古本为原则，期字字有来历”（采续：第185页）。这显然是个难以达成的目标，只不过呼应了他和姚灵犀模仿旧式文人的心态。关于明代话本小说里的性论述缺乏心理描写的情形，参见康正果，《重审风月鉴》（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第252—253页并散见全书。
(32) 在《采菲录第四编》里有一篇这种类型的记述，作者为赵亦新，这篇文章颇有奇特之处，因为它以童年时期把玩一名邻妇小脚的回忆为引子，直接转到他正在埋首写作时的当下成年世界。当时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在小憩，给予他遐思的机会。有一名住在庭院对面的缠足少妇，正在濯洗小脚时，恰巧她的阿姨来访。少妇于是呼请赵亦新帮忙开启院门。赵为之开门后，见到中年女访客亦有一双纤足。这个事件使他“衷情缭乱，执笔难以为文”，遂留意倾听两名女子就洗脚之事调谑嬉笑，“春艳意景”，惹得他想入非非。这段煽情邂逅的“当下性”，因姚灵犀明言这篇文章为“赵亦新遗作”而告消解（采四：第305—307页）。当代作家杨杨在叙述与小脚有关的禁忌话题时，也使用了宣称男孩童稚的策略。杨杨的母亲是六一村的缠足妇女之一，通过童年忆往，他引领读者直接进入村中妇女的闺房以及她们的私密世界之中（《小脚舞蹈：滇南一个乡村的缠足故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第1—5、37页）。
(33) 这个叙事者也曾详细解说抚弄金莲如何为男女两性带来快感；这番解说再度宣称是转述余爱同的经验。依他所说，“握金莲之乐，已不逊于交欢，或且比此尤甚”（采四：第48—49页）。
(34) “莲教信士”这个化名，让人联想到《情史》，这部书是晚明“情”崇拜的经典之作，它的作者冯梦龙曾誓言立一“情教”，以“教诲诸众生”。如前所述，姚灵犀对于“情”崇拜的召唤，看起来像是他心里的真实想法；相形之下，“莲教信士”的模仿，就带有矫情的味道。尽管他提到了方绚和冯梦龙，“莲教信士”却极为露骨地描写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求，而这在方绚所依随的传统文类里，是不能被表述出来的。赏玩家的小脚爱恋，被看成是一种本能，发自内在而表现于行为。姚灵犀于是如此描述现代赏玩的心理学过程：“若辈既爱小脚，当然宠此小脚之妾。爱之极，一切背谬皆可行，因之而逆母弃妻逐子之事，层见不穷。此心理上而表现于行为者也。若由性欲上而表现于行为之处亦有之，如鸡奸舐盘是也。……皆较吮嗅小脚为作呕，乃竟有人为之。”（采初：第294页）至少对于姚灵犀而言，爱小脚与性欲是两种不一样的本能。
(35) 有关明清艳情小说中的“红颜祸水”主题，见康正果，《重审风月鉴》，第57—81页。
(36)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引自大桥式羽，《胡雪岩外传》，收入《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出版公司，1984），《提要》，第1页。
(37) 有一位《采菲录》的读者回忆道，他曾在书摊购得“一小册”石印版《胡雪岩外传》，但他大失所望，因为该书“描述裹缠情形，并不详尽”。姚灵犀提到他看过一部96页石印本的《雪岩外传》，为“大桥式羽”著，“多田太郎”印，“日本爱善社”发行。这些作者、印行者、发行者都不是“真实的”日本名字（采四：第344页）。1984年版的《胡雪岩外传》，可能就是依据此一版本。
(38) 徐珂亦指出，山西太谷的富商，一到夏天，尤喜姬妾着玉底弓鞋，以其触手清凉之故（《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6210页）。
(39) 古董和奇珍异宝，在Jean Baudrillard的分类里，属于“非功能型物品体系”（non⁃functional systems of objects）项下；它们虽然只居于边缘化的地位，但因与童年有所联系，而成为提供“温暖”的物品（The System of Objects， trans. James Benedict〔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6〕，p.146）。玉鞋底充当鸦片烟板的功能，与该物材质的任何内在质地无涉；任何平面物体都适用，所以重点在于它的夸富作用。一名当过广东总督的大官，就是这类仿效者，据说他以广东籍侍婢的裸露脚跟，作为盛鼻烟的碟子（采初：第301页）。在另一个大同小异的版本里，广东某“中堂”抚粤时，据称爱以缠足女子的脚跟为鼻烟碟（采续：第153页）。《采菲录》一名作者质疑了以足心凹处盛鼻烟粉的物理难度和雅观问题，而且足凹通常令人联想到淫猥；此外，即使缠裹周正的小脚，仍应使足跟部位如鼻烟盘一般保持滑腻莹洁（采续：第152页）。
(40) 有人认为以鞋为杯始于更早的宋代，并举王深辅题咏双凫杯的诗为证，不过不论如何，这个做法总是让人联想到杨铁崖（采初：第180页；参见苏馥，《香闺鞋袜典略》〔海宁邹氏师竹友兰室清钞底本，1879〕，第37页）。杨铁崖在诗中提到，他有一次在苏州的妓院里宴饮时，曾拿一只大型莲杯喝酒，不过诗中并没有说是饮自鞋子（《杨维桢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第377页）。他倒是在一组仿效韩偓“香奁诗体”的诗作中，表达了他对小脚的喜爱，例如，里面有一首《秋千》诗，其末两行便写道：“刚风吹起望不极，一对金莲倒插天。”（第404页）
(41) 杨铁崖曾于1344—1349年间客居苏州，经常担任音乐教习的工作（苏馥，《香闺鞋袜典略》，第39页）。此一“免责声明”出自陶宗仪的《辍耕录》，引自苏馥，《香闺鞋袜典略》，第36页。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从一部唐代杂记著作中发现一则故事，里面谈到，有一位名叫唐辅明的人，曾拿了一只上过蜡的布质“半月履”作为酒杯，直接往里面倒酒就口（《酒觞趣谈》，收入《青木正儿全集》〔东京：春秋社，1984〕，第85—86页）。
(4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无出版地资料：扶荔山房刊本，1827），卷二三，第28a页；参照倪瓒，《清
阁全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0），第483页。倪瓒的洁癖故事也刻在他的墓志铭上，而且还有更多的故事流传于明末清初。据说他建造了一座架高的厕所，其下设置木格，内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倪瓒，《清
阁全集》，第481—484页。）他还令人每天清洗其园中的木石；他也每日更衣无数次。在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和高攀龙的眼中，倪瓒之酷爱身体洁净，象征着他的道德无瑕，以及对于政治清明的期待（第634、668页）。可以想见的，鼓吹天足的徐珂，会征引沈德符版本的铁崖故事，以此强调喜爱小脚者的不堪（《天足考略》，收入徐珂编，《天苏阁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第13a页）。
(43)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引自采初：第331页。姚灵犀还记述了一则趣闻：一群恶少聚饮方酣，一个小男孩走进来，手上拿着一只莲鞋，绣工精致。恶少群起夺之，仿效“铁崖癖”，纷纷拿作鞋杯饮酒。酒过数巡，忽见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前来找孙子，骂道：“吾嫁时履，何得盗去！”恶少们原本心存促狎遐念，但见到这一幕之后，“心头作恶，呕吐满地”。（采初：第332页）
(44) 最晚在晚明时期，江西景德镇瓷窑即已开始制作这类鞋形酒杯。有一件17世纪前半叶生产的釉里蓝彩瓷鞋杯，可见于“Wine cup in the shape of a shoe，”in Wu Tung， Earth Transformed：Chinese Ceramic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Boston：MFA Publications，2001），p.142。鞋杯内底题写有“小小金莲奉一杯”的字样。感谢Alex Tunstall提醒我留意这个部分。
(45) 采初：第7、12—13页。老宣有关缠足起源的理论，也以女性中心的角度出发，不过更具争议性：妇女“天性”要“设法修饰以引动男子的喜爱”，所以妇女发明缠足的动机，就像她们发明“束腰、拔眉、露腿，烫发、露肘、高跟鞋、硬高领”种种花样一般（采初：第17页）。他还这么形容女性的能动性：“妇女如同渔翁，男子如同馋鱼，修饰如同钩饵。”（采初：第20页）因此，在这个“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模式底下，唯有招蜂引蝶的女子，才称得上真女人。老宣真名宣永光，在北京当老师，教授英文、地理和历史，他也为《实报》《图画世界》和《北洋画报》等报刊撰写专栏。老宣的完整版综论文章，标题为《男女》，可见于他的《乱语全书》（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第1—137页。历史学者杨念群认为，老宣的历史主义坚持，颇令人耳目一新（《“渡过期”历史的另一面》，《读书》第六期〔2002〕，第128—135页）。
(46) 胡也频，《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八期（1929年9月），第103页。这则故事强调了放足之近乎不可能的困难度，就此而言，它逆转了汤颐琐在《黄绣球》里建立起的主流看法。
(47) 《采菲录》诸编里的女性证词，大多仿效反缠足文宣的叙事手法，因此也为《采菲录》与反缠足运动之间的增补关系，提供了另一例证。事实上，姚灵犀将它们编入“劝戒”单元，视之为反缠足文献的一环（采初：第231—262页；采续：第39—68页；采三：第13—23页；采四无“劝戒”单元，但参见第126—143页；采新则没有收录这类劝诫文章）。
(48) 在1934年的《采菲录》初编“劝戒”单元里，女性声音/作者的记述以三种形式呈现：阿秀女士的《拗莲痛史》以第一人称写作，文章作者亦为她的名字；《金素馨女士自述缠足经过》为一口述记录，记述者姓名不详（采初：第258—261页）；《林燕梅女士自述缠足经过》亦为口述记录，其记述者则载明为当事人的弟弟林章骝（采初：第261—262页）。在所有例子里，男性的介入是无可否认的。我无意评断何者呈现了更“真实”的女性声音。我想问的是，这些文本的叙述者既然都被表明为“女”，那么，此一 “女”的性别身份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49) 第三篇叙事为林燕梅女士的自述，由她的弟弟记录，文中详述了一个完全顺服的女性身体，因而也挑战了此一刻板印象。她自4岁起开始缠足，但在9岁时，因为父亲的要求而放足，她于是“将四趾拉平，以手摩擦”，神奇的是，不及半年，她的双足即已“放妥”，“如天足然，不过甚为削瘦”。林女士将此归功于母亲的放足汤剂，但是这份具有“神效”的秘方，在她母亲去世之后，即告失传。对于如此“可逆”的缠脚经验，她下结论道：“此事于本身无关。”（采初：第262页）
(50) “觉非生”自己也是位收藏家。他曾在北平的旧货铺内购得一双“与袜颇似”的软底缠足女鞋，但是做工异常粗糙。他“不解其故”，于是寄了一只给姚灵犀，请对方帮忙鉴定其真伪及功用。姚灵犀初亦不解，后来向一位“故老”请教，才确认这类粗制滥造的软鞋绝非闺阁出品，而是娼妓用来赠予狎客，作为春风一度的纪念品（采续：第368—370页）。
(51) Thomas Richards， “Archive and Utopia，” Representations 37 （Winter 1992），pp. 104—135；引文摘自p.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