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与18世纪缠足极盛期
针对纷纷嚷嚷的缠足起源争论，作出最终裁决的，乃是清代史学家兼藏书家赵翼（1727—1814）。赵翼的一生，正逢皇权强盛，国力富庶的盛清时期。他是最后一位探究缠足起源的考据学家，究其态度，学术性多于辩论性，讨论亦以理解而非谴责为目的。从赵翼的笔记条目《弓足》，可以清楚看出，从余怀到赵翼的这一个世纪里，缠足已演变成为汉族妇女共通的文化实践。
事实上，由于缠足是如此普遍，在赵翼的笔记里，唯一值得记述的社会史细节，是那些不采行此一规范性行为的例外：“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滇黔之猓苗僰夷亦然。”他所说的最后一个例外甚至更令人惊异：“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 (48) 这些双足不受拘束的例子，反映出赵翼对于多民族的清帝国的体会：帝国里存在着空间、文化和族群上的差异，而缠足扮演了彰显这些差异的角色。两广（广东和广西）和滇黔（云南和贵州）都属于边陲省份；进一步可再分为都会/乡村，以及汉人/非汉人区域。苏州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个位居帝国心脏地带的富裕城市里，缠足标志了显著的城乡差距。
虽有这些不缠足的特例，但其无损于缠足在清代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事实：从高度都会化的时尚，演变成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清政府特意制定的两项政令，可能反而不经意间造成缠足扩散到非精英家庭阶层的结果：清初视缠足为汉族认同标记而白费心血颁布的禁令，以及18世纪在乡村地区推广棉纺织业的政策。 (49) 缠足看似无所不在，但是上述的例外，毕竟还是令赵翼得出一个结论，亦即，缠足在18世纪的极盛期里，所呈现的是一项多样的而非统一的文化图像：“不可以一律论也。”换言之，在他看来，缠足乃是一种地方性的、因地制宜的实践，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既然缠足并非统一的而是多元的实践，将缠足的发轫推到单一源头的想法，将变得更加窒碍难行。尽管赵翼坚信古文献为认识古代的不二门径，但他也完全意识到，追寻单一性和确定性的努力，终将只是一场徒劳罢了。
赵翼论述缠足的笔记，系统化地整理了既存的理论与证据，因此也方便我们总结此前有关缠足起源的考据学争论。他认为，前人的说法可以归为三类：（一）缠足源于五代时期（907—960）；（二）六朝时期（222—589）已有缠足；（三）缠足始于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如同先前说到过的，五代论首先由13世纪的学者周密提出，胡应麟继之，到了16世纪，已发展为主流见解。赵翼指出，支撑此论点最主要的基础，来自一项反面证据：找不到足以显示缠足在唐代之前已经存在的有力证明。10世纪之前卷帙浩繁的诗歌辞章和史乘典籍里，几乎不曾提到足之“纤小”，或鞋之“弓纤”。赵翼所预设的，跟张邦基、车若水、杨慎和胡应麟等人的差不多：如果缠足实践确曾存在于某个时代，它必然会在文献档案里留下记录或痕迹。毕竟，李白题咏“素足女”的诗作，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缠足在唐代并不流行（第655页）。
关于第二个理论，亦即，缠足在唐代之前三个世纪里已然存在的观点，杨慎是最常被后世点到名字的拥护者。赵翼也引述了杨慎的证据，包括乐府诗中的“双行缠”一语，以及韩偓诗作中说的“六寸肤圆”。他还加上一些别的笔记，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杨贵妃故事的记载。最后一个理论将缠足的源头推向汉代，我们可以回想到，这也是杨慎提出来的，而它最直接的证据，还是他在《汉杂事秘辛》里有关梁女莹的描写。赵翼对于这两个理论的评价是，姑且不论是否令人信服，它们都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二者“皆有〔文献〕所据”。不过，他对文献的分量有所取舍：李白的“素足女”诗句可视为“确有明据”，而记载杨贵妃故事的文献，则显然是不足采信的伪作（第656页）。
赵翼依其推论法则，肯定地指出，数百年来有关缠足源于10世纪的理论，的确最具说服力。他于是将缠足的源流作了如下的归结：韩偓的“六寸肤圆”以及杜牧的“细尺裁量约四分”诗句，乃是写于缠足演变为一项真实存在的实践之前。不过，既然诗人反复吟诵足之长短，我们可以如此推想：“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直到唐亡之后的五代时期，“扎脚”才变成一种身体实践。赵翼提醒人们，缠足作为一种审美观念不应与实际的缠足行为混为一谈，更何况，观念先于实践。就此而言，他的心思实在非常敏锐缜密。
赵翼有关远古与文献真确性的看法，同样值得我们注意。赵翼援引了两部著作来印证他的年代论：一为陶宗仪的笔记《辍耕录》，另一则为元代文人白珽（1247—1328）的笔记《湛渊静语》。 (50) 这些作者虽未提供坚实的证明，却也不能将他们的说辞率尔视为毫无根据的空谈，因为“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第656页）。此一“远古之不可得”的观点，让人回忆起杨慎“京城之于云南”的比喻。
赵翼选评的三种起源理论，都属于信史的范畴。有关末世帝王以及他们宠幸的祸水红颜的起源传说，在他看来，则根本不值一提。文献证据的存在，不论它们是否可信，都为一项理论或主张建立起一定的正当性。他认为可视为证据予以接受的文献，以史籍、笔记、类书和诗词作品为限。至于小说、戏曲和通俗歌谣，尽管这些文类最有助于延续缠足的文化光环，内容中也常出现谈论缠足的段落，但是，不仅在赵翼的笔记里，甚至在整个考据学的传统里，它们一概都被摒除在讨论的范围之外。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