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情北欲：男性欲望与女性欲望的交锋
汪景祺在1724年阴历二月，记下旅途中与红石村三女子的邂逅。依着传统艳情小说的范例，汪景祺在文末加上了一个自我责难和警惕的“后记”。为了劝诫自己，他坦言犯了12项“持身之谬”，包括“不应听女子抚摩”和“既曰良家，而豪放不羁至此，可疑甚矣”。虽然他在文中暗指，率先挑逗的，乃是这些女子，但他也公正地责备自己未能约束欲念，导致自己轻忽了反复出现的警告讯号。与此同时，他坚信这三名女子，不论在意志上，还是行为上，都是贞洁自持的，“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者”。他认为，多亏这三名女子的贤淑品德，他才免于堕入“风流杀阵”。
今天读到这则故事时，难免会感叹其间戏剧化的命运嘲弄。我们知道，汪景祺隔年就被雍正下令处决，不可能赴小云娃的茶约。然则，她会对他朝思暮想，惦念终生吗？当这三名女子劫掠别人（亦即，在她们眼中“蠢丑如猪狗”的北方男人）时，她们会谈起汪景祺吗？她们真的是缠着一双小脚的马贼强盗、武林高手吗？她们的存在，有多少程度是汪景祺如写小说般虚构的呢？最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他们男女之间一番大胆挑逗与引诱，是发生在18世纪初的实在交往呢，还是男性异想？又或是二者兼有？换言之，我们觉得这个故事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于汪景祺巨细靡遗的民族志叙事立场，及其惊鸿一瞥的文字效果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有多大程度的掌握。
对于场景、声音和感情的深度描写，乃是汪景祺擅长的叙事手法——就像我们在步光故事里已经注意到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的其他记述，也明显地表现了此一特征。汪景祺的眼睛和耳朵都很“尖”。他对每个地方的描写，总是镜头般细腻精确，随时提供方向定位和测量资讯。他写主仆二人如何错失官道迷途约20里，闯入李家大院时见到东厢有两间房，西侧马厩里有四匹马，以及小云娃登炕屈膝面向东侧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读者对李宅的鲜活印象，可称为一种图像化的宇宙观，汪景祺利用炕和烧水瓦瓶等家常物品的方位大小，营造出一个具体而微的万象世界；这个世界架构了人类的行动，反过来又因人类行动而活络。 (44) 画面般的细腻，也展现在他对于地方腔调和声音的音乐性，所作的生动描写：例如步光歌词中的“北鄙之音”、玉娃和小云娃的俏皮话，以及对话里出现的俚语。
汪景祺的文字还有另一项特色，亦即，他相当留意他的身体在空间中的呈现。故事开始，汪景祺因为疼痛，无法动弹，先是在马背上，到李家之后，移到了炕上，昏昏沉沉地躺着；他的叙事，于是随着身体知觉的渐渐苏醒而展开：首先是耳朵，然后是眼睛，再然后是手和手指，最后是心思。由于感觉范围由窄变宽，李宅也演变成为一种多层次和动态化的存在，逐步向访客揭开它的秘密，但它所透露的，其实极为零碎。全景视界只在故事开头，汪景祺推开半掩门扉，走进李家之际，才可能出现。他待得愈久，所知就愈狭隘局限，也愈对自己的感官能力感到怀疑。故事结尾，三女子消失于紧闭的大门之后，亲密而不设防的邂逅偶遇宣告终止，李家与红石村仍保有不可逾越的“他者性”；与此同时，西北的异乡情调、豪迈奔放等刻板印象，却又更进一步地被神秘化了。
即使汪景祺不在文末直截了当地提到“槐安一梦”一词，此一“他者性”亦可说明在红石村叙事里，其故事情节何以弥漫着如梦似幻的特质。汪景祺这段经历的迷蒙性质，与他那如数家珍的民族志式观察，形成了一股张力。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将西北描述为梦幻般景观的情节，一再出现。后来，在一则名为《忆途中所见》的生动记事里，汪景祺劈头就说，他久闻山西、陕西名妓的盛名，但过去只曾在畿南见过几位离乡背井者，如今来到山西，自然渴望一睹她们在当地应有的真实风采。只是当时正值官方严厉查禁娼妓，他的向往因而被浇了一盆冷水。当他从潼关进入陕西地界之后，听人言道，离他下榻旅舍约一至八里路的郊野之处，有女子群集于一些俗称“画房”的“堡”里。他找了一个当地导游，骑马寻访，终而发现了一个群芳争艳，“满目灿烂”，令他“意乱神摇，不能分其优劣”的奇妙景致。 (45)
更让人讶异的是，“途间所见良家女子，骑骏马，金勒花鞯，以轻纱蔽面，大约足无至三寸者，面亦无施粉者，其颜色，其肢体，其风格，其态度，其笑貌，其神情，非复人间娇冶” (46) 。就像李渔一般，汪景祺也从气质和动作等难以捉摸的特质，来审定女子的美感。女子的华丽装束产生了一股浓郁的冶艳风貌，反衬出周遭地景的贫瘠荒凉。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想起姚灵犀有关大同赛脚会全盛时期的类似描述。人在马背上的汪景祺，对交错而过的女子的匆匆一瞥，就像姚灵犀的怀旧忆往那样，本身就展现了一种梦幻调性，宛如她们脸上飘动的轻纱。像这种与一个特定地方紧紧相连的愉悦感受，他愈是求其真实不变，这个地方就愈是变得飘渺难测。不论怎么刻骨铭心，小脚赏玩家的悦目娱心，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这段描述留给读者的，是一些无从解答的问题：汪景祺怎么知道这些女子出自良家？还有，他当然不曾实际度量她们的脚，那么他如何敢说“大约足无至三寸者”呢？不过他志不在寻求经验上的精准度。写作——以及阅读——有关西北的缠足风光，其愉悦感的来源，一方面在于感官上的诱人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将信将疑的感觉：简单地说，就是那种令人产生猎奇感的悬疑性。地方情欲的奔放因而与文本提供的愉悦，难解难分。
汪景祺在下一则笔记里，记录了他与蒲州常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常生所说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呼应了李家三女子跟汪景祺说过的事情。连年大旱，加上贪官污吏，使得百姓生活无着，流离无告，家家户户，旦夕不保。结果，“女子之寡廉鲜耻者”，沦为妓女；“其有气节者”，则化身成为“胭脂贼”。这群女贼劫掠的对象，限定在富裕的过客，所取亦仅止于其财货的十之二三，而且不会随便杀人。红石村胭脂贼共有20余人，核心者有9人，其中又以李家三女为领袖：李嫂外号“闪电光”，因为她不但擅使长枪，而且在马上舞枪时，疾如闪电；小云娃能使50斤大刀，外号“一堆雪”，以其肌肉洁白，刀光如雪花之故；玉娃为射箭高手，能拉强弓，射长箭，人称“神臂弓”。 (47) 虽然有关三女子绰号和本领的细节描述，增加了她们的历史分量，但这些细节本身并不能“证明”她们确实存在，而不是汪景祺胡诌杜撰的人物。对我们来说，这仍是一团谜。在《读书堂西征随笔》里，让人觉得真实的，是男性欲望和女性欲望的沉重和虚无，在这之上，铺陈了南北失衡的文化想象域。
常生有关胭脂贼的说法，加深了红石村作为一个地方的凶险他者性。如我们从赛脚会记事和步光展现高强箭法的描述里看到的，西北情欲的构成，极为关键的是一种感觉：在温柔甜美的外表之下，潜藏着危险。根据“房术”传统，甜美正是女性性诱惑力的发挥，也是害男人元气大伤的祸首。在“武术”传统里，当习武者既是美艳动人的女子，又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之时，这紧张便更发挥得淋漓尽致。汪景祺原来只注意到三女子的女性特质里，极为狭窄的、带有南方味道的标记——她们的小脚——结果使得他误判了一种更为复杂、凶险的北方女性特质。此一误判，部分说明了何以他曾身处险境而不自知，直到事过境迁才恍然地后知后觉。
与汪景祺对肉体和肌肤的欲念形成对比的，乃是红石村三女以一种空幻的、想象的色彩，无穷无尽地堆砌出她们对“南方”的浪漫憧憬——这是她们自己的南方情结，恰与汪景祺的北方情欲形成一种对比和呼应。李嫂对沈生的怀念，再加上玉娃和小云娃反复保证她们决不会忘却“官人的音容”，使得南方男人的肉身性，被化为一种只出现在幻想中的存在。仿佛性别角色逆转似的，男人活在他的感官和欲求的身体里，事实上也因他的身体而受苦。女人则反之，她们活在幻想里，这是一个由二手心像以及预想中的记忆共构的超现实世界。沈生与汪景祺的身体，成了一种肉体管道，引领北方女人通往一个她们未曾到过，也未曾见过的地方。她们因而对“官人”的身体感到着迷，将之幻化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和谐宇宙，但求与之结下“再生缘”。
汪景祺的欲念始于目视之愉——女子们的漂亮脸庞和身躯都令他着迷。她们的“双弯”尺寸，尤其标志了她们的美貌。他的身体偷袭从玉娃的胸部开始，进展到小云娃的臀部，然后再到她的双足，而且还采取剥除她鞋子的形式为之。汪景祺深深着迷于女性鞋袜的层次性。汪景祺写过一则有关缠足源流的笔记，就其格式和内容而言，宛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考据学探究，属于杨慎和胡应麟一脉。在这则笔记里，汪景祺加上了他自己的观察：“〔脚带之外，〕西北女子往往贴足尚有软鞋袜，或即软鞋也。此等无关重轻，然亦格物之一端，不可不考。” (48) 不过，正如同男性欲望的纵逞，有其感官上的顺位，女性自我把持的轻重缓急，也反映了身体部位的私密层级。以汪景祺的“谑浪”为例：乳房，可；脚，可；去鞋之足（如果官人坚持），勉强可；阴部，不可。阴部仍是界定女性逾矩与否的最终防线。
一双小脚在红石村决不是身体动作的障碍，此与李渔的功能美学相呼应。我们已知红石村胭脂贼三位首领都有不及三寸的小脚；还有一位名唤决云儿的女贼，依常生的说法，“足仅二寸许，以皮为鞋，走及奔马” (49) 。稍后在另一则笔记里，汪景祺提供了更多民族志方面的资讯，告诉我们北方女子的不同之处，如何彰显在她们的缠足方式：“秦晋燕赵间，女子二三岁即缠足，天然纤小，并不似弓形。其弓形者，嗤为‘鹅头脚’。余见秦晋燕赵女子足小者，以尺度之，仅二寸七八而已。足底平，呼足为弓，真是门外汉语。” (50) 如前一章所说，“弓足”一词乃缠足的委婉说法。即令不像汪景祺所断言的“天然”身体禀赋，他的观察仍提醒我们注意，缠足不论在名称还是式样上，都存在着区域差异。
汪景祺书中缠足的山西女武者，尽管终究无法掌握她们的命运，但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当汪景祺想要抚摩小云娃的脚时，她的反应是将双足肌肉变得坚如铁石，借以拒斥他对她的情欲身体的接近。不过，到头来，南方情欲还是给了她们一个跳脱贫困生活现实的虚幻出路，只要跟“官人”的挑逗游戏仍然持续着，南方情欲的幻梦就还在。就像她们留赠汪景祺的“红绸卷金手记”，为了这一天，三女子之中至少有一位已经预备多时；这份纪念品即是一种物质性的表述，诉说着她心底的秘密渴求：汪景祺或许并不了解，“红绸卷金”，其实是为了制作出嫁喜鞋而预备的材料。 (51) 对于这些身手矫捷、想象力丰富的女武者而言，嫁给一位能文的“官人”，成为她们离开红石村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