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劳动的女性身体
借由痛斥缠足，钱泳阐述了他对女性特质所赋予的定义，究其内涵，与当时流行的审美标准大相径庭：“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她走路的方式也同样重要：“妇女之足，无论大小，有高屧无高屧，贵乎起步小，徐徐而行。……若行步蹒跚，丑态毕露，虽小亦奚以为？”（卷二三，第15a页）“高屧”是古代舞者在舞鞋底部加上的木块，用以产生踢踏声响。钱泳时代有的妇女也习惯在鞋内脚跟的部位，加上一块木块以造成双足娇小的观感。钱泳的评论反映了19世纪缠足的深入人心。它是如此普遍，即使连钱泳都完全肯定了“纤步徐行”的美丽可爱。
钱泳理想中的女性，乃是有着成熟的劳动身体的女性，这样的身体才能够为朝廷或国家服务。他指出，“考古者有‘丁男’‘丁女’”，即谓可以接受国家征召服劳役的成年男女。缠足不利于养成这种理想臣民，终将导致国家的灭亡。“丁女”——亦即，健壮的成年妇女——的提出，代表了钱泳的基本信念，他认为女性身体的功能，在于提供生产和生殖方面的劳动（卷二三，第16a页）。有关女体功用的各种阐释，正是缠足论述最有意思的副产物之一。早在17世纪，文人褚稼轩就曾指出，完整匀称的女性身体，最符合父权家庭的利益。 (65) 不过，钱泳是第一位指出女性身体一旦被解放，就应为国家效劳的学者，这个论述，根本就像是现代人的口吻。
为了强调女子双足的公共意义，钱泳将缠足起源论述与改朝换代的历史混为一谈，并发明了一种迂回叙事，把缠足妇女当成祸国不祥的邪恶轴心，朝代兴衰便钟摆似的绕着这个轴心打转：“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间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后复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太过于忘情的结果是，钱泳断言禁止裹足的清代“从此永垂万世”，却忘了他在前面才说过“家家裹足”的评语（卷二三，第16a页）。
由于母性的公共重要性，女性身体的完整势必与国族运势休戚相关：“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卷二三，第16a页）这是个敏锐的预知记事。钱泳所预示的，或许并非清代本身的覆亡，而是反缠足改革者用来解释清代覆亡的原因。考据学家对于缠足起源的探求，发展到提出母职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之后，基本上就跟我们在第一章所检视的天足论述，已然没有两样了。
在明清两代，让学者们能够保持体面地撰写有关缠足的文字，最盛行的方法乃是探求其源流。本章基于方便而称这些文章为“考据学”，其实有一点名不副实。尽管杨慎和胡应麟在官场上位居边陲，但他们以及车若水、赵翼等人，无疑都是望重士林的学者。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也的确属于主流考据学的范畴：博考、怀疑，以及文献证据的权威性。然而，缠足这个课题，由于禁忌的笼罩以及文献记载的贫乏，与考据学追寻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取径，难免有所出入。
不像考订古文献的作者和年代那样是严肃的考据课题，缠足在19世纪以前的正统学术论辩里，一直是个暧昧可疑的题目。杨慎认为，由一名官员掌管和制作周王后的鞋履，乃是一件“秽亵”之事，他的说法使我们得窥16世纪人们的心态。胡应麟对杨慎的驳斥，证实了另一件事，即，自从缠足兴起之后，女性足服被涂抹上了一层情色的色彩，若是直接描写双足，将因过于耸动，而难以进行严肃的讨论。
裸露肉脚的禁忌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最迟在18世纪，就像赵翼所形容的，人们甚且认为，脱除袜子乃是“污秽”之举，几近于“亵渎”。既然想要书写裸足，但又不会招致“秽亵”之讥，都是件这么困难的事，那么即使是闺房中的裸露，可能也同样在忌讳之列。当然，若说男人都不曾亲眼见过小脚，未免言过其实。毕竟，极可能当禁忌愈强烈，一心想要解开妻子、姬妾或妓女的裹脚布，以窥其小脚样貌的男人，就变得愈多。 (66)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探索缠足起源的学者，他们都是带着回避的目光，站在庄重和学术的边缘。为了找出解释，他们不仅勇闯“未可知”，还有那“未可说”的天地。
在为这“未可说”定名和正名的过程当中，考据学家建立了缠足的参数和定义，经过反复论述辩证之后，这“未可知”的课题也开始显得前后一贯，渐渐变成“有所知”了。我们已经看到，“弓形”如何在这样一个过程里，成为界定缠足的特征。其他用以形容缠足的各种名目，其所描述的，若非可欲的脚形（“纤”“小”“细”），就是必要的操作（“缠”“扎”“裹”）。经过反复论述的小脚，为人所知的是其外部的形状、尺寸或扎裹形式；上述名称完全没有提供线索让人们据以揣摩内部的肉脚原貌。这些称谓本身，便已扮演着“蔽身器”的角色。
谨守庄重界线的同时，起源论述也无可避免地将读者的视线导引到女性的身体部位。笔记著作里大量征引了香奁体诗句，并视为可被采纳的证据，如此一来，便给了这些挑逗意味浓厚的诗词一定程度的高尚性。这些诗句，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即将谈到的通俗戏曲等其他类型的文字书写一般，在缠足数百年来情欲色彩的延续中，扮演着不容小觑的角色。虽然讨论缠足的考据学家几乎都对缠足摇头叹息，或是觉得浑不可解，但当他们反复征引上述材料时，也就不经意地延续了此一习惯的文化光环。
(1) 尽管帝制时代同样有色情图画，但它们挑逗观阅者的模式，却与文字论述模式没有两样：都着重在表述的间接性。高罗佩（R.H. Van Gulik）注意到，在明代的春宫画里，“呈现女子的裸足，是一项绝对的禁忌”（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Tokyo： Privately published， 1951〕，p.170）。19世纪的图像较为大胆直接，与之呼应的，正是当时愈见露骨的文字描写。有关一部18、19世纪的情色画册的讨论，见Dreams of Spring： Erotic Art in China from the Bertholet Collection （Amsterdam： Pepin Press， 1997）。关于清初画家顾见龙（1606—1694）及其情色画作，参见James Cahill的论文：“Where Did the Nymph Hang？” Kaikodo Journal 7 （1998）：8—16；以及“The Emperors Erotica，” Kaikodo Journal 9 （1999）：24—43。
(2)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第5a—b页，收入《钦定四库全书》。高洪兴指出，从张邦基在书中记载的内容来看，该书成于1148年以后（《缠足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第12页）。费侠莉提醒我们注意，缠足初兴的时代，与“妇科”在北宋（960—1125）时期逐渐形成一门医疗专科的现象，具有某种关联性。宋代妇科的兴起，意味着对母性（maternity）给予高度的医疗和社会关切，将女性身体的生殖功能置于优先地位。母性身体，或与生产有关的身体部位，逐渐“去情欲化”（de⁃eroticized），随之而来的是，“欲望身体与生殖身体的分离”。弓足之所以成为“妇女作为可欲对象的物神意符（fetishist signifier）”，正是因为“它并不被定位为执行生殖功能的身体部位”（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133；关于宋代“妇科”的兴起，见pp.59—93）。有意思的是，对比于此一有关“妇科”乃一“非性器官”（asexual organ）的假设，近年来的认知科学研究显示，就大脑表层的感官系统分布图而言，脚部与脚趾的位置，正好在性器官之旁（Eric R. Kandel， James H. Schwartz， and Thomas M. Jessell，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3rd ed.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 1991〕， p.372）。感谢Suzanne Cahill提醒我注意这本书。
(3) 例如，作家陶宗仪（生卒年约1316—1403）写道：“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辍耕录》，卷一〇，第16a—17a页，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均为北宋神宗年号。）分析物质文化和性别认知的当代研究者，确实认为缠足作为一项社会实践，很可能始于10世纪。见我的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第一章。亦见高世瑜细腻的解说。她指出，缠足原为五代时期宫廷舞者的一项审美观念，并在南宋时期演变成为一种限制女性行为的规范准绳（《缠足再议》，《史学月刊》二〔1999〕，第20—24、111页）。
(4)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第5a—b页。虽然“六寸肤圆”一句经常被引述，但韩偓这首诗的其他句子，从未在有关缠足起源的争论中出现过。全诗如下：“六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屧红托里，南朝天子欠风流，却重金莲轻绿齿。”（《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719页。）这首诗的标题《屐子》，原指木屐，为古代的一种仪式足服，不过后来也泛指鞋履。在某些版本里，“六”写作“方”，二者字形极为近似。由韩偓带动风潮的“香奁体”，主要是题咏闺阁佳人的姿态、身躯和衣着。见康正果，《风骚与艳情》（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39—248页。学者高文显指出，《香奁集》为韩偓所作的说法，应属误解，他认为这部诗集的作者，较可能是五代时期的诗人和凝（898—955）（《韩偓》〔台北：新文丰，1984〕，第63—81页）。
(5) 明代学者沈德符是唯一的例外，他征引了两幅绘画，一为“唐文皇长孙后绣履图”，另一为“则天后画像”，并指出长孙皇后和武则天皇后/皇帝两人的脚都“与男子无异”，由此推论唐代妇女尚未缠足（《万历野获编》〔无出版地：扶荔山房刊本，1827〕，卷二三，第26a页）。
(6) 车若水，《脚气集》，第20a页，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三。
(7) 胡应麟也曾提到《汝南先贤传》。见他的《丹铅新录》，收入《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151页。
(8) 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和正史中的妖姬叙事传统，见Fan⁃Pen Chen，“Problem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Seen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on Yang Kuei⁃fei，” Tang Studies 8—9（1990—1991）：83—96。
(9) 周密指称窅娘传奇的原始出处，乃是一部已经佚失的文献《道山新闻》（《浩然斋雅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9页）。元代学者陶宗仪的笔记《辍耕录》（序于1366年，卷一〇，第16a—17a页）也谈到了窅娘的故事，同样说是征引自《道山新闻》。胡应麟与赵翼则都提到，窅娘传奇首先出现在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尽管如此，不论是权威的《钦定四库全书》，还是较晚近的《丛书集成初编》，里面所收录的《墨庄漫录》，都看不到此一记载。
(10) 佛教可能有所影响的想法，促使日本学者古垣光一进一步提出假设，认为缠足可能是由“西方”，或者中亚，传入中国（《中国における女性の纏足——特に実相と宋代の起源について》，《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二十九卷第一期〔1987〕，第49页）。关于佛教盛行于南唐宫廷和民间的情形，见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41—143页，以及《南唐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第110—112页。关于李煜在音律与舞蹈方面的成就，以及其宫廷里的文化飨宴，见《南唐国史》，第199—205页，以及《南唐历史与文化》，第98—109页。南唐王国亦以创新的女性服尚闻名。高髻、“纤袄”、紧身裙都是当时的入时装扮（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台北：南天书局，1992〕，第256—257页）。这样的装束，宛如唐代佛教艺品里的一尊舞蹈观音像（见图十）。
(11) 关于杨慎惊人的作品集、大礼议，以及他的学术地位，见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oaying Fang，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pp. 1531—1535。林庆彰与贾顺先编了两册“杨慎研究”的中文论文集（《杨慎研究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方便读者对杨慎的生平、经学和词章著作有一个大致的掌握。
(12) 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p.1532.
(13) 杨慎，《弓足》，收入《谭苑醍醐》，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三三四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第20页（卷三）。陶宗仪也在杨慎责怪的学者之列。
(14) 杨慎，《弓足》，收入《谭苑醍醐》，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三三四册，第20页（卷三）。关于缠足起源于秦汉时期的各种论点，参见赵翼，《弓足》，《陔余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第656页。
(15) 杨慎，《丹铅余录》，卷一一，第5b页；《丹铅总录》，卷二五，第15b页，二者皆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杨慎驳斥妲己传说时，并未重述一遍这个故事，似乎意味着这则故事在当时已然众所周知。裹足起于妲己的说法，可见于明代的一部百科全书：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卷六，第28b页。
(16) 杨慎，《升庵全集》，卷七五，引自林庆彰与贾顺先编，《杨慎研究资料汇编》，第701页。自从明初（1414）编修了《五经四书大全》之后，宋儒“道学”成为明代经学正统，因此，杨慎的尊崇汉儒，可说是对于此一明儒正统的反动。关于这段历史发展背后的思想史和制度史脉络，见Benjamin Elman，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第二章。他认为，宋儒道学正统性的塑造，主要是明初帝王的“杰作。”
(17) 杨慎，《升庵外集》，卷二六，引自林庆彰与贾顺先编，《杨慎研究资料汇编》，第572页。
(18) 杨慎，《升庵全集》，卷三，引自林庆彰与贾顺先编，《杨慎研究资料汇编》，第808—809页。亦见第912—932页关于杨慎文学理论重视“性情”的讨论。
(19) 杨慎，《丹铅摘录》，卷八，第13a—b页；《丹铅总录》，卷一七，第9a—b页、卷一八，第22a页。二书皆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
(20) 我们并不清楚杨慎个人对缠足的好恶。杨慎与夫人黄峨都是知名的“散曲”创作者，这是一种热情奔放的诗歌文类。从杨慎大量的散曲作品中，我找到几首提及“弓鞋”一词的艳情诗。见谢伯阳编，《全明散曲》（济南：齐鲁书社，1994），第1408、1417页。不过，杨慎使用这个词语，究竟是沿用一般的诗歌套语，还是刻意表现他对弓足的喜爱，我们实难判别。
(21) 杨慎，《汉杂事秘辛》，收入《香艳丛书》，第655—656页；有时亦仅称《杂事秘辛》。虽然早期学者普遍认为这部书系托伪之作，但明、清时期多种丛书的编者仍纷纷收录该书。关于该书的版本史，见林庆彰与贾顺先编，《杨慎研究资料汇编》，第443—444页。看起来，杨慎并未刻意隐藏其手笔痕迹，但是许多后来的学者，包括我们将讨论到的余怀在内，在征引该书时，仍执意将之定位为汉代文献。
(22) 这些度量单位理应为汉代尺寸，不过考据学者对于汉尺长度存有分歧的看法（见下注）。
(23) 余怀征引梁女莹的“八寸之足”以及韩偓诗中所说的“六寸肤圆”，论证道：“可见唐以前妇人之足，无屈上作新月状者也。”（《妇人鞋袜考》，收入王晫、张潮编，《檀几丛书》，卷三一，第2a页；费锡璜的驳议见于卷三一，第3a页。）同样援引“足长八寸”一语以为缠足尚未出现的证据的学者，还包括与胡应麟同时代的谢肇浙（字在杭，1567—1624）。见他的《文海披沙》（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第63页。
(24) 杨慎，《丹铅续录》序言，引自林庆彰与贾顺先编，《杨慎研究资料汇编》，第628页。
(25) 关于胡应麟的生平与著作，见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pp.645—647。
(26)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Mass： Council of East Asia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27) 胡应麟的友人沈德符（1578—1642）即为一例。沈德符不但批评胡应麟“持论游移无定见”，还指责他对于古文献的掌握不够充分（《万历野获编》，卷二三，第27a—b页）。
(28) 引自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5页，杨慎原文出自《丹铅余录》，卷一一，第15a—b页。
(29) 宋代编纂了一部包含一百卷的《乐府诗集》（《辞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第881页）。
(30)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5—146页。胡应麟以“裹脚”称呼裹腿布，很容易引起误会，因为这个词也用于指称缠足。裹腿布也称作“裹腿”“行
”“
约”。一部明代的百科全书列出“裹脚”的同义词，包括“行
”和“行缠”，意味着它在这里是作为裹腿布（余庭璧，《事物异名校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第194页）。在周代，裹腿（称为“逼”；“邪幅”）是在下位者拜见上位者（如臣子觐见君王）时，为示敬意而穿着的一种服饰。裹腿强化了腿部肌肉的支撑力量，因而有助于奔跑或跳跃。不过，在现代，只有农民或军人还在使用裹腿（“绑腿”）（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台北：中华民族艺术文教基金会，1994〕，第104页）。
(31)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65页。蒲鞋之外，因缠足兴起而使妇女放弃的另一种足服乃是木屐。木屐的出现，可追溯到孔子之时，其历史可见周汛与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台北：南天书局，1998），第127—132页。不过，关于古代男女足服有无差异的问题，也存在着互相冲突的文献记载。如依《周礼》，两性足服基本上是相同的，但10世纪编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却写道：“昔作履，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太平御览》〔台北：大化书局，1977〕，卷六九八，第4b—5a页。）胡应麟的解读是，在以前，妇女们只要愿意，可随心所欲地模仿男性足服。但在缠足的年代里，就算她们想要女扮男装，也已不再能够穿着方头鞋了（第147页）。
(32) 根据《周礼》的规章，“履”为仪式用的单底足服。“履”与“鞋”不同，后者加垫平底，可能是用于户外的祭祀场合。到后来，如同胡应麟的笔记指出的，“履”成为鞋类的总名。他有关女鞋（妇人履）的考察，见《丹铅新录》，第149—152页；有关鞋类的总体考察（“履考”），见第152—165页。这一大串记载，使读者注意到一种与缠足发生奇特共鸣的文化现象。在这148则唐、宋时期有关“履”的记载里，约有十分之一以履或履服作为身体自我的延伸。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空棺/尸逝/惟履存。然则，视足服或衣冠为自我的延伸，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提喻观念。这个现象可以说明人们何以对女性双足产生迷恋，而且还固着在她的足服之上吗？我们可以视缠足为女性身体自我的延伸吗？
(33) 《周礼》亦名《周官》或《周官礼》，关于这部文献的年代、发现、承认和文本历史等问题，见William Boltz丰富的讨论（“Chou li，” in Michael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s：A Biographical Cuide〔n.p.：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1999〕，pp. 24—32）。有些人相信此书为周公所作。有些人则怀疑此乃汉代学者刘歆（前46—23）的伪作，因为在西汉之前，并无关于此书的记载。现代学界则普遍认为，此书确为汉代之前的文献，其所用文字亦为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古文。关于此书对于后世朝代在行政体制上的影响，见Charles Hucker，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p.6—7。
(34) 当《周礼》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初现时，原来的“冬官”一章恰已逸失，乃以《考工记》代之，成为全书结构里的异例（Boltz， “Chou li，” pp.25—26）。
(35) 杨慎，《丹铅摘录》，卷一一，第2b页；《丹铅总录》，卷一一，第18b页；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4页。
(36) 杨慎，《丹铅摘录》，卷一一，第2b页；《丹铅总录》，卷一一，第18b页；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4页。
(37)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4—145页。关于这些鞋履的名称、式样和隆重的程度，见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第105—107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18、58页。
(38)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4—145页。
(39) 胡应麟举了一些例子指出，即使在缠足兴起之前，男性与女性足服在形式和外观上没有两样的时代，文绣花样乃为辨识女性足服的标记。因此，女性的裹腿布亦有绣花，一如鞋履（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6、147、150页）。
(40)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6—147页；这里所说的“五尺童子”，性别含混难明。
(41)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7—148页。晚明时期的艳情小说《金瓶梅》，即为助长缠足在元代之后流行的文学作品之一，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讨论此一文本。
(42)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8页。
(43)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7页。在胡应麟的设想里，唐诗吟咏的“罗袜”，可能近似这种及膝的裹腿布。
(44)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6页。如果将“玉笋”解读为形容足部尺寸之小，则杜牧的诗句可视为缠足正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反映。反之，若将之解读为脚趾，则诗里所描写的为袜里纤趾。因此，它们所指涉的文化喜好，乃是针对纤足，而非弓足。胡应麟由于缺乏明确立场，而被沈德符指责为“游移无定见”（《万历野获编》，卷二三，第27a—b页）。
(45)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9页。除了时代上的重叠，胡应麟并未进一步解释印刷术与缠足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猜想，二者均与贵族社会的崩解有关，亦即，取代血统以重新标识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或标记应运而生。印刷术带来知识传散，令士大夫阶级得以主宰宋代以来的官僚阶层。缠足为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形式。当然，问题在于，作出这些假设很容易，但要证明，难上加难。
(46) 胡应麟，《丹铅新录》，第149页。胡应麟自己也说过，他既非第一个，也非唯一一个指出缠足源于10世纪的人。我们可以回想到，这是张邦基首先提出的，而且也是元、明笔记作者的主要看法（第146页）。
(47) 余怀，《妇人鞋袜考》，收入王晫、张潮编，《檀几丛书》，卷三一，第2b—3a页。《檀几丛书》最初刊印于1695年。晚明的著作经常将城市时尚称为“服妖”。见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第十卷第三期（1999），第111—157页；以及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第十卷第三期（1999），第55—109页。
(48) 赵翼，《弓足》，《陔余丛考》，第656页。第三个句子也可以这么读：滇黔之猓苗（“猓”苗人）、僰夷（“夷”僰人），亦然。
(49) 满族统治者分别在1636年、1638年，以及1664年颁布禁止缠足的谕令。我曾指出，它们其实带来了反效果：这些试图禁止缠足的命令，使得缠足成为汉人的一种民族记号，结果导致18世纪的汉族妇女纷纷采取这项实践。见我的“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8， no.4（Winter 1997）：8—27。曼素恩认为，“我们可以假设”，在乾隆时期，“缠足受欢迎的程度与妇女家庭手工艺普及于农家的情况，彼此之间也有系统性的关联”。见她的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68。〔译按：引文中译摘自杨雅婷的译本，《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台北：左岸文化，2004），第323页。〕
(50) 根据白珽的说法，“程伊川〔1033—1107〕六世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或可由此引申，与程家地位相当的其他家庭的妇女，多半有裹足和贯耳的风气，程家因此才显得与众不同。相对的，陶宗仪则断定“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引自赵翼，《弓足》，《陔余丛考》，第656页）。
(51) 在第五章里，我们会再谈到一小部分通俗戏曲和歌谣里的缠足论述。可惜的是，本书并未讨论明、清小说里有关缠足的丰富材料，也没有分析唐、宋时期大量出现的题咏小脚的诗词。关于诗歌对缠足光环的烘托作用，见王屏（Wang Ping）， Aching for Beauty： Footbinding in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关于宋词里许多歌咏小脚和纤步的作品，以及对于其中的语词用法的分析，见陶晋生，《歌姬舞妓与金莲》，收入邓小南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365—374页。
(52) 赵翼，《金凤染指》，《陔余丛考》，第656—657页。
(53) 赵翼，《簪花》，《陔余丛考》，第657—658页。
(54)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在陈元龙编纂的百科全书《格致镜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55—156页）里，缠足（“女人足”）被归在“身体类”。
(55) 赵翼，《脱袜登席》，《陔余丛考》，第652—653页。“污渎”一词见于《着靴》，第654页。赵翼注意到，暹逻国人“入朝拜舞”时，“以行
裹足”，颇“斑斓可爱”（第654页）。因此，中国古代的裹腿布大概就像那个样子。
(56) 赵翼，《着靴》，《陔余丛考》，第653—654页。
(57) 赵翼，《妇人拜》，《陔余丛考》，第659—660页；《古人跪坐相类》，第660—661页。赵翼并未描述矮榻上的坐姿为何。韩蕙认为，人们当时习惯在榻上曲膝而坐，而非悬足于榻缘（“The Chinese Bed，” in Chinese Furnitur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4—1994〔Hong Kong：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1996〕， p.5）。讨论中国椅子史的二手文献，为数众多，这方面的文献书目，可参 （转下页）
(58) （接上页）阅我的Every Step a Lotus。柯嘉豪有一篇统合性的讨论文章，文后附有详尽的文献书目，见他的《椅子与佛教流传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卷第四期（1998年12月），第727—763页。
(59) Handler，“Chinese Bed，” pp.5，9.
(60) 关于汉代出现的“男女有别”概念，见林维红， “Chastiry in Chinese Eyes： Nan⁃Nü Yu⁃Pieh，” Chinese Studies 9， no.2（Dec.1991）：13—40。亦见Lisa Raphals， Sharing the Ligh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Virtu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61) 见我的“Footbinding as Female Inscription，” in Rethinking Congfuc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ed. Benjamin Elman， John Duncan， and Herman Ooms （Los Angeles： Asia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LA， 2002）。缠足的发明乃是为了捍卫女性贞洁的说法，对于中国与欧洲的读者来说，都不算陌生，不过似乎没有学者真的认为此一说法可以采信，或有足够的解释力。在中国，此一观点主要出自《琅嬛记》，这部据称著于元代的文献，其实是晚明时期的伪托之作。见伊世珍《琅嬛记》，卷二，第19b—20a页，收入张海鹏编，《学津讨原》（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年代不详）。
(62) 钱泳，《裹足》，《履园丛话》（台北：广文书局，1969），卷二三，第15a—b页。
(63) 这个看法部分与李伯重的论点相合，他指出，尽管传统一直以来以“男耕女织”来描写中国社会的性别化分工，但在晚明时期男性农业劳作专业化之前，这个描述并不符合实际状况。关于此一论点，见他的《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经济史研究》三（1996），第99—107页。关于他对女性纺织劳动收入的估计，见《“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经济史研究》三（1997），第10—22页。经济史学家宋立中与范金民认为，李伯重混淆了家庭分工与社会分工，结果导致“专业化”此一概念变得暧昧难明。见他们的《评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新史学》第十二卷第四期（2001年12月），第193—205页。
(64) 钱泳还推测《史记》所说的“利屣”，即为一种“舞屣”。“舞屣赤色花纹，薄底头利锐，缀以珠，似即今女人之鞋式也。”（《履园丛话》，卷二三，第14b—15a页。）“贱者之服”语见卷二三，第16a页。
(65) Ko，“Footbinding as Female Inscription.”
(66) 作家杨杨在他的家乡六一村里，访谈过一位87岁的周姓鳏夫，内容提到了一些行房仪式。周姓老人讲述了五种与小脚有关的性游戏。其中之一为“悬”：男人把女人的缠脚布解开，再用此布把女人的小脚吊挂在床台上（《小脚舞蹈：滇南一个乡村的缠足故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第48—49页）。不过揭露小脚的禁忌并未在20世纪消失。杨杨还只是个小男孩时，有一次，他的三姨妈同意让他看她洗脚。只是当她解开裹脚布时，嘴里仍念咒般地嘀咕道：“臭毒毒的，不能看！”（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