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的身体以及显露的身体
《弓足》这则笔记在赵翼书中的位置，就像他的社会观察和分析角度一样，亦颇有可观之处。赵翼将弓足摆放在两种社会文化脉络之下：身体装饰和仪态，二者皆蕴含着深刻的性别差异意识。紧接在《弓足》条目之后的，是《染甲》，内容叙述凤仙花红色指甲染料，这种化妆品据说是由回族妇人传入中土，在赵翼当时的18世纪，已广为中国妇女所喜好。奇特的是，染指甲的程序令人联想到缠足的过程：先将凤仙花瓣捣碎，再掺入少许明矾调和，明矾也是使用于缠足程序的一种收敛剂；将拌妥之染料涂于指甲，然后用布片缠绕固定过夜；如此三四次之后，指甲颜色深红不退，直至新指甲长出来后才消失。 (52)
染指甲与缠足一样，是女人专有，不过，下一则关于装扮的笔记《簪花》，就不必然如此，因为赵翼告诉我们，在古代，男人也簪花。在缠足起源论述屡屡出现的古今距离，以及男女服饰差异，同样架构了赵翼有关簪花的讨论。虽然在赵翼的时代，“惟妇女簪花”，不过在当时，殿试前三名仍头簪金花，在北京街头游街，以示不忘古制。 (53) 缠足自从明代起，甚至更早，也已被视为一种“女妆”，在日用类书中就是在这名目下出现（图十一）。赵翼将“弓足”与“染甲”“簪花”相提并论，意味着在盛清时代，此一观点依然盛行。 (54)
然而，身体并不仅是被动的壁板，静静地等待人们妆点。赵翼不愧是位创新者，他转移视点，用崭新的角度来考察缠足的起源和意义：身体动作。我们已经注意到，缠足起源论述不见得一定关注身体。杨慎是例外，他以其解剖学式的描写和对尺寸的沉迷，率先提醒我们注意缠足的肉身性。尽管如此，杨慎通过生花妙笔召唤出来的梁女莹，依然是静止而被动的，感觉不像是一位拥有自由意志的能动者，而较像是一件正在接受查验的物品。胡应麟完全把视线从裸露的身体挪开，转而将缠足定位在足服时尚的领域之中。赵翼则从仪态和姿势的历史发展中探索缠足的起源，借此将缠足移转回身体的范畴里。讨论“弓足”“染甲”和“簪花”的这三则相邻的笔记条目，前后还被一系列有关“坐”“拜”等反映古今差距与两性差异的身体姿势条目所包夹。
四个有关身体行为、服饰和家具的议题，特别吸引赵翼的注意：古人到了尊贵处所时，如何处理他们的鞋袜呢？靴子何时成为官员朝觐时的正式足服呢？古代妇女是否会行跪拜礼以示敬意？古人稍息时的姿势为何：他们是跪着还是坐着？赵翼针对前两个问题的考察，使我们了解到，身体表现的虔敬或亵渎，是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在古代，人们并非坐在椅子上，而是席地而坐，登席之前，必先脱履。赵翼肯定地表示，脱鞋乃日常礼仪之所系。臣子朝见君王时，要求最崇敬的礼仪，此时，不只鞋履，甚至连袜子都要脱除，露出里面的裹腿布。我们已经谈到过，胡应麟认为，这类裹腿布（名曰“行
”“邪幅”；见本书第179页注①），在古代是男、女都穿着的，而且不应与裹脚布混为一谈。赵翼写道，对于脱袜，清代的人们可能会皱起眉头，视之为“污渎”之举。古风和今俗，竟是如此地背道而行！ (55)
在赵翼看来，在足服文化与虔敬定义的转变上，唐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此时，虽然在祭祀等至为庄严的场合里，脱除鞋袜仍属必要，但“寻常入朝”觐见皇帝的官员，已经开始穿着鞋子了。到了唐代中叶以后，甚至皮靴也逐渐演变为臣子上朝时的一般服装。“靴本北俗”，也就是说，皮靴原为北方胡人军服的一部分，由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引进中原；虽然在南方，仍属罕见，但在北方盛行已久，乃是一般性的日常穿着。讽刺的是，自从靴子成为朝服，被赋予尊贵的意义之后，鞋子反而被贬低为“亵服”，被扣连到身体私隐的层面上，而古人的脱袜入朝，在赵翼时代的人们眼里，更是成了令他们目瞪口呆的“近于裸亵”。“风会所趋，随时而变”，赵翼发人深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56)
赵翼并没有从脱袜直接推论到缠足。不过，既然在唐代，赤裸双足不再成为最虔敬的象征，而深藏双足的皮靴又成为正式朝服，我们不禁会这么联想：这种全新的遮蔽美学，正好呼应了唐诗里歌咏女性鞋袜，甚至将之情色化的倾向。当遮蔽双足之举受到文化青睐，女性纤足也合乎审美观念，甚且还有唐诗咏赞时，我们可以这么说，铺陈缠足实践的先决条件已然形成——虽然社会上未必有人真的把脚缠起来。由此观之，李白的“素足女”题咏，乃是缅怀往昔之作，而韩偓和杜牧将视线锁定在那小小的绣鞋，则是一种对于未来时尚的向往。
现代的缠足论述所呈现的“身体”，若非残障，就是情色。缠足确实会改变妇女的姿势：身体重心的变化，导致了踯躅的步履——与高跟鞋的效果异曲同工——此即诗人所吟咏的“莲步”。不过，在赵翼提醒之下，我们知道，家具坐席等物质与空间环境，对于妇女的身体感觉，同样重要，而且，就如同服饰时尚一般，这些条件也会随着时代推移而发生变化。换言之，她的“莲步”或“玉笋”——情色化的女体——并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身体”。妇女拜会长者，或是在其他社交礼仪场合的“出场”，其实完全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从这角度看来，缠裹对改造身体空间感觉，自有其积极的效应。这些仪式化身体的姿态和动作，同样是应该载入缠足史的重要面向。
根据《周礼》的说法，“肃拜”是妇女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其动作一如作揖，“拢两手向下”。宋代以来，除了缠足起源引发的漫长争论之外，还有一项论辩长达数百年的课题，其焦点在于妇女双脚的动作。“妇人之拜”，是否也需以跪姿为之？赵翼的答案，取决于家具的历史变迁。在古代，人们席地而坐，“跪”与“坐”的姿势相似，都弯膝触地（“以膝隐地”）。“坐”为一种休息姿势，臀部置放在双脚脚跟的部位，即今天的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的姿势。至于“跪”则是一种较不安定的姿势，腰与臀均悬在空中，无所倚靠。因此，赵翼推测，当妇女以坐姿向他人致意时，上身微提便成跪姿。后来，供坐与睡的床榻出现之后，坐在床榻之上的妇女，就不再那么方便地由坐姿转为跪姿了。此后，向客人致意时，妇女也只“有拜无跪”了。 (57) 就这样，我们再一次见到，即使是像“坐”这样近乎本能的姿态，也随历史与文化变迁而出现变化。 (58)
礼仪的历史必须从物质文化的历史之中考掘。赵翼虽然述说了坐具的变化，却没有标定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刻，也未曾谈到它们对女性体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家具史专家韩蕙（Sarah Handler）曾研究了一座第三世纪初汉墓壁画上描绘的一场盛宴。“当时，人们一般家居是席地而坐，矮床与榻则是尊贵的席位，专为精英所设或于典礼场合使用。”在唐代佛教艺术里，笼以纱帐屏帷的架子床，作为一种仪式器物，发挥到了极致；不过，是否普及到民间家庭，因为文献记载较少，所以无从稽考。到了大约10世纪，“中国人较常坐在高桌旁的椅子上，而较少坐在席子或矮榻之上”（见图十二）。此一发展对室内空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动高挑空间感的室内设计：墙壁取代屏风，成为主要隔断，同时，作为墙壁装饰的挂轴，也愈见流行。 (59)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要不是椅子的普及，缠足可能就不会从文学想象发展成具体作为。因为有了椅子，人们在坐着的时候，双脚悬空，不像以前那样塞在大腿和臀部之下，同时，脚跟也因此得以释放出来，不必再承受上半身的体重。这并不是说，妇女席地而坐时，由于必须脱除袜子，结果“妨碍”了缠足的兴起，因为赵翼已经告诉我们，除了表达至高无上的敬意之外，需要脱袜的场合极少。不过，高椅带动的姿势变化，使得缠足在人体工学的层次上，比较说得过去。此外，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更有助于坐者展示双足。既然它们变得如此显眼，何妨试试模仿唐诗所形容的，在鞋履添加华丽的装饰，好吸引众人的目光？
至于室内空间的变化是否对缠足的兴起产生直接的影响，就很难下定论了。以固定的墙壁取代屏风分隔家户空间的结果，或许强化了家室的封闭感，从而助长了“妇女深闺”此一理想。 (60) 对于现代人来说，捍卫女性贞节乃是缠足习俗的主要存在理由。然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位考据学家以性诱惑或道德观来解释缠足。他们甚至未曾将之扣连到儒家伦理。缠足不仅不见于儒家典籍，即使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女训或女范里，也未曾记载，更别说是提倡了。 (61) 相反的，从前述考据学家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他们既对缠足的兴起感到费解，也觉得此事于道德有亏，因为在他们看来，缠足与其说有助于守贞，还不如说会让人联想到纵情声色的危险。
总之，10世纪——从唐帝国末期，到唐亡之后动荡纷乱的五代时期——是缠足的源头。虽然还是缺乏明确的证据，不过历代学者已经筛选出一些文献证据，研判哪一种可能性较高，并对比他们当时所处社会的缠足知识。通过这些努力，他们慢慢建立起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这个叙事将文学想象的缠足，以及扩散成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缠足，作出了区隔，并从时尚、礼仪和物质文化的脉络来定位缠足的文化意义。具体来说，在10世纪里，通过唐诗而广为传诵的“纤足”，成为审美偏好；由于时尚潮流的变化，遮蔽双足成为合乎礼节的举动；椅子的引进，解除了坐姿的脚部压力；以墙壁为隔断的室内建筑空间设计，或许强化了深闺幽幽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发展，共同成为孕育缠足兴起的环境，使得缠裹双足不仅可欲，而且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