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历史

若说张邦基对文献档案的信赖，带动了后世学者有关缠足起源的论争，前赴后继，此起彼落；那么，约莫比他晚一世纪的宋代学者车若水，则建立了缠足论述的另一项特色：对此一作为连绵不绝的谴责声浪。车若水谈论缠足的文字出现在他完成于1274年的笔记著作里；就修辞策略而言，他的这段文字简直与现代的反缠足论说没有两样：

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后汉〔25—220〕戴良嫁女，练裳布裙，竹笥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杨太真起，亦不见出处。 (6)

戴良是东汉（后汉）初年的一位博学鸿儒，隐逸山林，避不出仕，他的嫁女故事见于《后汉书》与《汝南先贤传》这两部古书。 (7) 为了寻找缠足的文献记载，张邦基追考到今天称之为“中古时代”的第五、第六世纪，车若水则更往前，回溯及第一、第二世纪的记载。

车若水根据戴良女儿的嫁衣装扮，推断缠足不存在于东汉，换言之，他跟张邦基抱持着相同的信念，都把古书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知识库藏。同样地，在古书中看不到有关杨贵妃（杨太真）小脚的“出处”，意味着视她为缠足第一人的说法，不足采信。就像张邦基以及后来的学者们，在车若水的认知方法背后，是一种不断分辨历史与传说的念头。历史虽然也是掌故，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文献证据而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撑和确认；传说则是单一的、孤立的，又无从查考的掌故。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学者们认定为穿凿附会的起源掌故，却出自可靠的正史记载，而一些被认定为可信的掌故，其原始出处反而属于文学创作。

到了13世纪左右，学者们起码已否定了两个属于传说范畴的掌故。它们出处不一。如前所述，张邦基提到了东昏侯与潘贵妃，他们的金莲典故便有正史为之背书。不过，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个典故并没有涉及缠足的源头，因为整段话里没有一个字说到潘贵妃的脚是否“弓小”。第二个传说则为车若水提到的杨贵妃一事。杨贵妃（717—756）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祸水红颜”，她的故事因为诗词戏曲的编写传播而家喻户晓。杨贵妃受到唐玄宗（712—756年间在位）的宠爱，两人因为安禄山造反，仓皇逃离京城。逃到马嵬驿站时，玄宗的部队抗命鼓噪，要求皇帝处死她。后来流传着一则故事，说有个老妇人偶然在路旁拾获了杨贵妃的罗袜，还向想要一睹为快的好奇路人索价，赚了一笔。 (8) 一只遗弃路旁的袜子所引来的感怀凭吊以及窥视价值，致使人们穿凿附会，以为杨贵妃必然拥有一双小脚。不过，车若水认为这则传闻并不可信，因为“不见出处”。　

除了潘贵妃、杨贵妃的掌故之外，还有第三种起源传说；这是由学者兼藏书家周密（1232—1298）所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他的说法，五代时期南唐李后主（李煜，937—978；961—975年间在位）后宫一位名为“窅娘”的舞伎，才是缠足的始作俑者：“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五色瑞云。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曲，有凌云之态……是人皆效之以弓纤为妙，益亦有所自也。” (9)

窅娘是个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她的故事，又架构在信而可征的历史脉络里。佛教在南唐社会极为盛行，李后主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宫廷和民间也普遍接受佛教。故事里为窅娘打造的“金莲”舞台，仿佛是唐代佛像雕塑常见的七彩珠玉莲台（见图十）。南唐的金、银匠师，技艺尤其出类拔萃。此外，李后主还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舞蹈设计家；他的正宫周皇后也是确实可考的历史人物，据史册记载，她不但善于弹奏琵琶，而且还精于设计新颖的宫廷舞步。 (10) 因此，窅娘的故事尽管无从证实，依然煞有介事地流传开来。到了15世纪，她的传说已最常被引述来解释缠足的由来。在正史缺乏合乎期待的文献记录的情况下，一则传说反倒借由简洁生动的叙事和描绘，担负起传达缠足意义的文化工作。

的确，潘贵妃、杨贵妃和窅娘的故事，就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整体言之，这些故事比起可证实的史料，更加活灵活现，因为它们意味着，学者们倾向于将缠足扣连到男性的权力与奢靡、红颜祸水，以及后宫舞伎乍现的声色之娱。现代人常常认为缠足是为了捍卫女性道德和贞节，但若以此解释缠足的兴起，不仅找不到相呼应的历史资料，连有关的传说掌故也无法支撑这个说法。相反的，在起源论述里，缠足被当成标新立异、道德堪虑的议论对象，并招来阵阵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