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的信物
与缠足有关的各种物品，对于一个妇女而言，除了用于日常装扮之外，还成为她与她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媒介，因为它们在经济的、礼仪的以及情感的交换上，可以充当信物的角色。在俚曲《禳妒咒》里，王媒婆对于地方官李知府应允给她的说媒报酬，感到怦然心动：“〔李知府〕许下给我裂半尺布的裹脚。待俺去走走，设或说成了，挣他这一宗布来，裂了裹脚，只怕还剩下一双鞋里也是有的。” (73) 由于缠足已是普遍实践的习俗，一定长度的裹脚布甚至被视同交易活动的货币。从“裂”这个动词可以看出，此一甚少被讨论的女性私密服饰物件，乃是由素棉布所制成，用撕的才会比用剪的更平顺整齐。不过，“半尺布”的意义必须再推敲。“半尺”长的布，应该不够用于缠足，因此它很可能是指宽度。 (74) 裹脚布的消费，更不用说是需要更新替换的鞋内垫，让人想起前述讨论“缠足作为妆扮”时，曾强调过的日常照料维持。小脚确实可能如同李渔和汪景祺所透露的，在男人眼中，是一种挑动欲望的华丽物体；但对需要踱着小脚漫步的女人而言，身体与足服的物质性才令她们耗费精神。
缠脚用品只占妇女针线手艺产品的一小部分。对妇女而言，纺织物件体现了商业交易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或家庭关系。在另一出俚曲（《翻魇秧》）里，有一位名叫范慧娘的女子，出身陕西官宦大户人家，与仇禄成亲，二人暂居范家。当慧娘初次到仇家宅子，拜见婆婆和仇大姐（丈夫的姐姐）时，奉上她的礼物：“大姐陪着坐下，〔慧娘的〕丫头端过礼来：婆婆是绣鞋、枕顶、尺头四端；大姐是绣鞋、枕顶、尺头二端。” (75) 标准的北方枕头，形状有如细长方形盒子；“枕顶”指的是两块方形绣花织品，长宽均约七寸，用于装饰枕头的两端；其材质多为红绸缎，绣以花卉、蝴蝶、白胖男婴或戏文角色等精致花样，象征着年轻妇女对美满姻缘、早生贵子的愿望。绣鞋和枕顶都含蓄地扣连到闺房之乐。由此观之，虽无锣钹开道，但它们既是馈赠夫家女眷的典型嫁妆物品，又具体而微地展现她的针线手艺，因此，仇大姐代表夫家收下了。
不过，有关绸缎尺头的部分，就出现了细腻的交涉。仇家原是小地主家庭，不但拥有自家田产，而且还有足够的田地租给佃户，但自从一家之主仇仲被强盗掳去之后，家道一落千丈。仇家的二儿子仇禄是名秀才，慧娘的父亲对他青眼有加，招作女婿。仇家妇女明显地表现出对于两家地位差距的敏感：
大姐说：“尺头收不的。”……
俺家全无杯水敬，到着尊宅费事多，收下咱娘心不乐。
端过去咱娘看看，看咱娘是待如何。
仿佛套好台词似的，婆婆果然不肯收新媳妇和亲家的厚礼：“反过来了，到着您爹娘费这样事？”仇家母女都承认两家门户不相称，社会交换的流程“反过来了”：她们本该是赠送礼物的一方——只要她们负担得起的话。
慧娘不肯就此退却：
俺爹说，两匹绸、两匹纱，着娘做件衣裳罢。
怎肯从新拿回去，拿去也着爹娘骂。
这不是甚么好物，反回去断然不拿！
终于，慧娘的孝心和谦恭言辞，说动婆婆收下礼物。但是大姐依然辞谢道：“咱娘罢了，我可断不肯领。”慧娘便改以强调人情关系的修辞说服她：“姐姐收下。往后借重姐姐处多着哩。” (76) 照她说，眼前不相称的交换，将在未来调整过来。有了这番说法，大姐就不再坚拒了。
稍后，慧娘大方地发送礼物给每位“客家老婆子”——在地主家中帮佣的佃户妻子——“每人红绢三尺、钱二百”，她们纷纷过来给她磕头，表示敬意。 (77)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尺头四端”作为送给婆婆的礼物，是一份重礼，而且严格来说，实在也没有必要。这些超出分际的礼物，原本象征着双方在经济条件上存在明显差距，不过，经过一番言语往来之后，转而成为标识彼此情谊的信物，一种有待未来兑现的互惠承诺。慧娘说礼物是她爹娘要她带来的，以此劝说婆婆收下礼物，尽管如此，身为新媳妇的她，与夫家女性亲戚之间的这种物质的和情感的交换，仍属妇女们自己的私事。 (78) 像这样，就一份包括了绣鞋与枕顶这类针线成品，以及未裁切的布匹原料的礼物，进行收受与否的交涉，将妇女们联结在生产/消费彼此劳动成果的一个象征回路。
总之，在蒲松龄的俚曲作品里，大同妓的形象、北方和西北情欲，以及“西行”主题，都围绕身体劳动和日常物质性这两条轴线开展和布置。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寻常男女的身体和物件，由此突显出缠足的非情欲性的一面，就此而言，他与李渔、汪景祺二人所关注的面向，截然不同。虽然这些俚曲出于男人的手笔，但它们极贴切地从女性视点来观照清代初期缠足的累与用。缠足的功能溢出了李、汪二人聚焦的感官诱惑范畴：它赋予女人“天然的”女性身份，扮演自我呈现的媒介，而且也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社会差距和失衡提供了一个调节疏通的管道。缠足带有情欲色彩，这一点固然毋庸置疑，但与之并存的，还有女性自身的种种关怀：礼节、仪容、装扮，以及与自己的身体有关的各类日常物事。因此，尽管蒲松龄的俚曲仍属于男性作家的论述和主题范围，但也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一窥缠足妇女借由她们的身体所生产与消费的事物，以及由这些事物的密度与质感交织而成的万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