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泳：从考据到社会批判

如果说赵翼将缠足摆放在身体礼仪的脉络之下，从而为此前的缠足溯源争论作出裁决，那么，30年之后，另一位学者钱泳（1759—1844）则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说是“现代的”也不为过——起源论述。钱泳的笔记《裹足》相当长，由六个部分组成。他呼应胡应麟对缠足风行年代的分析：“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民小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不过，他感兴趣的，不在于判定缠足的历史源流，而在于借古责今。

在钱泳的想法里，“今世”的陋习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缠足俨然已成为一股狂热，尤以北方为盛。钱泳确认赵翼说法，指出缠足为一种带有明显区域差异的地方性实践。最为纤小之足，可见于“燕、赵、齐、鲁、秦、晋之间”。在这些地方里，母亲们成了制造微型足的专家，她们首先要令小女孩在两三岁时，“便能行走”；四五岁之间，即将双足“以布条阑住，不使长，不使大”；待到六七岁，双足“已成片段，不缠而自小矣”。我们不太容易确定他所谓的“已成片段”是什么意思，也不清楚“阑”与“缠”有何区别。不过，钱泳清楚地表明，缠足在北方盛极，并已发展出特殊的缠裹方法。相对的，在南方，缠足风尚较不那么鲜明：在“两广、两湖、云贵”诸省，“虽大家亦有不缠者”。

在江南的心脏地带，包括以丝、棉生产闻名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四府，女子虽有缠足，其“小脚”的尺寸却是最大的。根据钱泳的说法，这是由于这些地方的母亲们“怜其女缠足之苦，必至七八岁方裹”。“是时两足已长，岂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紧缠，使小女则痛楚号哭，因而鞭挞之，至邻里之所不忍闻者。” (62) 经济史学家李伯重认为，从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棉纺织工作的收入颇厚，来自江南乡间女孩们的每日工资收入，能有男子雇工所得的七八成。一名农妇如果在一年里从事纺织工作130天，她每年可赚得的米粮约有3.6石，足供自给。若是工作日数倍增至260天，她便可为家里赚取相当的银钱收入。女性劳动对家计的重要贡献，有助于提升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63) 钱泳提到女儿裹足年龄延迟的情况，间接地佐证了江南妇女的经济贡献。不过，他将缠足的延续归咎于母亲们盲目追随习俗。

钱泳对全国各地缠足风俗的解说固然珍贵，但更重要的是他客观论说的方式。赵翼提到那些不缠足的例外区域时，只是错乱地罗列，相形之下，钱泳的风俗调查，既具系统性又带有比较的意味。虽然如同我们在下一章将提到的，早在17世纪，人们便已注意到缠足式样具有南北区域差异，但是采用一种全知观点写出类似民族志调查记录的，钱泳乃是第一人。他依地理位置将帝国划分为若干区块，然后对这些地理区块中的典型缠足尺寸一一作比较。这里面的预设是，作者知道一切，好似他曾周游各地，拿了一把尺四处测量，收集各地缠足尺寸的数据。这个帝国（以及后来的“国族”）于是被当作可供比较的部分的总和，予以观照；而在国族主义萌芽的年代里，新兴的反缠足论述正是架构在这种认知方法之上的。

前此的考据学论证都穿梭于“古”“今”之间，钱泳也不例外。不过，他特别强烈地关注今世，所以，他一开始就肯定地说道：“妇女裹足之说，不载于经史”，当然更“无有一言美之者”，然而当今“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卷二三，第14a、15b页）缠足在18、19世纪里，成为界定女性特质的关键要素。正因如此，女性的堕落与隳坏，就更无可避免了。钱泳以一种道德指控的口吻，总结他对缠足起源的看法：缠足专用的鞋子，原为宫廷舞者的发明，乃“贱者之服”。 (64)

虽然缠足“不载于经史”的说法已是老生常谈，不过，钱泳并不像前人那样强调古代文献作为知识库藏的功能，而是想要指出政治干预的可行性。既然缠足未受古文献认可，那么，缠足习俗就能够而且应该被制止。他在文章结尾时，清楚表明了他的用意：“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卷二三，第16a页）事实上，钱泳是第一位提出行动方案的考据学家：责成“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一体依循满洲妇女不缠足之“王制”；在他看来，八旗妇女皆不缠足，乃“古道犹存，其风足尚”。至于“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则“听其自便”。如此，十年内，可达“积习渐消”的效果，然后“天下万民皆行古道矣”。（卷二三，第15b页）

钱泳的方案很有意思，因为这正是19世纪90年代纷纷出现的地方反缠足团体想要达成的目标。再者，由他豁免“目不识丁之小户”的提议来看，钱泳对于驱使缠足风俗扩散的原动力之一，亦即，一种社会下层对上层风习的模仿效应，也有相当理解。只要能够改变权力精英的观念理想，就可以对缠足实践的改革大计，产生杠杆作用。这同样也是传教士与国族主义改革者的策略。的确，就修辞和行动方案的提出而言，钱泳仿佛已经预见了现代反缠足运动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