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名妓

在现代，不少记述都把大同视为赛脚会的发源地，这或许并非偶然。自从明武宗（年号正德，1506—1521年间在位）从大同和宣化搜罗少女充实后宫以来，这个城市在一般人的想象里，就成了盛产北方佳丽的乐土。 (18) 像这样的传说，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在城市认同和城市印象的塑造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像大同这么一个地方——或是任何其他的地方——的风情，若与那些无名的地方两相比较，更显魅力万千。因此，有关大同名妓故事的述说者/评判者，必然是一个周游各地的旅行家，如此他才能够拥有鸟瞰式的视野：他是典型的男性主体。因此，常见的故事叙述者，乃是沿着同一地理景致上的路径，途经一串大小城镇的旅人，好似赛脚会期间，挨家挨户“以饫眼福”的“轻浮男子”。如果说，现代赛脚会记事的手法，着重在渲染女性的自我展示能动性——同时又把女人框限于一地——那么，在早期的冒险游历故事里，男性文人极有效地发挥了他们的权力与能动性。由此观之，赛脚会所“赛”的，与其说是女性的技能，还不如说是男性的知识和品味。

特立独行的17世纪作家李渔（约1610—1680），就是一位习于游历各地的文人，在《闲情偶寄》里的《手足》一文，他展现了赏玩缠足在本质上是男性自夸的表现：“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李渔以个人的直接经验，提出他的比较知识：“兰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飞，男子有时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犹觉刚柔相半；即有柔若无骨者，然偶见则易，频遇为难。至大同名妓，则强半皆若是也。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 (19)

《闲情偶寄》收录了大约300则短文，分属八“部”：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针对这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主题，李渔一本正经地写下了他的指导意见，使得许多人认为这本刊印于1671年的著作，为当时都会文化圈里的读者，提供了一部有关日常感官生活的品鉴手册或指南。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起前三部，后五部里面的知识，更具有实用价值。李渔有关名妓双足的品评，其实别有用意：借以宣扬作者在评赏女人方面的行家地位，这有助于提高他日后受到聘雇的机会。 (20) 尤其，这些品评文字出现在接续《词曲部》与《演习部》之后的《声容部》里，并非偶然，因为李渔本身即为剧作家兼理论家，在这些领域，早已声名卓著。 (21)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份指南，指导人们如何挑选和训练家庭歌伎，更进一步还包括了姬妾的选择原则。这些艺术的与身体的培训标准，并不是用来要求正妻的。

李渔提到，他曾在扬州“代一贵人相妾”。 (22) 他还说过：“向在都门，以此语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间拥二妓，一晋一燕，皆无丽色，而足则甚小。予请不信者即而验之，果觉晋胜于燕，大有刚柔之别。”当他用这类口吻吹嘘他的品鉴能耐时，他心里无疑想到了一些潜在的“贵人”客户。根据他的方法纲要，李渔亲自调教了两名新近纳置的歌姬乔姬和王姬，或许就将她们塑造成甄审女性（或该说“姬妾”）举止与柔美的范本。 (23)

现代读者可能会对上述情形感到愤慨，既因少女遭受物化，也因买妾制度的存在，更何况，李渔这个人不仅自己养妾，而且还代人买妾谋利。我无意为李渔辩护或对他提出谴责。对于他的文本，与其诉诸情绪和道德主义的反应，我更愿意从分析的角度，锁定它的特殊性。他的《手足》和《鞋袜》这两篇短文，乃是清初仅见的以散文文体明白表示赞赏缠足的文章。其他谈论缠足的文章，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若非以中性语言探究其源流，就是以谴责为基调的批判文字。 (24) 李渔这么一位散文家——韩南称之为“在其时代中最畅销的中文作家”——的独特声音，因而值得一听。 (25) 身为作家，他沉迷于风格的创新，这一点可能使他在突破文类题材的禁忌时，无所畏惧；他一心追求品味，视之为自我的表现，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他何以对其赏玩行径毫无羞愧之意。不管怎么说，他所揭示的赞赏缠足的态度和标准，确实引起了他那个时代城市读者群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