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身体：制鞋与市场
考据学家胡应麟（1551—1602）抱怨道，他那个时代的女人已不再制作自己的鞋子，而委由“当职之缝人”做这项工作。 (54) 虽然制鞋经济的资料极为贫乏，但根据轶闻史料，我们仍可推想，“缝人”为女性裁缝师或手艺人，受雇于大户人家，应其要求制作鞋履。不像男鞋那样，女性足服直到现代之前，都未完全发展成店头商品。
16世纪以降，许多家用器物和私人用品，皆已纳入商业生产的范畴，情况日益普遍常见。当时一位敏锐的时尚趋势观察者——松江人范濂——已然注意到，在男性足服的生产方面，出现了剧烈的变化：“鞋制，初尚南京轿夫营者；〔松江〕郡中绝无鞋店。万历〔1573—1620〕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而轿夫营鞋，始为松〔江〕之敝帚矣。”
制鞋业的兴盛，受惠于旅行和区域迁徙日趋便利。一位史姓制鞋人从邻近的宜兴迁移至松江，他所贩卖的蒲鞋编法高明，因而带动了蒲鞋的流行：“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 (55) “男人制鞋”，或者说，家庭妇女缝制鞋子景况之不再，等同于制鞋的商品化。不过，从范濂的描述来看，商品化的鞋式，乃是专为男人设计的。
葡萄牙籍的道明会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曾于1556年冬季在华南的广州城逗留数周，在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鞋履市场，时间还早于万历时代数十年。他对于鞋子的产量，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现象也象征着中国的富饶。他在书里有一章专门谈论足服的“工匠”与“商人”，开头就说道：“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了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并且还发展出一种定价结构：“高级的鞋和靴是用争色丝包面，用细捻线刺绣。靴的价钱几十克朗到一个克朗……因此富人和很穷的人都可以穿鞋，富人则可任意挑选。三个便士或一个里亚尔的鞋是用稻草制的。” (56)
除了迎合当地顾客需要的鞋店之外，区域性的足服贸易也已逐渐发达。一部刊印于1599年的类书，特别提醒走方商贩，各地村镇与城市特产的足服，各有其优缺点：“火石桥、泽州、扬州，布底棉鞋甚紧；凤翔府、汾州、潞州，缏底编鞋却松。南京丝鞋，高低不等，苏州丝鞋，总是中中。南京履鞋，材高衬软终耐穿。扬州屐鞋衬硬材低终不久。” (57) 凤翔、汾州、潞州和泽州都位于陕西和山西等西北省份；南京、苏州和扬州则在江苏。制鞋业无须倚靠稀有原物料就可以生产，因此不论是在帝国的心脏地带，还是边陲区域，都可出现繁荣昌盛的市况。
日用类书也鼓励地方业者推出新产品，并在较远的地方开发新市场：“江阴管草鞋，亦是一桩生意。初春收下，晒干圈堆门窗，封以纸沉，不可令其风入。风入者，恐其变色，遭梅雨，便要斑黄。暮秋以后加兴，湖广去得太多，稳有五分之利。”江阴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港埠。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口是另一处好地点：“瓜洲麻鞋，亦是一行生意。正二腊月，收下晾干。细粗品搭，用包打成。南北通行，自有客商收去。” (58)
尽管作者并未提及制鞋家庭里的分工情况，我们还是不妨这么推想：为了贴补家用，农家妇女本已投入纺纱和其他加工制品的生产，足服的区域分殊化和长途贸易，则又提供了她们一个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男性足服的商业化，以及应运而生的男性专业鞋匠，并未终结女人的制鞋生涯。
由于文献证据和物质证据的阙如，我们对于女性身为足服消费者的环境，依旧茫然不明。看起来，松江和广州的鞋店，以及四处贸易的鞋商，他们的客户都是男人。有关良家妇女穿着鞋店货品的情形，仅有的暗示来自苏州人沈复（1763年生）的记述。当他的妻子陈芸欲扮男装赴灯会参观，沈复提议道：“坊间有蝴蝶履，大小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 (59) 虽然“蝴蝶履”受到新潮女子喜爱，用作平常穿着（以及在公开场合假扮男装之用），这种鞋子，仍然是为男人设计的平底鞋。
19世纪头十年间，一名扬州人评论道，他家乡扬州的鞋坊所制之蝴蝶履远较苏州和杭州制品更高级。鞋子软底系由十层至十二层细毡缝成，鞋帮则以紫色或灰色素缎、洋呢（进口羊毛）、绉宁绸缎等镶制。更以乌黑亮丽的绒缎，做成大蝴蝶，贴附于鞋尖处，故名“蝴蝶履”。这名扬州作家记得在他年幼时，曾以元丝银五六钱购得一双蝴蝶履，但到了他年长之时（18世纪末），鞋店所售之蝴蝶履竟已要价一两二三钱。 (60) 由于坚固舒适，它们始终是受欢迎的日常男性足服。在鞋店里，除了蝴蝶履以及其他男性足服之外，可以想见的是，不缠足妇女大概也可在此买到她们要穿的鞋履。不过，若说一般良家妇女所穿的鞋子，同样也能在鞋店里购得的话，就比较难以想象了，因为她们的鞋子还夹杂着鲜明的香艳性质。
这个预设，可由一项事实获得佐证：在清代的法庭和戏剧中，女子的绣花鞋，尤其是睡鞋，被认为象征着她的性欲，因此，如果丈夫以外的男子持有她的绣鞋，便足以指称这对男女存在着私通关系（见图十九）。1737年，发生在锦州的一桩妇人命案里，死者王氏（23岁）的一双绿布睡鞋成为案情审理的关键证物。王氏的丈夫以卖菜为生，因本钱不够，曾向友人张大（33岁）借钱，张大为一名货郎，以贩卖杂货为业。6月10日早上，王氏的丈夫外出卖菜，张大出现，与王氏发生斗殴。王氏的脸、颈、腹等处均遭张大刺伤。她告诉当地保正，张大来向她讨债，见她单独可欺，意图强暴，她抵死不从。当天稍晚，王氏伤重不治死亡。
张大在案发当场即为王氏的房东制伏，扭送法办，押在牢里。当新任县令重新审理时，张大供出一套新的说词，指称他与王氏素有奸情，6月9日那天，他撞见王氏又与一名男子武某发生关系。隔日早上，张大向王氏求欢被拒，愤而行凶。他向县官供称，他的货郎箱内有王氏送他的一双睡鞋，以证明他与王氏确曾私通。武某亦招认与王氏有染，因此增添了张大供词的可信度。不过，对于唯一可证明王氏生前与张大私通的物证绿布睡鞋，王氏之母虽认得这双鞋，但是说它们“原是女儿做来自己穿的”。王氏的丈夫则不曾见过它们。最后，县官倾向采信张大的说词。 (61)
还有一个1743年发生的案件，其中显示，甚至妇女外出穿着的套鞋，一旦出现在男人的包袱，也会造成他人的猜疑。案情经过大致如下。余起的妹妹新婚归宁，回夫家时，由他陪同护送，当他们路过河南永城县境时，已值午夜，两人只好到附近村庄求宿，却遭当地流氓李某拦下，刻意寻衅找碴。李某翻看余起的包袱，发现在其被套之下，塞着一双女鞋，他于是指控余起拐带女子，夤夜私奔，这双鞋子即为明证。后来，李某强暴了年轻的新嫁娘，导致后者自尽，整个事件乃成为一宗司法案件。主审的县官并未接受李某的借口，何况他的辩解也绝不可能减轻他的罪行。 (62) 不过，李某的辩词尽管牵强，但还是证实了一点：当时的人们，常将女子的鞋履视为她们私密身体部位的延伸。假如它们已成为商品，可在市面上购得的话，视其为定情信物的一般看法，就站不住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