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徽：“非马非驴”

不过，薛绍徽却另有一番看法。对于沈女士痛陈缠足之害的来信，薛绍徽的回应显示，她的态度与启蒙观点大相径庭，这不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属难能可贵。她劈头便说，“用意虽属可嘉，惟所言未免过当”。她接着颠覆了反缠足运动的两个流行论点：缠足没有传统根据，以及缠足女子为祸水红颜。薛绍徽循着考据学者惯用的方式，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堆关于缠足的典故，以此论说缠足自古已有（可惜薛的结论其实与历史事实不符）。 (4)

薛绍徽反驳天足论调的目的，并不像辜鸿铭那样是捍卫缠足传统，而是导引出一项极为重要，却备受巨型史观忽略的向度：内在于女性身体的主观感受。她首先就康有为对于缠足有违父母慈爱之心的批评，展开她的驳议：“至若〔父母之〕仁爱，无伤于穿耳，岂父母之不慈？闺房〔行缠之乐〕有甚于画眉，匪男人之轻薄。”薛绍徽用含蓄而婉转的措辞，抒发了一种罕见的、前所未闻的女性观点，指出缠足实有助于闺房之乐。

她进一步说明，缠足妇女可以“全凭十指，压针线于连年，黾勉同心，课米盐于中馈”，从而对家庭与国家作出贡献。这看起来仿佛是传统妇道观的再现，不过薛绍徽还强调一点，妇女之“自强”扎根于教育，亦即，其“诗书”方面的学习。 (5) 她的看法是，缠足是个人的琐碎小事；一个女人是否缠足，与她的人生价值和国族兴衰扯不上丝毫关系。

薛绍徽最后强调：“彼异端之女与邪说之徒，胡不思，西国细腰是好，饥死几希；东瀛黑齿犹存，养生奚碍乎？”虽然在当时，全球性的比较观点已然相当普遍，不过薛绍徽说这段话的逻辑，并非为了中外对比。她无意套用“我们固然有自己的恶俗，但他们也好不到哪去”这类常见的相对论调，而是想要说明文化——即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称的“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在维系有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习俗的沉淀积累，使得外人眼中难以忍受的恶俗，在当地人的世界里，是桩再自然不过的社会常规。

薛绍徽并不觉得唯小脚是美，更无意对这习惯积极辩护。从字里行间看来，她其实觉得它既过时又碍事：“‘双钩莲瓣’纵教细小可怜，而几寸‘弓弯’诚见蹒跚不进。”只是，在这个她所目睹的过渡时期里，“升沉嗜好，似别咸酸，宛转时趋，各随妆束。是缠之固属无妨，即不缠亦何不可耶？”薛绍徽的包容态度，源自她对于身体顽强性的认识：“如谓既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安能易俗移风？” (6)

薛绍徽既视缠足为妇女无关紧要的琐事，又视身体为攸关妇女本质的部分，乍看之下，这个态度似乎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薛开明地认识到，妇女身体的外形无关乎她读书论数的能力；她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价值，大部分取决于她的教育、心智和意志。同时，薛绍徽对于似箭光阴的单向性，却又展现出一种罕见的理解态度；她体认到，逝者如斯、一去不回的时间过程，决定了物质身体的局限性。甚少出现在男性反缠足运动者口中的这种声音，正是薛绍徽的女性感性表现。对身体的敏锐使她得以超越“天足好/缠足恶”这种蕴涵道德评价的语法。她非但不以道德立场来评断别人应如何处置他们的身体，而且还如此相劝：放过女人，让她们随其所好吧！可惜她这种宽容态度，在百日维新以后蜂拥而来的天足运动中，被急于求成的改革派忘得一干二净。